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丛林之书》（Jungle

    Books），这些故事以及书中所讲的公立学校的熊和英国陆军学校的狼等，其本来面目之荒诞程度是那样地难以合人置信，就跟《丛林之书》中经过幻想润色后的情况之难以令人置信近乎相同。但是，有证据说明，临界期是存在的，在此期内，学习讲话最为方便；倘若过了这个时期还没有机会跟自己同类（不管是什么种族）接触的话，那么，语言的学习就变成受限制的、缓慢的和十分不完全的了。

    对于被我们看作天生技巧的许多其他能力说来，这个观点大概也是真的。如果一个小孩长到三、四岁还没有走过路，那他也许一辈子都不想走路了。对干正常的成年人讲来，步行习惯可以变得比驾车习惯还要困难些。一个人如果从小就是瞎子，后来通过白内障切除手术或角膜移植手术而复明了，那么，当他去做原先在黑暗中完成的那些动作时，恢复了的视觉在一个时期内除了带来混乱外，肯定一无用处。这个视觉可以一点也不比他小心学到的、价值很可疑的新才能更有用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言语是正常表现出来的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中心，如果人不在适当时期学会讲话，那他的全部社会品格就会停止发展。

    总的说来，人对语言的兴趣似乎是一种天生的对编码和译码的兴趣，它看来在人的任何兴趣中最近乎人所独有的。言语是人的最大兴趣，也是人的最突出的成就。

    我是作为一位语言学家的儿子而受到教育的，关于语言的本质和技巧等；问题，我从做小孩的时候起就感到兴趣。现代通讯理论对语言理论所促成的那样全面的革命，其成果不可能不影响到过去的语言学思想。由于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异端的语言学家，他的倾向是把语言学引到和现代通讯理论对之发生种种影响的非常相同的方向上，所以我想在下面谈一点我个人关于语言史和语言理论史的业余研究。

    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就认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斯芬克斯之谜（the riddle of the

    Sphinx）就是关于智慧的一个原始概念。的确，“riddle”（谜）这个字本身就是从“to rede”（解谜，或猜出来）的字根引申出来的。在许多原始民族中，书写和巫术并无多大区别。在中国的若干地区，人们对书写尊重到如此地步，以致破烂的旧报纸和毫无用处的断简残篇都不愿意扔掉。

    和这一切表现密切相关的乃是“名字巫术”，这个现象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们要在一生中使用好几个假名，其用意就是不让弄妖术的人知道他们的真名并加以利用。在这类例子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Jehovah）这个名字了，这个字里的母音都是从上帝的另一个名字“Adonai”取来的，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让至尊之名可能被不敬之口所亵渎。

    从名字巫术出发，只要前跨一步，就可以达到更深刻、更科学的语言兴趣了。就象根据原文来鉴定口碑和手抄珍本的兴趣一样，这种语言兴趣也可以回溯到古代的一切文化。一本圣书必须保持其原来面目。如果有种种异文，那就要由某位擅长鉴定的注释家作出决定。因此，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圣经、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圣书、佛教徒的典籍以及孔丘的著作都各有其早期的注释家。为了维护真正的宗教，人们所努力的都归结为文字的修养，而原文鉴定就是智力训练的最古老的方式之一。

    在上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语言史被人们归结为一系列经常表现出对于语言本质惊人无知的教条。当时人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模型理解得过于呆板、过于盲目了。因为这一整个论题和我们关于通讯本质的见解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要用一定的篇幅来评论它。

    认为希伯莱语是天国的语言，而语言的混乱是从建筑巴比伦通天塔的时候开始，这种早期的玄想除了作为科学思想的原始迹象外，我们这里无须给予更多的兴趣。但是，语言学思想的后来发展却长期保持着一个与此类似的朴素观念。各种语言彼此相关，它们都经历着进步的过程，这些变化终于导致全然不同于过去的语言等等现象，对此，文艺复兴时代的那些目光敏锐的语言学家不可能长期不予注意。一本象杜康：《中世纪拉丁辞源》（Ducange’sGlossarium

