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最早的地区性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黎明时期以来，与之类型相似的文明社会来去匆匆。其中，也有一些幸存至今，但即使它们中间最古老的幸存者——中国文明，也比它的苏美尔、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驱至少晚近1500年。在所有这些地区性文明中，法老埃及在其第一阶段，即所谓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181年），便以其相对的稳定而显得独具特色。在这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与埃及本土或其他地区后来的制度相比，古王国要稳定得多。埃及古王国灭亡之后，它的一些成就依然存在。极富特色的视觉艺术风格和文字书写体系，均是法老埃及人在古王国建立之初创造的，由他们继承下来的宗教则将其特色一直保留到后来的公元3世纪，直到公元5世纪才彻底泯灭。当然，在这3500年中，它们历尽沧桑变化。不过，在这一时期里，法者埃及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从未中断。埃及人管理调节了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下游水系，并通过此举，将过去荒凉的不毛之地——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和牧场，这一水系管理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幼发拉底河下游过去苏美尔人生活的地区，重新回复到了原始状态。虽然五六千年以前，苏美尔人曾有过完善的水利控制系统，但在现代伊拉克的整个东南部冲积盆地，人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水利设施。在埃及，不论在什么地方，法老埃及古王国的后人们都从未听任其祖先传下来的控制水利的工程被毁于一旦。公元前5世纪，希腊评论家希罗多德曾肯定地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他指的是河水带来的冲积层土壤；随着每年淤泥的增多，冲积层一直在加厚，直到1902年在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之际，这一过程才停止。尽管如此，如果说埃及是前王朝后期和早期王朝时代的埃及人留给后人的赠礼，或许会更贴切。所谓尼罗河的赠礼，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将冲积层盆地的丛林沼泽变为田园的条件而已。在埃及，沧海桑田的巨变是通过埃及人自己的社会组织、勤奋刻苦、工程技艺和行政管理能力才得以实现的。

    法老埃及人的主要成果是在从第一瀑布到海滨的埃及全境内组织了一个颇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法者埃及在其文明史初期便获得了这种政治、行政的统一，这对于保持埃及的灌溉农业是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如上所述，它被保留至今。在法老时代，只有一些短暂的间隔时期出现了政治分裂。埃及学学者将这种间隔时期称为“中间期”，这是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在埃及，自最早的统一埃及的法老即位时起，正式的政治体制就是有效的统一。这个历久不衰的政治成果就其时间之久远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毫无疑问，埃及国内杰出的交通体系为持久的政治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直到150年前人们发明铁路时，这个交通体系也仍是无与伦比的。

    当人类的集体力量集中于统治全埃及的、十分干练的统治者一人之手，这种力量又被系统地、巧妙地运用于开发埃及冲积盆地农业生产潜力之际，便生产出了空前丰富的，大大超过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剩余产品。由于人们已能适当地脱身于最繁重的粮食生产，因而法老本人以及他的廷臣中的有特权的核心集团诸臣的一种愿望，便得以从规模巨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非生产性建设）中得到满足，这也是整个法老埃及时代各行各业每一个谈及人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目标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为狂热。他们是重物质的，他们尽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质产品——粮食和财富，他们以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生活为前提，设计了死后的永生。由于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暂的，死后的生活却可能成为无穷，他们就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个更为长久、更为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他们相信，如果预先采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端。

    埃及人之间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间也不连贯。在宏大的陵墓中从物质上保留一具制成木乃伊的尸体，这种行为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灵魂继续与尸体为伴。他们还认为，无论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灵魂会与其他神祗相会合。他们甚至抱有这样一个拙朴、原始的信念，认为法老实际上会吃掉其他神祗，并因此而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三个信念认为，俄赛里斯——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样起死回生，他将在西方的绿色天堂中接待他们，并同他们一道永远居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赛里斯神话与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话、小亚细亚的阿提斯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即使这一神话是从境外传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便深深地植根于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俄赛里斯的崇拜日渐普及，并最终成为正统。因此，人们也逐渐相信，死亡之后会有审判，只有生前善行多于恶行的灵魂才能在死后审判中获准进入俄赛里斯的天堂。

    同时，封闭在一个纪念碑式的陵墓中便可得到永生这一信仰使规模宏伟的石制建筑得以问世。我们已经提到，在法老埃及时代，采石工人、石匠、建筑工人的技艺均得到发展。第一王朝时代的石头建筑已经出土，不过，如同前面提及的埃及政治统一与象形文字的创立一样，大规模的纪念碑式工程的成就也出现得突如其来。最早的石头金字塔是在萨卡拉为左塞王（约公元前2668-前2647年在位）而建的，作者是他的大臣兼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这是件带有实验性的作品，石头被凿得象砖头一样整齐，然后，象砖一样被砌起来。另外，在施工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改变了计划，最后完成的雄心勃勃的作品比建筑群中开始时建造的那些较为朴素的辅助建筑要宏伟得多。

    伊姆霍特普不仅仅被后人所追忆，他还受到尊敬，甚至被奉为神明。他享有这种永久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确是埃及巨大的石制建筑之父。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中，法者第四王朝的创建人斯诺夫鲁国王（约公元前2613-前2590年在位）用巨大的石块在达舒尔修建了一座（也许是两座）金字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基奥普斯（即胡夫，约公元前2589-前2567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大金字塔；齐夫林（即海夫拉，约公元前2558-

    前2534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第二座，米瑟赖纳斯（即门卡乌拉）又修建了第三座金字塔。

    雕刻艺术与建筑艺术同时繁荣起来。建筑师们精于利用石块修建巨大的纪念碑，雕刻家们则擅长用石头雕出使人物个性永存的肖像。在基奥普斯和齐夫林的血肉之躯与世长辞45个世纪后，他们仍活在我们面前的壮丽雕像之中。如雕像所塑造的，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威严，与他们宣称的神祗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