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自己母语的教师来教授英语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如此历经数年，儿童们便能够通过该文化的特定养育方式长大成人；一般说来，出生于该文化之中的儿童虽不是全部但大多数却能够在这种养育方式之中受到磨砺。人们根据儿童们的个体差异将他们分门别类，然后给予他们不同的培养。巴厘人将儿童分成本性邪恶和本性朴实、善良的两种。儿童们在生活的早年就被划定属于哪一种类型；无论这种划分是否适合，都将延续到老年。萨摩亚人——以及法国人——是以儿童的年龄，以儿童对社会事件的理解能力作为划分标准的。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种文化体系具有足够的能适应所有儿童的不同教养方式。有的时候，有的儿童因背离社会期望太远而过早夭折；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发育迟缓，或愤世嫉俗，或被迫成为具有双重性别自认的人；这些孩子成人以后往往会以歪曲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如果我们把这些个案看成是人类教育体系的失败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类神经症在任何社会中都屡见不鲜。

    在所有儿童教育体系中，都应该具有某些防范措施，以便能够解决儿童日益滋长的性成熟与仍旧矮小的体形之间的冲突，解决他们的依从地位和尚未完全成熟之间的冲突。有的时候，有些文化形态也能够部分适应孩子们的早熟，比如在渔牧和狩猎社会，那里的孩子们五六岁的时候便能够掌握双亲的生存技能，一到青春期就结婚。有的时候，年幼的男孩子就被要求具有非凡的勇气。以新几内亚的蒙杜古马人为例，那里的小男孩常常被充作人质送往暂时结成联盟的部落。人们要求这些孩子在做人质期间能够尽可能地多学一些，以便能够在兹后的某一天，引导本部落的猎颅队攻入这个村子，但是在较为复杂的社会中，那里的成人角色是六七岁的孩子，甚至十六、七岁的孩子都无法企及的，不过人们会选择其它方法使孩子们适应青春期的延搁。双亲也必须防止他们长期压抑的童年早期**的重新爆发。否则，放任就可能成为日后孩子们放纵沉溺的原因。比如，巴厘人一旦听任孩子们成群结伙地闲荡，孩子们就会成为头发蓬乱、不洗澡、桀骜不驯的人，巴松哥的小孩一旦脱离严厉的父亲送往舅家去抚养时也会如此：而祖尼人的孩子更是如此，他们的父母为了避免和自己的孩子发生冲突，往往一方面予以放纵，另一方面却请那些吓人的舞蹈者来家里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孩子。

    如此看来，在每一前喻文化中，如果社会要生存，那么在每一代中都会重演俄狄浦斯情结向男性权威的挑战，在人类的早期社会形态中，这似乎具有一定的生物学效用，但在所有已知的文化中，让孩子过早承担繁衍的功能和对社会的责任感显然是不恰当的。不应该过早地利用孩子们的成熟，因此，任何地方都有反对**的规则。同时，也应防止由于孩子而使成人重新沉溺于以往的回忆、恐惧、敌意和失望之中，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孩子们也形成抗拒和毁灭的心态。

    人们可能也会希望每一社会都能发生一些美妙的奇迹——那些谙于事理的儿童毕竟要比那些事事为人左右的伙伴更具优势、更有运气、也更注意对行为的选择。有时这种玄想可能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比如在美国印第安人社会中，年轻人和成年人都渴望能成为呈现幻象状态的人，并认为凡能制造令人折服的幻象的人都将成为领袖人物。天赋是气质、天分和环境雕凿的综合产儿，当个人和其思想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臻成熟之际，天才的出现意味着个人将能够凭借幻象或梦想创进新的文化形态，个人的资质和经验的完美交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功能。在那种既缺乏创造也缺乏变革观念的文化形态中，一些十分微小的变革也需要一位具有超人禀赋的个人去完成。比如，对现存的艺术形式进行一些改革，对新原料的利用进行一些改革，甚至包括如何想方设法扩大战争的规模。在这种文化中，每一点微不足道的变化都需要在具有伟大的科学传统的文化中能够做出杰出贡献的伽利略和牛顿似的天才。

