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士起义
上一章所述的各种事件出现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使以前与宪章运动有关的一切事件都为之逊色。我们还记得，约翰·拉塞尔勋爵曾在利物浦宴会上指出，任何压制舆论的企图必然会同时带来危险。这种危险在伯明翰等地的不幸事件中已有过具体的表现，而现在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表现出来。威尔士的重要矿区表面上已处于对运动漠不关心的状态。群众集会已被放弃，群众也停止了活动，但胸中却郁结着一腔怒火。对他们这种愤慨情绪不啻火上加油的是，蒙默斯地方当局在无情的迫害心理的驱使下，对文森特和其他宪章运动被告们采取了种种严峻的手段。他们给予文森特等人的饮食服装和惩罚都是用来对待那些罪大恶极的重犯的。弗罗斯特曾用请愿和其他方式，设法改善悲惨遭遇；但要求迫害者给予宽大待遇的一切呼吁完全是徒劳的。如前所述，威尔士的工人阶级富有热情而且豁达大度，他们对这种严酷无理的对待方式感到无比的愤怒，不久他们的忿懑情绪便发展到难以遏制的地步。新港的治安官们已经得到情报，说是一个重大的运动正在进行中。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也许他们还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曾通过他们的爪牙在这个运动的组织工作中插过一手，希望借此来打击宪章运动。尽管事实可能如此，1839年11月4日上午，人们却看见大批工人从该地区的山上走下来，向新港进发。确实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作出正确统计，因为估计数字各不相同，颇有出入。《泰晤士报》说有八千人，《晨间纪事报》报道有一千人，而另一家的报道则把数字扩大到两万。宪章运动者的一份报告估计聚集的人数约有一万，这大概是正确的。这一大群人头一晚上聚集在一起，尽管天公不作美，整夜下着倾盆大雨，他们被淋得浑身湿透。许多人自备武器。一部分人扛着步枪，另一部分执着长矛，第三批人带着草耙，第四批人拿着大头短棒，但相当多的人是赤手空拳，未带武器。这群人在11月一天夜里的阴沉夜色中跋涉前进，沿途在路过的酒店歇脚进食，然后向目的地——新港——继续前进，约在次日上午9时，在他们上届代表大会的代表弗罗斯特的陪同下，到达了那里。他们原定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很难从侦讯和审判时那些互相矛盾的证词中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但他们的目的之一象是要求释放文森特和其他被告，因为这些人在监狱中所受的严酷待遇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和憎恨。第四十五团部队有一连人驻扎在西门旅馆，群众便奔向那里，他们穿过街道，一路上发出沸腾的欢呼。一到旅馆门口，攻击立刻开始；治安官、警察和特警被迫从街上退却，躲进旅馆。士兵们把守着窗口，许多群众开始朝窗内开火。据某些传说，看来攻击是由一名据说是第四十五团的逃兵首先发动的，此人在冲突中已被击毙。不言而喻，士兵们当然还击。他们占据那样一个有利的地势，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而本身却不会受到多大危险；结果，大约在二十分钟内，十名宪章运动者当场被击毙，五十人左右受伤，有些人伤势严重，甚至生命垂危。他们顶住士兵们从窗口的射击以后，忽然企图冲进旅馆；这种尝试虽然在开始时可能实现，但现在他们觉得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大部分群众早已远飏，剩下的人所抱的目的在各种武装力量的联合进攻下也被粉碎了，在进攻西门旅馆时牺牲的人中，有一个青年，他的热忱和勇气甚至一定会博得最凶恶的敌人的钦佩。他名叫谢尔。他把整个心灵献给了运动，并且倾吐了他向往自由的最纯洁的愿望，从下面这封给他父母的信中，可见一斑：
“1839年11月4日星期日夜间于庞蒂普尔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希望这封信到达时，二老身体都好，正象我此刻的身体一样。今晚我将参加一次为自由而进行的光荣斗争。假如上帝保佑我安然无恙，我不久就会见到你们；若非如此，莫要为我悲伤，我是为一个崇高的事业倒下去的。再见！