    Mediae atque Infimae Latinitatis）那样的书籍，要是不弄清罗马语不仅源出于拉丁语，而且是源出于拉丁俚语的话，那是不可能编纂出来的。一定有过许多学识高深的犹太教拉比，他们深深认识到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叙利亚语之间的类似。当东印度公司在臭名远扬的W·赫斯汀斯（Warren

    Hastings）的劝告下在威廉滩创办起该公司的东方研究学校后，人们就再也不能忽视下述的事实了：希腊文和拉丁文作为一方，梵文作为另一方，其实都是从同一种衣料剪裁下来的。在上一世纪初，格列姆兄弟（brothers

    Grimm）和丹麦人腊斯克（Rash）的工作，不仅表明了条顿语要纳入所谓即欧语系的轨道，而且还进一步弄清了这些语言的彼此关系，又弄清了它们和一个设定的原始共同语言的关系。

    因此，语言进化论乃是生物学上作过细致研究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前驱。这个进化论事实上是有效的，它很快地就在生物进化论所不能应用的地方开始显示出对于后者的优势。这也就是说，人们是把语言看作独立的、准生物学的实体，其发展完全是由它的内在力量和内在需要来规定。事实上，语言是与人类交际同时产生的现象，它受到一切社会力量各自不同的交际模式的影响。

    鉴于混合语的存在，例如佛兰卡语、斯华希尼语、意第绪语、支奴千土语、甚至还有在相当范围内的英语，所以有人企图给每种语言找出一单个合法的祖先，而把参与创造这种语言的其他语言仅仅看作新生婴儿的教父或教母。有过一种学究气的区分办法，即把合乎已有规律的、合法的语音形成物同临时语、民间语源和俚语等等之类的令人生厌的、非正规的东西区别开来。在语法方面，最初的企图是强迫不论其来源为何的一切语言都穿上一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裁制成的紧身衣，继之而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几乎同样雷厉风行的企图：要给每种语言拟订出其自身的语法结构形式。

    直到O·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近著问世，任何著名的语言学派都未必是足够客观地给自己的科学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所讲的和实际所写的语言表象，他们所提出的毋宁说是一种陈腐浅薄的东西，企图教爱司基摩人讲爱司基摩话，教中国人写中国字。这种不恰当的语法修辞病，其后果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在这些后果之中，也许，首先就是拉丁语被自己儿女所扼杀，就象古典诸神的前辈被其后辈所扼杀一样。

    在中世纪，性质在变化着的拉丁语一直都是牧师们和全西欧学者所通用的语言，其中最好的拉丁语是书呆子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完全接受的，正象阿拉伯语直到今天还是许多穆斯林国家所通用的语言一样。拉丁语之所以有这种余威，乃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著作家和演说家乐于借用其他语言或在拉丁语本身的框架内去创造新词，以供探讨当时生动活泼的哲学问题之所需。圣·托马斯（Saint