    我们至今仍然未能详知，在那种具有较强的整合性和重复性的社会中，该如何出现变革的生机。我们同样无法得知，在那种扼杀、惩处自发性的社会中，孩子们该如何保持自己的自发性？当所有现成的答案都灌输给孩子们之后，他们是否还会对事物持以怀疑的态度？而面临着习以为常的饥饿和失望的侵扰，他们又该如何继续保持那鲜如朝阳般的希望？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地听到人们谈论谁受了精神创伤，哪家的婴儿或孩子被无力抚养或不肯抚养的父母所遗弃，但我们仍然对那些超凡的圣者所知甚少，这也是年轻人不断疑虑的原因之一。

    在前喻文化的社会之中，世代间的关系并不需要过多的温情。在有些社会中，人们希望每一代人能够有所反叛——轻视老年人所寄予的期望，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夺得权力。儿童时代可能会使人经受许多痛苦的体验，小孩子可能会生活在叔父和姑妈的恐吓之下，他们总是通过操弄许多神秘骇人的仪式来树立自己的威望。但是当这些小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也同样希望自己的兄弟姐妹能够为下一代着想，将其子女托给他们，由他们施以同样的仪式化行为，以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事实也是如此，有些十分坚固的前喻文化社会，如澳大利亚的土人和居住在新几内亚克兰河畔的巴拿罗人的文化，即体现了这种特性。在这些社会中，每个人都要参加一种痛苦的仪式和成年加入仪式，或参加形态各异的共妻或性的开禁仪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些仪式都会带来痛苦，激起参加者的羞辱和恐惧。

    恰如在硬木板床上睡了多年的囚犯总是梦想着能有一张舒适的床，但当他出狱以后却发现，他只能在硬木板床上安然入睡；又如原先吃惯粗茶淡饭的人，来到丰盛的宴席前，却仍然想吃以往并不使他感到十分可口的粗茶淡饭；人类似乎也总是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化自认，尽管在这种相习相衍的自认过程中，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要比快乐和兴奋多得多。那些在舒适的家庭中幸福地成长起来的儿童，要比那些早年生活于痛苦和恐惧之中的儿童，能够更加安全地适应新的环境。在全面否定的惩罚和威胁之中培养出的文化自认感，其坚固程度往往令人惊异。民族的自认感往往是由经历的痛苦和承受痛苦的能力界定的，是由引以为骄傲的祖先们的悲壮业绩界定的，因此它也就能够在遭受剥夺和毁灭的威胁下，仍然保留在流落四方的人民之中。那些遭受了无数劫难但仍坚韧不拔的民族群体，如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部落，历经数百年的迫害和流亡之后，仍然保持着自己永不磨灭的民族自认感。

    但是，典型的前喻文化却是孤陋寡闻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存在于其成员的记忆之中，并在这里记载着以往的历史。史前社会尚没有文学，因此也不会有对以往的历史加以粉饰、歪曲的史书静卧在人们的书架上。但是，那些经由人类的双手雕凿劈削的无言的石头，却向人们述说着这个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家系学家们能够自由地驾驭着卷帙浩瀚的史料对历史加以浓缩，以使神话和信史能够相互吻合。“凯撒那家伙，他竟让这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去村外筑路！”“盘古开天之初是混池一片的空白！”为了销毁过去的记忆，使过去仅仅以适应当时的方式流传下来，原始人对历史曾做过无数高度功能性的修改，即使那些在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挚信，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当年自己民族的发源地、他们对于各种社会的了解，为人类学家所采用以建立文化的概念。人类学家根据这类文化的鲜明的稳定性和不变的连续性特征建立了“文化”模式，他们不仅在研究中运用这种模式，而且提供给另外那些希望凭借人类学概念解释人类行为的人。但是，在人类学家描述那些弱小、原始、同质、变化缓慢的社会的方法之间，在他们描述的存在于新几内亚和加利福尼亚等地的各原始部落的相互差别之间，总是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矛盾。显而易见，随着时光的消逝，在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也会发生许多伟大的变化。各民族散居四方，语言各异。我们可以发现，那些相距数百里的民族说着同样的语言，也同样能够发现，那些说着相同的语言或生活于同一种文化中的不同的群体，相互间却存在着明显的体质差异。