你真挚的
乔治·谢尔”
这个青年才十八岁，虽然世上许多著作是为了歌颂**的英雄们而写的，但这个年轻的自由主义信徒，为了他所崇拜的目标，却不怕牺牲生命，这种令人崇敬的大无畏精神在历史上当然有它应得的地位。
这些不幸事件使整个新港及其邻近地区的群众陷于极度愤慨的状态。政府立即悬赏一千镑，缉拿弗罗斯特，接着又到他家去搜查，但一无所得。然而，官方把所发现的书信文件一律没收。当晚，他们又到新港印刷工人帕特里奇先生家中去搜查书信文件；他们强行把门打开，目光首先看到的，就是弗罗斯特，立刻把他连同帕特里奇和另一个叫做沃特斯的人逮捕。弗罗斯特态度镇静，泰然自若，在随同法警离开前，还吃了一些面包、奶酪和啤酒。这些人被捕后，接着又逮捕了另外几个人；其中有弗罗斯特的儿子亨利，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被指控曾经参加了发动进攻的那一帮人，此外，还有泽弗奈亚·威廉斯和威廉·琼斯，他们被控是其他宪章运动者支队的领队人，原定在新港同主队会师，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行进中受到了耽搁。官方立即命令组织特种法庭，把许多被告提交审讯；同时还用尽各种方法在公众心理上造成偏见，尤其是反对弗罗斯特和他家庭的各个成员。有些报道甚至硬说弗罗斯特的妻子和女儿，打扮成农民模样，和布莱克伍德的肇事者混在一起。另一些断言，群众袭击西门旅馆时，她们站在窗口，挥舞手绢，这些报道毫无一点真实性，而那些臭名昭著的报刊却大事散播，用意何在，不言而喻。如果这些报道谈的都是事实，正如它们一贯说谎臭名远扬也都是事实一样，又如果宪章运动获得了成功，那么，这些报纸就是向全世界把这些高贵妇女捧成是巾帼英雄的了，而且还会要求对它们的爱国心表示崇敬哩。这些报纸的所谓正义，便是如此。卑鄙无耻的《泰晤士报》开始对弗罗斯特的品格进行诽谤，它既恶毒而又无原则，引起了一切维护正义和人道主义的人们极大的反感。它的“本报特派记者”四处搜罗弗罗斯特过去的一切生活琐事，对所有材料加油加醋，把他歪曲得不成样子。该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连篇累牍的社论，无不表明，除了用受害者的鲜血以外，无法满足它那复仇心理的无限**。约翰·弗罗斯特受审以前，《泰晤士报》已经宣告他有罪，从而为发过伪誓的陪审团的裁决铺平了道路。背叛宪章运动的奥康内尔在制造偏见中也出了他的一份力量；他在斥责弗罗斯特的同一篇演说中虽然声称，他宁愿临阵作战，而不忍坐视爱尔兰被托利党所统治，同时却又表示他要提供一支拥有五十万人的道义力量队伍，把宪章运动者镇压下去。这就是那个无可比拟的典型政治伪善者的奇怪设想。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完成不利于那些注定要在叛逆法下受害的被告的全部阵势了。在特种法庭开审前，这件事情是由一个谦恭卑下的传教士在法官面前来完成的。这位牧师先生尽力给听众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们相信即将受审的当事人确实犯了罪。地方当局不遗余力地严禁发行带有宪章运动字样的任何报刊。文森特的报刊《西方辩护士》在威尔士人民中销路很广，一经发现，即被没收，最后不得不停刊。《西方辩护士》所犯的弥天大罪是，它竭力敦促宪章运动者用尽一切方法来营救弗罗斯特和同案的其他被告，以免他们屈辱而死。文森特继续从狱中写信出来，要求登载，信上明白指出，要实现上述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起诉人确信，一旦他们执行极刑，则从那个时刻起，起诉人自身的命运也被注定了。拘留犯的案件受到全国宪章运动者的热情关注；保卫委员会纷纷建立；奥康纳、奥布赖恩、哈尼、泰勒以及其他方面的领导人物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为被告们申辩；捐款源源而来。奥康纳把《北极星报》一星期的收益捐献给这个全国瞩目的目标。当时决定延聘第一流律师为他们辩护。为了对该案声援起见，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一次会议，表示决心尽一切力量，争取一个使被捕者重新获得自由的裁决。
