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被仍保持独立的、不可征服的迦南人的飞地所隔离。在中部沿海地区，古老的腓尼基诸城邦国家相对平安无事，在黎巴嫩山脉的屏卫下，它们未受入侵者的侵袭。那时，山上的森林还未被砍伐殆尽。在叙利亚北部，赫梯难民建立了几个相互独立的地方公国，当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倾覆之后，赫梯的政治统一自然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叙利亚文明是以政治分裂作为开端的。在公元前11、10世纪，当移民定居下来之后，曾两度试图自南端对叙利亚进行政治统一，均以失败告终。

    在公元前11世纪，菲利士人征服了高原上的以色列部落，他们装备精良，5个城邦国家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人力不够，他们很难制服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的武装。以色列人共同信仰耶和华的象征，也是他们笃信的该神力量的物质容器，是一口可以搬动的箱柜（“约柜”），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游牧阶段留下的文物。菲利士人得到了这个柜子，并把它带出以色列，可是，当它被运到家乡后，却在各个城市引起了剧烈的动乱。菲利士人马上又把它搬出了自己的领土。菲利士人从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武装的办法是，不许他们拥有铁匠。他们允许以色列人保留金属制造的农具（如果不允许以色列人使用金属农具，就不可能有效地在石质土壤上耕作，他们便无法从这里征收以农产品为形式的赋税），不过，他们强迫以色列入到菲利士人开的铁匠铺重新打制农具，以保证在以色列没有铁匠将农具改制成武器。对此，以色列诸部落的反应是：统一在一个国王——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指挥之下。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个有争议的政治革新，的确，统一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获得解放。扫罗在战斗中倒下了。后来，一支游击队的犹大支派领袖大卫，领导众人打败了菲利士人，并将他们逐出了以色列的领土。直到公元前743年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占领了菲利士提亚之时，菲利士人才最终丧失了独立，不过，他们早已失去了将叙利亚统一在其政权之下的机会。

    犹大支派的人们在大卫领导下，暂时得以将整个南叙利亚（菲利士提亚除外），并由此向北一直远至前黎巴嫩山脉最北端的内陆，即大马士革以北地区都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他赢得了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忠诚（以色列人在同意扫罗为王时，也就是默认了在政治上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提尔的友谊（那些腓尼基人从来不喜欢他们的南方移民邻居菲利士人）。大卫征服了犹大人的同族希伯来人、埃多姆人、摩押人和亚们人。他还征服了两个阿拉米人的公国大马士革和佐巴，这使他又得到了北叙利亚最靠南方的一个由赫梯难民建立的哈马公国的友谊。

    大卫能够把王国传给儿子所罗门，父子二人的统治时期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前922年。不过，与以前的菲利士人的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只是昙花一现。犹大本土太小，文化上太落后，地理位置太不方便，不可能保持大卫所建立的功业。在所罗门生前，埃多姆和大马士革已相继起义。所罗门死后，非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也脱离了犹大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王国虽然比犹大王国强大，但也尚未强大到足以阻止亚扪人和摩押人恢复独立的程度。结果，除犹大本土外，大卫和所罗门王国硕果仅存的、其犹大王国王位继承人能够保留的唯－－块领土就是使雅悯支派最南端的一段狭长地带，外加迦南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大卫生前占领了该城，并定都于此。

    大卫创建帝国所获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区的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这些地区都处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间，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政治独立。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犹大国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则是埃斯德赖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经济心脏地区。也许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时，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内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战斗，或许他们仅仅是被大卫建立的军事强国所压服，无论如何，大卫吞并这部分迦南人的领土、与独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国家构成缓和，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项工作。从公元前10世纪起，以色列和犹太在叙利亚新型的后民族大迁徙社会中实现了彻底的合作，而今这一社会已变得与众不同。

    菲利士人和犹大人的帝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与此同时，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经济成就却是历久不衰的。当菲利士人和犹大人在为帝国兴衰而奋斗时，腓尼基人则正致力于字母系统的发明。由于生产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艺品，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经商艺术，其风格颇具埃及色彩。提尔国王希兰在工艺、技术上向所罗门提供了援助，这正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宇所需要的。两位国王还在印度洋上合作开辟了一条海上商路，它以所罗门在亚喀巴湾顶端的港口为基地。此时，阿拉伯人已经驯养了骆驼，这一时间晚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的年代，不过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冲出阿拉伯、侵袭叙利亚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驯养了骆驼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邻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生畏。不过，正是驯养骆驼这一业绩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断扩展了叙利亚文明的范围，使它越过了阿拉伯，一直到达半岛最南端富饶的高地。

    希兰和所罗门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从而使也门在文化上并入叙利亚一事成为定局。我们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访问过所罗门，不过即使这个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实，叙利亚和也门似乎仍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发展相互间关系的。显然，红海在长达2000年中一直作为埃及内海之后，它又成为叙利亚的内海。

    所罗门王国的分裂并未使后继诸国之间停止贸易往来。以色列王国和大马士革王国相互竞争，他们经常因外约旦的争议地区开战。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经常在双方间易位，战胜一方得到的奖赏便是在对方领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贸关系。当大马士革占上风时，它强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马利亚为大马士革商人划出一个区域，后来，当以色列打败大马士革时，它也强迫大马士革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个区域。不过，所罗门王国分裂之后，从提尔到亚喀巴湾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这或许正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部地区为海上扩张而寻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边界基列①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徐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洗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进。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抵～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边界基列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涂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狂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祗一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以利沙还有权进入大马士革。阿摩司则是一个在以色列活动的犹大先知。

    显然，以利亚和亚哈之间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以色列，耶和华是否不仅对外国神祗有优先权，而且还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过，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宗教招牌下出现了经济、社会问题。叙利亚世界各国之间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日益活跃，其后果之一便是对叙利亚各国国内生活带来了压力与考验，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落后”的。在这类国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国，当地的统治集团力图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业对农业占优势，财富的权力对习惯的权力占优势。结果是，在以色列这类国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财产分配，引起了一个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跃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

    到阿摩司活动的时代，腓尼基人第二个成就更激化了叙利亚世界的社会危机。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已发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间，亚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开始与撒了岛、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开始在地中海西侧盆地的南岸开发拓殖地。这个经济成果也许已给腓尼基各国招来了社会麻烦。阿摩司的著作则证明了以色列社会的大动乱。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会弊端也许正是以利亚反抗亚哈和耶洗别的原因之一，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亚的家乡是外约旦——这一地区的游牧习俗尚未完全被定居农业所压倒。在公元前9世纪，每一个蒂什比特人都会为耶斯列和撒马里亚感到震惊，更不用说提尔和西顿了。

    以色列、犹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关宗教、国内社会正义、国际关系的著作中，这3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几个方面。光阴荏苒，物换星移。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听任于这个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