    在没有文字、没有碑文记载的史前时代，对新事物的理解和洞悉一经出现，便会被旧有的形态所湮没。我认为，这点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文化是由老一辈传给年轻人的，而那些对历史加以编纂的老一辈却对古往今来的变迁作了神话般的描述，甚或根本否认变迁。例如，一个向其它部落学会了借助帐篷宿营，刚刚在美洲广袤的平原上支起帐篷生息繁衍了三四代的部落，却可能绘声绘色地向后代描述。他们的祖先是如何通过模仿树叶卷曲的形状发明了帐篷。在萨摩亚，老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来自新西兰的玻利尼西亚客人蒂·兰杰·希洛描述玻利尼西亚人的祖先远航的故事，每一代玻利尼西亚人的记忆中都保存着先人早期航行的神圣记载。故事结束以后，听众们都一致坚定地回答：“故事确实非常有趣，但我们萨摩亚民族的摇篮却是我们脚下的土地，是菲蒂尤塔（Fitiuta

    ）。”这位来自新西兰的客人是玻利尼西亚人和欧洲人的混血后代，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最后却不得不在巨大的刺激中求安慰，通过询问萨摩亚人现在是不是基督徒，信不信伊甸园中的上帝以求安慰！

    对已知事物的可靠记忆反倒使以往的变化模糊不倩，也使变革为悠远的年代所同化。那些能够详细描述发生在以往相对稳定时期的事情的人，谈起发生在近来的不甚稳定时期内的事却可能漏洞百出。那些必须适应陌生的历史背景的事件总被笼罩在非现实的氛围之中，兹后，如果它们还被完全记着的话，那么还得去适应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背景，而种种变化的细节，譬如变化的过程，则为人们所遗忘。只有压抑种种有碍于建立连续感和自认感的记忆，人们才能够保持文化的连续性。

    即使在那种充分体现出变化观念的文化中，不论事情发生的年代的远近，运用细节去消除对林林总总的事物的记忆，足以长久地保持文化的连续性感觉。尽管这种方法连同与此有关的对自认和连续性的态度都可能一并失去，但也有可能重新获得。在文化的每一复杂层次上，都可能产生，也可以重建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就是稳定的、毫无疑义的自认感和有关生活的每一个已知方面的普遍公正感。

    一个有着数千年古老文化的国家，每一座古老的城市，甚而每一座古老的建筑都昭示着历史的变化，但这里的移民迁居到一个新的国家（如北美或澳大利亚）以后，同样可能丧失变化的观念。这里没有古老的记载、旧时的界标，也没有市场、树木和山峦，由此繁芜而生的历史消失了，过去也被急剧浓缩。但是，人们在新的国家中的生活方式仍旧和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人们的饮食起居之中保留着过去的概貌。人们继续说着先前的语言；从事着古老的职业——在土地上种植葡萄，播种麦子，建造老式房屋；甚至在朗若明镜的夜晚，迢迢星汉间的北斗七星，也是那般熟悉、亲切；这一切都赋予外来的移民们以一种从未断裂的连续感。只要人们仍旧群居一处，袓父母辈仍旧被当成权威的象征，在指导耕耘、收获谷物、处理危难时他们的经验仍旧被视为不可背逆的圣典，这种现象就会一如既往。在明尼苏达北部居住的斯堪得那维亚人，他们从北欧迁徙而来，但他们的社区中至今仍盛行着早先的生活方式，正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之中保留了古老的斯堪得那维亚文化。

    孩提时代，人们能够十分彻底而又毫无困难地为其置身的文化所溶化，以至成年之后和其他文化成员的接触也总是那样的浅淡、谨慎而且充满敌意，这一切都决定了个人深蕴的自认感是无法变更的。个人能够在原先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多年，在那里劳作生息，甚至结婚育子，他们既不会对臼认发生疑惑，也不会欲图寻求建立新的自认。如果是整个群体的话，他们有可能象希腊人或中国人那样建立一个“不完全的移民”习惯。所有男性长大以后都辞别家中的妻子儿女渡海而去，到他国异乡的矿山、葡萄园、工厂中劳作。数代之后，人们逐渐适应了父亲暂缺的活方式，文化虽说有了改变，但仍然能够沿着原有的轨迹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但是，如果整个群体迁居于一个新的环境，祖孙三代都背井离乡，统一迁往一处的话，变化的可能性将会更大；在新的地方。人们将潺潺的流水、咆哮的海浪……，将一切自然景物都视为和家乡一般，古老的生活方式仍会保留下大部分，以使袓辈的记忆和孙辈的经验溶为一体。但事实上新的地方和家乡有着很大的不同，这里9月初便寒气袭人，而在家乡要到10月人们才晒晒太阳；这里没有做小馅饼的葵花子，初夏采集的浆果是黑色的，不象家乡是红色的；而晚秋搜集的坚硬的干果虽说还叫着早先的名字，但形状却大不相同。这一切都给祖辈们的神聊加入新的内容：“在我们的老家哟，可不是这样的。”

