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

    ①指英国，后文中“这个国家”均指英国——译注。　　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充分地意识到。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它们罢了——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乐于把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留给那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发表于《当代评论》1938年第4 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承蒙上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在此我谨表谢忱。1943年12月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