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3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取霸权。象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3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获取大量财产，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