    Thomas）的拉丁语不同于西塞罗（Cicero）的拉丁语，但是，西塞罗在其自己的拉丁语中就无法讨论托马斯的思想了。

    也许有人认为，欧洲民族语言的兴起必然要标志着拉丁语作用的结束。但情况并不如此。在印度，新梵语虽然有所发展，但梵语直到今天还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我讲过，穆斯林世界就是统一在古阿拉伯语的传统之下的，虽然大多数的穆斯林并不讲阿拉伯语，而今天所讲的阿拉伯语也已经分化为许多很不相同的方言了。一种不再是一般通讯所用的语言完全可能在若干世代甚至若干世纪之内一直是学者所用语言。希伯莱语在基督时代已经废弃不用，但现代希伯莱语在消灭了两千年之后还活着，的确，它又变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代语了。至于我现在所讨论的只不过涉及拉丁语作为学者语言的有限用途而已。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拉丁学者的艺术标准变得更高了，有一种愈来愈强烈的趋势要把古典后期的新辞记全部铲除掉。在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学者手里，这种改造过的拉丁语可以是而且常常是一种艺术品；但是，掌握这种优雅而精致的工具所必需的训练，对于科学家讲来，超过了作为一项次要训练所需的程度，科学家的主耍工作毕竟是关心语言的内容，而不是关心形式的完整性的。结果是，教拉丁语的人和用拉丁语的人逐渐分成两类，距离愈来愈大，事情竟然达到了这个地步，除了最精致的和一无用处的西塞罗语言外，教师完全不教自己学生别的东西．在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中，他们除了作为拉丁语专家外，终于失去了自己的任何作用；当拉丁语专业因此而变得愈来愈不合乎一般的需要时，他们就又失去了自己的作为拉丁语专家的作用。为了这一骄傲自大的过失，我们现在不得不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欠缺一种适用的、远比Espereanto这类人造语更加优越并且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需要的国际语言。

    可惜，古典主义者的态度常常是知识界俗人所不能理解的！我最近在一次学生毕业典礼的会上有幸听到一位古典主义者的致辞，他悲叹当前学习的离心力增大了，这使得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之间的距离变得愈来愈大。他用一次想象中的游览来说明这种情况：他给复活了的亚里士多德充当向导和顾问，去参观一所现代的大学。他从现代知识的各个领域中的专业行话所构成的笑柄讲起，—一列举，自以为这是向亚里土多德提出令人震骇的种种例证。我不知道可否评论一下：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遗产都只不过是他的学生们的学习笔记，这些笔记是用世界史上最最晦涩难懂的专业行话写下来的，它们对于当时任何一位没有在亚里士多德学园学习过的希腊人讲来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由于这种行话已被历史奉为经典，于是它自身就变成了古典教育的对象。这桩事情和亚里土多德无关，因为它发生在亚里士多德死后，而不是发生在他的生时。重要的事情是，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语是随时准备向一位才气焕发的学者的专业行话让步的；与此相反，他的饱学的和个人尊敬的继承者们的英语却不愿意对现代言语的同样需要作出让步。

    让我们带着这些忠言回过头来讨论一个现代的观点，即把语言翻译的操作以及由耳与脑进行语言解释的有关操作来和人工通讯网络的演绩及其耦合过程这两个方面予以揉合的观点。人们将看到，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和现代的并曾经一度被看作异端的叶斯柏森及共学派的见解相一致。语法不再象原先那样规范化了。它变成了与事实相一致的东西了。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使用什么信码，而在于我们用了什么信码。在我们仔细研究语言的时候，规范化问题的确起着作用，而且非常微妙，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它们是代表通讯问题中的最后成长出来的美丽的花朵，而不是代表通讯问题中的最基本的那些阶段。

    这样，我们就给人的通讯的最简单因素奠定了基础：当两个人是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是通过语言的直接使用来通讯的。电话、电报以及其他类似的通讯手段的发明，表明了人的通讯能力根本不受个体直接出现与否的限制，因为我们有许多办法把通讯工具带到海角天涯。

    在原始人群中，就有效的社会生活而言，社会的大小受语言传送困难的限制。在好几千年里，这个困难足够使国家的最适当人口减编到几百万人左右，一般还要少些。值得注意的是，超越这个限度的大帝国都是靠通讯工具的改善来维持的。波斯帝国的心脏就是皇家大道和沿路设置的传送皇帝诏书的驿站。罗马大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只是由于罗马筑路技术的进步。这些道路不单是用来调动军团，而且也用来传送御诏。使用飞机和无线电，统治者的话就可以传播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以前妨碍建立“世界国家”的许许多多因素现在已经消除了。人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的主张：现代通讯迫使我们去调整不同的无线电广播系统和不同的航空网等国际性的要求，这就使得“世界国家”成为不可避免的东西。