    对这些区别的敏悟为年轻的一代开辟了新的选择途径。他能够聆听和汲取新旧两地的不同观念，从家乡移居他处，既造成了迁徙的事实，也使年轻人的意识有所改变。如此，他可能珍惜这种反差，满怀深情地对待昔日遗留下来的令人怀旧的文物，但也可能把昔日的文物当成新生活的累赘而彻底抛弃。新的政府会要求移民们接受新的观念，放弃原有的生活习惯，给婴儿注射预防针，纳税，规定年轻人服兵役，送孩子们去学校里学习国语。即使没有这些要求，也会有其它压力反对一切都听从老年人的。如果老年人总是谈他们曾经住过的那带有传奇色彩的房屋——就象也门人迁居以色列时住过的那种房子；或者现在栖身于都市的下等公寓，却津津乐道地回忆爱尔兰式的古老而舒适的农家小屋；……总之，如果老一辈的言谈话语过多地流露出思乡怀旧的情感，这些唠叨就会引起年轻人的日益不满。因为过去的回忆无论多么美好，但毕竟无以果腹，无以抵御从旧屋的缝隙中吹进的阵阵寒风。

    如此，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许多仍旧共同生活在移民社区中的人们能够放弃令人眷恋不舍的过去，不让对昔日生活的怀念打扰今天贫乏而单调的生活。那些曾经生活于以往的田园情趣之中，今天已经一贫如洗（如农民和无产者）的人们，也不再沉溺于对昔日的文化和历史的回忆，而是冷静地面对着目今艰难的生活。今天居住在美国东南部山区中的操英语的英伦三岛的移民后裔，过着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他们的文化确实来自英伦三岛，但是，直至一次大战期间被人发现时，他们从没有离开过自己所迁居的山谷。他们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国家——美国一无所知，甚至对离他们最近的大城市的名字也不知道。然而，追溯其历史渊源，他们同样是在那场意义深远的国王和贵族的争斗中，为了寻求宗教和政治的自由而开拓新大陆的先驱。

    早先古老的文化适应于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数量的人口。但是，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种文化却是日薄西山，正日益衰落，在南美居住的印第安人十分善于编织，但他们只会编织装饰身体的佩带，而不会编织衣服。有些民族，其祖先来自有着严谨组织体系的帝国，但现在他们的亲族关系却成了唯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有一些民族，如玛雅人和克列特岛人，虽然并未迁居他处，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却已分崩离析，他们已经丧失了祖先文化的大部分内在特质。

    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改变着文化的本质。我认为，我们能够对变化的本质作出有益的区分，我们也能够指出在历史的那一点上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从此人们不再继续谈论前喻文化，而把现存的一切看成是不同于前喻文化的另一类型的文化。前喻文化及那种在巨大的变化之中仍在语言和忠诚观念方面保持着前喻方式的文化，其基本的和确定的特征是，由祖孙三代以上的人组成的群体都把他们的文化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孩子们就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的祖辈和父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在这种状况下，人的全部行为中，习得的文化模式行为和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行为所占的比重很大，而有意识造就的行为所占的比重则很小。比如，人们指着圣诞节吃的馅饼说三道四，但马铃薯中放多少盐却无人计较。人们谈论着仓库门上画的防止牛奶变酸的符咒，但却无人过问饲料堆和牛奶棚的设置。如何关怀人和某些动物，男女之间的细微差异，饮食起居的习惯，存钱和用钱的方法，以及喜悦和痛苦的反应，如此等等，都是一系列的由上代至下代的传递行为。对这些行为稍加分析，即可发现一致性和普遍性，但这些行为都深深地潜藏于意识的表层之下。正是这种未加标定的、非言语的、无意识的特征，给前喻文化以及所有含有前喻特征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稳定性。

