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财产），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

    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首先是在关于实际生存上，其次是在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方面，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1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开创了中国哲学。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当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的阶段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能力，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服务的，即为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的目的服务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对法家说来，“法”等于君主的命令。他们认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权力，对臣民和贵族强制推行他的命令。他们还认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满。他们又认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恶的，所以，**政体应当改进这种自然状态。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战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哲学，尽管遵行的程度和残暴的程度各不相同。

    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实际上垄断着政治权力。君主们乐意任用具有实用头脑的法家哲学家来组织和管理自己国家的行政机关。秦国在危难时刻任用了两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机关，这在秦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转折点。商鞅于公元前356－前338年改革了秦国的政府机构，并在一部著作中记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论。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是秦国统治者赢政的亲信顾问。赢政从公元前247－前221年是秦国的国王，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08年，则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却使他的主人秦王赢政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从而也消除了法家垄断政权的基础。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相反的理论。一些思想家赞同法家关于贵族血统不再是（也不应再是）担任官职的条件的观点，但他们不赞同法家的另一个观点，即用为统治者权力欲服务的才能来取代贵族血统，作为任官的条件。他们寻求一种道。与奉承**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这种道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构造得更好。

    如果道还没出现，就既不能辨别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预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义似乎是代表爱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它大概已经变得客观化了。正如孔子所看的那样，“天道”是远古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