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象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极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中，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在那里，物质上蒙受到的毁灭性损失和人口组成成份的变化是同样灾难性的。不过，在同时受到同一灾难的袭击之后，叙利亚比另外两个地区恢复得要快得多。在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之前，文明已在叙利亚深深地扎下了根。到那时为止，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对叙利亚的渗透已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两种外来影响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基本失去活力之前，叙利亚创造本土文明的能力一直受到压抑。不过，甚至在约公元前1250年之前，即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动荡开始之前，叙利亚已经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创造力，它已迈出了发明字母文宇的第一步，这批字母历经种种变迁，到目前为止，已成为除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岛西部埃及矿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现了草体的所谓“西奈文书”。在叙利亚南部也发现了同样笔体的铭文。假设这种文书是字母文字并是闪米特语，人们试着识读了这些文字。不过，尚没有一种识读方法得到公认。如果的确能证明这种文字属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许还能证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处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门使用的南闪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书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在公元前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在靠近叙利亚海岸北端的乌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用的是选自苏美尔－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库存里的一些字组成的字母。经过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尝试也荡然无存。用后来再次发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写出了人们已知最早的铭文，它或许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不过现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这种字母。经过第二次发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不少字母的名称和原型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如同前一批流产了的字母一样，腓尼基人在创造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时，从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过，这两次，他们都是用一组借来的字代表一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中所有的辅音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发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着闪米特语的民族保持了他们独立于苏美尔和法老埃及这两种古典文明的文化，虽然他们曾一度被苏美尔和法老埃及征服过。最早能够识文断字的操闪米特语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苏美尔字体并按苏美尔人的方式运用之。不过，对苏美尔语言结构来讲，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闪米特语一个词的词根要包括一组三个辅音，通过加饰前缀和后缀插入或省略元音产生的各种变型，仍保持了其特点和排列顺序。闪米特语的语言结构要求发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个辅音字母，其总数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发音组的小范围内。

    我们不知道住在卡尔迈勒山的旧石器时代穴居人讲什么语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建造者讲什么语言，不过在叙利亚，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在闪米特语流行之前，这里还曾使用过别的语言。不讲闪米特语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纪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难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讲阿莫里特语的、在公元前13世纪讲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民族）所抵销了。叙利亚闪米特语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语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语并非闪米特语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语是非迦南语的闪米特语族中其他语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来的希伯来人（摩押人、亚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埃多姆人）都讲起了迦南语，虽然追根溯源，希伯来人最初可能是讲一种与阿拉米语很接近的闪米特语。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迁徙中进入叙利亚的。只有在叙利亚中、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阿拉米人对迦南语十分反感。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铭文约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们并不用它书写迦南语，而是用这些字母麦达他们自己的阿拉米语，尽管这些字母本来是被发明出来书写迦南语的。

    这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叙利亚产生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表达各地的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约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间，土生土长的迦南语仍保持了它的统治地位。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之前，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农业国，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叙利亚土地上安居下来，便很快成为农业劳动者。现在认为，犹太人每年的礼拜仪式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实的和传说的事件），不过，最初，这些节日有着庆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社区劳动生活的痕迹。

    从根本上讲，农业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农业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农作物和家畜丰收丰产，人丁兴旺。人类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数农业社区中，刺激兴旺发达的一个良方就是和谐的性魔术。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叙利亚还在搞这种魔术。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共有的农业宗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节死去、在来年作物萌发时复生的神祗的神话和仪式。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苏美尔和阿卡德被称为坦木兹，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称为俄赛里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被称为巴力（亦为“主”的意思），关于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话肯定有着共同的源流，因为这几个地区对这位神祗的描述十分相似，这一点绝非巧合。

    在时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战争始终是奉献人类牺牲的主要形式。自从发明了飞机以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已不再仅限于战死疆场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过，不合逻辑的是，许多战功赫赫的武将居然对和平时期以平民作为牺牲品感到震惊。这些牺牲品要么是国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过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长子，虔信者希望贡奉这种最高级的牺牲，从而迫使神祗满足他的一个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从未存在过这种非军事的、以平民作牺牲的方式。在苏美尔，自乌尔第一王朝之后，屠杀国王奴仆的行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旧大陆，只有叙利亚及其海外拓殖地举行将孩子活活烧死的贡奉仪式。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当摩押人的国都被敌人的联军围困时，国王梅沙奉献了一个儿子。大约公元前735年，在同样情况下，犹太国王亚哈斯将其子活活烧死以奉献给耶和华。他的一个继承人玛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这1000年中，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共有的另一个宗教现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词“那比”的转译，意为“宣道者”，而不是预言者，虽然先知传达的消息可能既是预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乱、癫狂的状态下施行的。在叙利亚，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个埃及使节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当比布鲁斯国王贡奉了一个牺牲之后，国王的一个仆人开始痉挛，他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发出了一条命令，为文·阿曼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的扫罗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乱的先知，他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事件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乱癫狂的痉挛时时发作。

    无独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叙利亚出现的这种现象。皮西亚的先知与比布鲁斯国王身边的先知一样，他们在德尔斐发出预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乐的伴奏下东摇西摆，胡言乱语。曾对扫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叙利亚与爱琴海地区这种心理现象，也许共同来源于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时代，一群赛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亲和妻子）的狂热信徒在音乐的伴奏下，迷乱地“发出预言”9在公元2世纪，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预言；在伊斯兰教时代，有米列维托钵僧作预言，自公元13世纪起，他们一直在科尼亚活动，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为止。

    当叙利亚于公元前15世纪被并入埃及帝国时，它在政治上被分成许多小公园。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作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个结果是，叙利亚在外族统治下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被打破了。这时，埃及在南方的政治控制以及取代了埃及人的赫梯人在北方的政治控制，均被冲破了。叙利亚退回到政治上极度分裂的状态，甚至比埃及征服者图特摩斯三世统治以前的状态还要糟。民族大迁徙中在叙利亚定居的入侵者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比如，在沿海低地的南端，菲利士人建立了5个主权城邦国家；以色列人占领了高地，当地各个部落在心理上以崇拜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共同信仰而联合起来，在地理上，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