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之前和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在地理上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了公元前221年，它从黄河下游及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王赢政（他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在他去世之前，将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了他的帝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南方的领土。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吞并了北部朝鲜，把它划为中国的4个郡。

    朝鲜和华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并入中华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可以从事农耕的地区。中华世界的北部边界（今天的内蒙古则是一块边缘地区，既可以作为贫瘠的耕地，也可以成为肥美的草场。对于中国的农民、军队和官员来说，欧亚大平原本身就是一条障碍地带。这里，游牧族的经济、制度和战争方式已经形成并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且，对于定居的邻人来说，游牧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是很难对付的。匈奴族于公元前200年打败了中华帝国的重建者汉高祖刘邦。汉高祖本人仅只避免了居鲁士二世所遭受的厄运。中华帝国政府只得向匈奴割让土地，交纳贡品。而匈奴则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8年两度侵入中国。汉族的反侵犯开始于公元前128年。但是，匈奴人就象欧亚大平原西端的西徐亚人在其收场遭受大流士一世入侵时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象西徐亚人一样，匈奴人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有效地征服或逐出草原。

    作为汉族人反击侵犯的序曲，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遣了一名使者张骞联络月氏（又称吐火罗）。月氏是一支游牧部族，于公元前174年为匈奴逐出甘肃而西迁。张骞的使命是说服月氏与汉人合作，在截击共同敌人匈奴时形成钳击之势。公元前128年，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月氏，他未能说服他们再度与匈奴决一胜负，只得于公元前126或前125年回到中国。公元前115年，他第二次出使，这次到了乌浒河流域的大宛和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的粟特。汉朝于公元前104、前102和前42年占领了大宛。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当然，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从自己边界以外的西部或其他方向，获得过刺激和知识。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感知到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的联系。

    中国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在公元前221年停止。但是，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功业却彻底荡涤了昔日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公元前356年是法家哲学家政治家商鞅开始革命性地变革秦国制度的年代。公元前256－前249年，秦始皇的祖父灭亡了周王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周王室维护着以礼仪统一的遗迹。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了与秦抗争的6个诸侯国。但是秦始皇也宣判了自己祖传王国的灭亡。他的功业的这一结果与他自己的意愿是截然相背的。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象400年以前的亚述和100年以前的马其顿那样，秦的灭亡恰恰在于帝国的建立。秦国本地的人口由于军事伤亡和向外移居驻防而空竭，而这一空虚却由来自6国的被驱逐者们填充上了，就象亚述空虚的国土上充满了同样的被驱逐者一样。公元前221年以后，被征服的6个诸侯国的全部贵族，都被放逐到了关中地区。但是，秦国实行的自杀政策中最致命之处还不在此，而是迫使它的国民们无法忍受其残暴统治。

    秦始皇式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无法忍受的，残忍的统一者于公元前210年死后，3年之内秦帝国就被推翻并瓦解了。但政治上的统一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后，汉帝国又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使得灭亡和重建都成为不可避免。

    秦始皇不仅以放逐贵族的方式破坏了被征服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把全中国重新划分为郡的方式抹掉了各国的边界。这些郡由秦的官员以法家精神进行治理。农民受到徭役和赋税的压迫。秦始皇的法家大臣李斯（约公元前280－前208年），试图压制非法家的哲学派别。公元前213年，他煽动了“焚书”，第二年，他又建议坑杀了大约400名讨厌的学者，以继续“焚书”政策。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需求中最大的政治统一的需求前面已经论及。另一个最大的需求则是标准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车子的轮距，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在中国中心地区的松软黄土地上，车轮必须在车辙内行走，所以不同的车子轮距限制了车的行走范围，就象现代蒸汽机和铁路车辆由于不同的轨阻而受到限制一样）。秦始皇标准化和统一中的最大功绩是把分属于秦国、秦的北方邻国赵国和燕国的抵御游牧族的长城联成一片，使之成为连亘一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伸展到了黄河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它环抱了今天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背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明证，但也迫使匈奴自身联合起来，对付统一的中国。我们已经论述过匈奴的联合在中国产生的后果。

    公元前209年大起义的目标是恢复远古的政体。起义者成功地瓦解了秦国的政体，其结果则是起义者们为分赃而相互征战。最有影响的王位觊觎者是一位前楚国的贵族项羽。项羽建议扶植楚国王室的一位后裔为全中国名义上的皇帝，而项羽自己则作为帝国皇帝后面的掌权者。但是，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国内战争中，胜利者却是出生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名幸运的军人刘邦（汉高祖）。

    刘邦不得不分封他的同盟者以报答他们，他也不得不恢复一些已经灭亡的王国，以安抚公众情绪。但他却将关中秦国原有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在京兆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那里与未来的长安毗连，与西周王朝最后的首都所在地接近，又与秦国的最后一个首都咸阳隔渭河相望。刘邦既吸取了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也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他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他们必须比项羽更有力，而又比秦始皇更为温和地统一中国。所以，在恢复秦始皇强有力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并未表现得很匆忙。

    首先采取迅速的措施，变换受封者和罢黜受封者，使封国变得无害。然后于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把各封国打成碎块。法令规定，将来封国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们瓜分封地，不再是只有长子继承完整的封国。将所有的地方政治单位和行政单位划成小块的积极措施，是汉王朝加强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的措施。汉帝国开国时有15个帝国官员管理的郡和10个正式的自治王国。到了公元元年或2年，则有83个郡和20个诸侯国。这两类地方单位之间的比例改变了，两类单位的规模也极大地缩小了。所有新征服的领土都划为郡。公元前154年7个地方诸侯国的共同叛乱，促使帝国政府完成削弱诸侯国的进程。公元前127年的法令规定，国王死后其长子必须割让他父亲王国的一半给自己的幼弟。

    中央政府积极恢复对广袤领土上地方行政单位的直接控制，又提出了如何补充帝国政府人员的问题。重新恢复秦王朝式的以军功者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方式，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的法术之士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起义，他们自己也为愤怒的起义者所残杀。对秦始皇独裁的反对是如此激烈，对远古政体的怀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刘邦（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后，第一件冲动而行的事就是采纳和推行道家深思熟虑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一位儒生却使刘邦深信，这种与秦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给各郡和王国当局，要求为帝国政府输送优秀的官职候选人，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