    但是，尽管通讯机构变得如此之有效，它们还是要象经常碰到的情况那样，受制于熵增加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受制于信息在传送过程中要逸失掉的这一压倒一切的趋势，除非我们引入某些外界的动因去控制它。我已经提到一位具有控制论思想的语言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语言学观点——语言是讲者和听者为反对种种混乱的力量而共同采取的对策。以这种描述为基础，B．曼德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博士曾在一种最适当的语言中做过若干关于字的长度分布的计算，并且把这些结果和各种现存语言中所算出的分布进行比较。曼德勃洛特的结果表明：在一种最适当的即符合于若干假定的语言中，字的长度非常确定地表现出了一定的分布。这种分布和Esperanto或Volapuk这类人造语中所找到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是很不相同的。另一方面，它又和大多数的、经过几百年考验的实际语言中的字的长度的分布极为相近。的确，曼德勃洛特的结果并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字的长度的绝对不变的分布，在他的公式中，还存在着若干必须进行选定的量，或者，如数学家所讲的，还存在着若干参量。但是，适当选用这些参量，则曼德勃洛特理论所导致的结果就和许多实际语言中的字的分布非常密切地吻合，这就说明了它们之中存在着某种自然选择，说明了一种语言形式如果由于自身有用和有生存价值而生存下来的话，那它一定是采取了一种并非不近似于最适当的分布形式的。

    语言的磨损可能是由几个原因引起的。语言也许只是力图反抗跟它捣乱的自然趋势，也许只是力图反抗人们有目的地搅乱其含义的企图。正常的通讯谈话，其主要敌手就是自然界自身的熵趋势，它所遭遇到的并非一个主动的、能够意识自己目的的敌人。而在另一方面，辩论式的谈话，例如我们在法庭上看到的法律辩论以及如此等类的东西，它所遭遇到的就是一个可怕得多的敌人，这个敌人的自觉目的就在于限制乃至破坏谈话的意义。因此，一个适用的、把语言看作博奕的理论应能区分语言的这两个变种，其一的主要目的是传送信息，另一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顽固不化的反对者的头上。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一位语言学家曾经做过专门的观察并提出理论上的陈述来把这两类语言依我们的目的作出必要的区分，但是，我完全相信，它们在形式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以后在讨论语言和法律的那一章中将进一步讲到辩论式的谈话。

    作为一门控制语言意义逸失的学科，控制论应用于语义学方面的愿望已经在若干问题上得到了实现。看起来，在粗糙的信息和我们人类能够有效使用的信息之间，或者，把这句话改变一下，在粗糙的信息和机器能够有效操作的信息之间，作出某种区别是必要的。依我的意见，这里的基本区别和困难是由于如下的一个事实产生的：对行动有重要意义的，与其说是发出的信息量，不如说是进入通讯装置和存贮装置的足以作为行动扳机的信息量。

    我已经讲过，用任何方法传递消息或者从外部来干预它们，都会降低它们所含的信息量，除非利用新的感觉或原先处在信息系统之外的记忆馈进新的信息。如前所述，这一陈述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另一说法。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本章前面所讲的那种用来控制小型电力站的信息系统。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传送给线路的信息，而且在于这个信息经由终端机械装置去打开或关上水闸、校准发电机以及完成类似的工作时还剩下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终端装置可以看作附加于传送线路的过滤器。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乃是通过线路以及过滤器的信息，并非仅仅通过线路的信息。换言之，当我听到一段音乐时，大部分声音都进入我的感官并达到我的脑子。但是，如果我缺乏感受力和对音乐结构的审美理解所必需的训练的话，那么这种信息就碰到了障碍，反之，如果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那它就碰到了一个可以对它作出解释的结构或组织，从而使这种模式在有意义的形式中展示出来，由是产生了审美价值和进一步的理解。语义学上具有意义的信息，在机器中一如在人体中那样，乃是能够通过接收系统中的激活机构的信息，尽管存在着人或自然乃至人和自然二者结合起来的捣乱企图。从控制论观点看来，语义学界定了信息意义的范围并使它在通讯系统中免于逸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