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4个世纪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开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习惯于讲希腊语，并习惯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尽管已得到证实，其并非是从雅典移植而来。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曾移传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虽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过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公元前30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会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伊壁鸠鲁的同仁们在雅典居住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兰萨库斯的富有的弟子们为他们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在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吕克昂，后者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4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