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正在迅速推进的西方文明是否已经抹掉了自古以来训练的一切痕迹呢?

    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魂如果会像这样迅速死亡的话，那是可悲的。这样轻易地屈服于外来影响的，乃是贫弱之魂。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合成体，有其坚固性，就像“鱼的鳍，鸟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等等，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勒蓬先生在他那充满了肤浅的断言和华丽的概括的近著①中说:“基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而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则是各国国民专有的遗产。它坚如岩石，历经几个世纪的日日夜夜，水对它的冲刷，也只不过磨去它的外侧的棱角罢了。”这是很激烈的语言。然而，如果说各民族具有构成其专有的遗产的性格上的长处和短处的话，那是颇为值得深思的话。不过，这种公式的学说，早在勒蓬开始写他的这本著作的很久以前，便已被提了出来，而且早已为西奥多·魏茨和休·默里所粉碎了。当研究武士道所浸润的各种德行的时候，我们曾从欧洲的典籍中引用了一些来作比较和例证，可以看到没有哪一个特性能够称得起是武士道的专有的遗产。道德的诸特性的合成体，呈现出一个完全特殊的形象，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合成体被爱默生名之为“所有伟大的力作为分子参加进来的复合的结果。”但是康科德②的这位哲学家并不像勒蓬那样，把它作为一个民族或国民的专有的遗产，却称之为“结合各国的最强有力的人物，使他们相互理解和取得一致的要素。它明白无误到这种程度，某个人不使用互济会的暗号，便马上能够感觉出来。”

    ① 勒蓬（Le Bon）：《民族心理学》，第33页。——作者

    ② 爱默生后来定居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译者

    武士道所刻印在我国国民特别是武士身上的性格，虽然不能说构成“种属的不可分离的要素”，但他们从此保有其活力，是毫无疑问的。纵使武士道仅仅是物理的力，它在过去700年间所获得的运动能量也不可能这样猝然停止的。即使说它仅仅是通过遗传而传播，它的影响肯定也达到广大的范围。试想想，如果根据法国经济学家谢松先生的计算，假定一个世纪有三代人，那末“每个人在其血管中至少也有生活于公元1000年时的2000万人的血液。”“弯着那背负世纪的重荷的腰”，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武士道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而且难以抵抗的力量，推动着国民及个人。新日本最显赫的先驱者之一的吉田松阴，在临刑前夕所吟咏的下列诗歌，就是日本民族的真实的自白——

    明知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却不得不奉献呵，大和魂!

    虽不具备形式，但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我国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和原动力。

    兰塞姆先生说：“今天并排存在着3个各不相同的日本——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死亡，新日本只不过刚在精神上诞生，而过渡的日本现在正经历着其最危急的苦闷。”这些话，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关于有形的具体的各种制度上，是颇为适合的，但是把它应用到根本的伦理观念上时，则需要作若干修正。因为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其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

    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着我国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们。近来有两三位作者①试图证明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于新日本的建设作出了占有显著比重的贡献。我虽然乐于将荣誉给予应获得荣誉的人，然而上述荣誉却很难授予善良的传教士们。比起提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要求来，互相信守应将荣誉归于他人的《圣经》的诫条，大概会对他们的职务更合适一些。作为我个人来说，相信基督教的传教士为了日本，在教育特别是在道德教育领域，正在从事伟大的事业——但是，圣灵的活动虽属确实，却是神秘的，仍然隐藏于神圣的秘密之中。传教士等的事业仍然只不过有间接的效用。不，迄今为止，几乎还看不到基督教的传教在新日本的性格形成上所作出的贡献。不，不拘是好是坏，推动我们的是纯而又纯的武士道。翻开现代日本的建设者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的传记，还有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还活着的人物的回忆录来看一看——那么，大概就会知道他们的思想以及行动都是在武士道的刺激下进行的。观察和研究过远东的亨利·诺曼先生宣称：日本同其他东方**国家唯一不同之处在于，“从来人类所研究出来的名誉信条中最严格的、最高级的、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支配的力量”，这是触及到了建设新日本的今天、并且实现其将来的命运的原动力的话。

    ① 斯皮尔（Speer）：《在亚洲的传道与政治》，第4讲，第189～190页；丹尼斯（Dennis）：《基督教传教与社会进化》，第1卷，第32页，第2卷，第70页，等等。——作者

    日本的变化乃是全世界所周知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踌躇地举出武士道来。当全国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以及当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及科学时，指导我们的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方习惯的盲目的模仿。

    对东方的制度及人民作过精心观察的汤森先生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它自身发生的。并不是欧洲人教导了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发起从欧洲学习文武的组织方法，从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几年前土耳其输入了欧洲的大炮一样，日本输入了欧洲的机械、科学。正确地说，这不是影响，只要不能说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是受到了影响一样。”先生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的使徒、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在哪里呢?”①

    ① 汤森（Meredith Townsend）：《亚洲与欧洲》，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