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欧洲的骑士道和日本的武士道之间这样能够确切地进行历史比较的东西是少有的。如果认为历史能够重演的话，那末后者的命运必定会是前者的遭遇的重演。圣·柏拉所列举的骑士道衰落的特殊的地方性原因，对于日本的情况当然并不适用。不过，在中世纪及其后，对摧毁骑士和骑士道起过作用的、比较大的而且此较一般的各种原因，对于武士道的衰微也确实在起着作用。

    在欧洲经验和日本经验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在欧洲，骑士道脱离封建制度时便为基督教会所养育，从而延长了新的寿命，与此相反，在日本并没有足以养育它的大宗教。因此，在母体制度即封建制度消逝时，武士道便成了孤儿遗留下来，任凭它自己去找去处。也许现在整顿过的军队组织可以把它且于其保护之下。不过，正如我们知道的，现代的战争对武士道的不断成长不会提供多大的余地。神道在武士道的幼年时哺育过它，而神道自己已经衰老了。中国古代的圣贤已被边沁、弥尔式的知识的暴发户所取代。为了讨好现时代的好战的排他的倾向，从而被认为是很适合今天的要求的那种享乐倾向的伦理学说便被发明和提供出来了，不过，今天只不过在黄色报纸的专栏里还能听到那种刺耳的回响罢了。

    各种各样的权限和权威都摆开阵势来对抗武士道。正如维布伦所说：已经出现的“原来的产业阶级之间的仪式性的礼法的衰微，换句话说，即生活的通俗化，在一切具有敏锐感受力的人们眼里，已被看作是浇季文明的主要祸害之一。”光是那耀武扬威的、民主主义难以抗拒的潮流，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因为民主主义不会容忍任何形式或形态的托拉斯。然而武士道却是一个由垄断着知识及教养的预备资本的人们所组织的，决定着道德性质的等级及价值的托拉斯。现代的社会化的势力对抗区区的阶级精神。而骑士道却正如弗里曼所尖锐批评的那样，是一种阶级精神。现代社会，只要标榜哪怕是某种统一，就不会容忍“为了特权阶级利益而设计出来的纯粹的个人性的义务。”①加上普及教育、产业技术、财富以及城市生活的发展——于是我们就能轻易懂得，不论是武士的刀的最锋利的刃也好，还是从武士道的最强劲的弓射出的最锐利的箭也好，都没有用武之地。在名誉的岩石上建设起来，并由名誉来捍卫的国家——是否应称之为名誉国家，或仿照卡莱尔那样称之为英雄国家呢?——正在迅速地落入用谬论武装起来的玩弄诡辩的法律家和胡说八道的政治家的掌中。当一位大思想家在谈到特里萨和安蒂冈尼②时所说过的话，“诞生他们的热烈行为的环境已经永远消逝”，大概转用到武士也会合适的。

    ① 弗里曼（Freeman）：《诺曼的征服》，第5卷，第482页。

    ② 特里萨：17世纪的小说中，荷兰的勇将马泽伯的爱人（拜伦《马泽伯》）；安蒂冈尼，底比斯国王俄狄甫斯的女儿。

    多么可悲呵，武士的德行!多么可悲呵，武士的骄傲，用锣鼓的响声欢迎进入人世的道德，有着同“将军们和国王们的逝去”一道消失的命运。

    如果说历史可以教导我们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建立在武德之上的国家——不管是像斯巴达那样的城邦国家，或是像罗马那样的帝国——不会是在地上“保持其永恒的都市”。虽说人身上的战斗本能是普遍的而且是天然的，并且是产生高尚感情和男子汉的德性的，但它并不是囊括了人的全部的东西。在战斗的本能之下，潜藏着更为神圣的本能。这就是爱。神道、孟子、以及王阳明都曾清楚地用它来进行过教导，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武士道以及其他一切军事型的伦理，却无疑由于过份埋头于直接的、实际上所必需的各种问题，而对于上述事实每每忘记了给以恰当的重视。今天正在要求我们注意的东西，是比武人的使命更高更广的使命。随着扩大了的人生观、民主主义的发展、有关其他国民其他国家的知识的增进，孔子的仁的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也应附加于此?——大概会扩大到基督教的爱的观念。人已不是臣民，已发展到公民的地位。不，他们超过公民之上——而是人了。虽然战云阴暗地密布在我们的地平线上，我们相信和平天使的翅膀会把它驱散。世界的历史会证实“柔和的人将继承大地”的预言。出卖了和平的长子权，并且从产业主义的前线后退下来，转移到侵略主义战线的国民，完全是在做毫无价值的买卖!

    在社会状态已经变化到不仅是反对武士道，而且甚至变成敌对性的今天，已到应为其光荣的殡葬作准备的时候，指出骑士道的死亡时间是困难的，正如决定其开始的准确时间是困难的一样。米勒博士说，骑士道是因法国的亨利二世在比武中被杀的1559年而被正式废除的。在我国，1870年（明治三年）的废藩置县的诏令就是敲响武士道的丧钟的信号。在此5年后发布了废刀令，便喧嚣地送走了作为“无偿地获得一生恩宠、低廉的国防、男子汉的情操和英雄事业的保姆”的旧时代，喧嚣地迎来了“诡辩家、经济学家、谋略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