    如果在成年时期学习一种新的文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前喻型学习也可能会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来没有谁正正经经地教导那些外国来的移民该如何行走。正如一位第一次购买侨居国服装，但却不知道该如何穿戴的妇女一样，她开始穿上街上其他女人穿的那种古怪的服装时极不舒服——这种衣服是套头式的，而不象原先是开襟式的，但随后她也会慢慢适应这种服装式样，并因此而具备侨居国妇女的绰约风姿。其他妇女对她的反应也是无意识的，她们把新来者当成自己人，而不当成陌生人，带她进入寝室，并进而十分信任她。如果是一位男子穿上侨居国的新式服装，他会懂得站立的时候什么场合下能够、什么场合下不能够把手插在口袋里，以免引起他人的评头品足，甚至招致他人的不满。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在许多方面就象生活于本土文化中的儿童的学习过程一样，他们学些什么不会受到特殊的训练和指导，因此也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而居住在这位陌生的外来者附近的居民，就象终生生活在单一文化中的老人一样，也很少会对自己的习惯行为发生疑问。

    这两个条件，即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似乎是前喻文化得以保存的关键因素。前喻文化能够在自我意识的混乱和反叛之后一次次地得以重建，说明了前喻文化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文化，即它所保留下来的内容，至少绝大部分对于当代人和他们数千年前的祖先一样，具有同等的效力。所有存在于古老的手稿和历史之中，存在于档案和法典之中的差异和矛盾，都能够为同样经得起分析的系统所重新吸收，因为没有人对这些差异和矛盾提出疑问，它们潜藏于人类意识的表层之下。

    这些未经分析的文化行为愈是接近观察者的行为，人们对它的分析便愈加困难，甚至对于那些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莫不如此。二次大战期间，除了那些运用不同的观察方法对日本、中国、缅甸和泰国进行文化分析的观察者（人们称其为“中国通”）之外，其它地区的观察遇到的阻力相对较小。但是，一旦将文化分析应用于欧洲文化时，便会引起那些乐意对亚洲人和非洲人进行分析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欧洲文化包含了许多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似的未加分析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反对进行自我分析，把自己看成是未受文化之局限、行动自由的个体的欧美国家的成员，都反对进行与其相关的分析，比如，反对研究者对德国、苏联或英国文化进行分析。

    与此相应，如果人们对以前喻方式建立的特殊文化行为模式进行的分析既未超越他的社会文化背景，又恰好符合他所具有的知识水平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也往往会使人产生豁然开朗的顿悟之感。人们总是认为，其他人在体质上、社会进化的层次上和他们有所不同，因而在遗传方式上也必然不同于他们。这种未加分析的盲目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却可能竭力地宣称，他们所信奉的是种族和阶级以社会的而非遗传的因素所决定的科学论断。人际之间的差异无论何时都将存在，而人们仍将死守着遗传学的解释。那些认为其他人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这种差异是先天遗传而来的。因此，当个人最终能够接受对具有相同体质的法国人或德国人的不同行为所进行的文化解释时，在他们的眼里，文化的差异将是最为真实的差异。

    这种深蕴的、未加分析而又模糊不清的执拗，是从那些从不发问的长辈和移居新的文化中的成员们那里学来的。如果对文化的理解能够既成为人类科学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又成为有关人类科学将更加繁荣的社会舆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这种执拗将有助于人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一且人们了解到他们所说的语言和自己邻居所说的不同，了解到语言是从小学会的，但也能够为说他种语言的人学会，他们就可能去学习第二或第三种语言，有意识地创造语法，并对自己的语言予以改造。在这一方面，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和人类的遗传无关的。从对感情深处的洞悉，到对行为举止方面的细微差异的分析，总之，对一文化的全面理解，和对一种语言的理解并无过多的区别。但是，全面的理解需要各种不同的工具，需要运用以照相机、录音机和其它分析器材武装起来的听觉和视觉器官。

    今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有不同形式的前喻文化，以及文明程度迥然不同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代表着从狩猎和采集时代起到目今的工业时代为止的人类历史的一系列不同时期。我们可以借用一些已有的概念和工具去研究这些民族。尽管原始民族、愚昧的农民以及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和都市贫民窟中的被剥削者们，无法直接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全部见闻，我们还是能够记录他们的行为，作为日后分析的资料。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架照相机，让他们去拍摄自己的生活景况，以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所受的道德教育之下所无法直接观察的事情。人类已知的过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向我们默默地昭示，经过1000多年的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在并喻文化期间，人们从父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从同辈那里学习新的经验）的洗礼，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文化演进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