特种法庭开庭日期临近时，公众心中充满了极大的忧虑和愤慨。一队一队的枪骑兵奉命出动，在蒙默斯的邻近地区进行搜查，以防不满分子聚众闹事。1月6日，特种法庭开庭那天，军队在广场上排好了队形，并举行检阅。靠近法庭的各条街道都由军队以及伦敦和蒙默斯的警察守卫着。申请到庭旁听者人数极多，使执事人员不胜其烦。9时半，一辆囚车把被告们从监狱送到审讯地点。这辆囚车由第十七枪骑兵队押送，军队在街道上布岗，阻止群众从一切可能的通道拥向前来。拘留犯共计十三人，从囚车上陆续下来。弗罗斯特由狱卒押送到庭；其余诸人分作两组，每组六人，一同走上庭来，他们都上着手铐，拴在一起。全体显示出一种坚定不移的神情。10时，审判长尼古拉斯·廷德尔爵士、审判官巴伦·帕克先生和约翰·威廉斯爵士一起到庭。检察长是约翰·坎贝尔爵士，副检察长是托马斯·怀尔德爵士，检察官是塔尔福德先生、勒德洛先生、怀特赛德和塔伯特先生。被告律师是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菲茨罗伊·凯利和托马斯先生。费格斯·奥康纳坐在被告律师后面。所传被告有约翰·弗罗斯特、查尔斯·沃特斯、约翰·洛弗尔、理查德·本菲尔德、约翰·里斯、乔治·特纳、泽弗奈·威廉斯、埃德蒙·埃德蒙兹、雅各布·摩根、索洛蒙·布里顿、威廉·琼斯、詹姆斯·奥斯特和戴维·琼斯。全体被告都不服罪，决意分别提出应当回避的陪审员。大批陪审员在唱名时经被告律师要求回避。当一位陪审员的姓名被点到时，检察长代表政府声请回避，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对此表示异议。他强调说，如果准许政府对每个陪审员都可以独断独行地要求回避，那么，陪审团可能会被收买，使被告丧失公正制裁的机会；但陪审官们驳回了他的异议。最后，下列诸人宣誓担任陪审员职务：约翰·丹尼尔、托马斯·戴维斯、理查德·刘易斯、爱德华·布里特尔、詹姆斯·霍林斯、托马斯·琼斯、爱德华·里斯、埃德蒙·史密斯、克里斯托弗·约翰、威廉·威廉斯、约翰·理查兹和约翰·卡佩尔·史密斯。第二天，当检察长正要开审弗罗斯特一案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制止他说，该案尚无充分可靠的证据，因此，精通法律的检察长对它进行审判是徒劳的。他竭力主张暂不进行审讯，因为这类案件所必需的法律手续尚不完备。法律规定，起诉书的副本连同陪审员名单和见证人名单，必须在开庭前十天一齐交给被告。后一名单并没有和其他文件同时提出，据这位渊博的律师的论断，这一事实和法律程序大相径庭。这个异议当时即被驳回；但在第一名见证人被传到庭时，弗雷德里克爵士重新提出了这个异议，最后决定审讯照常进行，上述论点留待承审法庭裁决。第二天，大批证人被传到庭。当另一个见证人塞缪尔·西蒙斯被带到证人席时，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对他的作证提出异议，因为这个见证人的住址还未弄清；但这项异议同样也被驳回。被传到庭的见证人不下三十七名，只要研究一下这些见证人是什么人，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政府方面一定作过最大的努力，既协助组织了这一次的武装示威，又在事后利用职权，诱使参加者出面控告他们的伙伴，因为见证人中至少有二十五人提供了被称为“女王见证人”的证据；换言之，他们或多或少地参加了示威游行。政府当局曾采取阴险的手段来推动所谓叛变，当时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根据证词的描述，有一个人头戴一顶光亮的礼帽，据说此人就是首先鼓动游行示威的人之一，但后来不见踪影了。被告律师对部分见证人进行了彻底的盘问。公诉程序一经结束，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代表弗罗斯特向陪审团提出申辩，他所发表的演说达六小时之久。他用非常尖锐的措词提起以前辉格党在鼓吹改革期间所举行的盛大示威游行，与弗罗斯特参加的这次游行进行对照。有一个见证人曾说，被告的企图是要占领新港，炸毁桥梁，阻止威尔士邮车通往伯明翰。弗雷德里克在答辩中表明，新港邮车最远只开到了小渡口，另外一辆邮车刚过小渡口前往布里斯托尔，第三辆刚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开往伯明翰；这些情况表明那种认为新港邮车可以作为向伯明翰人民群众发出的一个信号的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他接着说明，这次示威的目的是要使亨利·文森特获得释放，为了证实这个论点，他提出许多旁证，都是关于为上述目的而开展的各种活动的。弗雷德里克爵士在结束辩护时说：
“不论我和宪章运动者的意见有多大分歧，我应当替他们说句公道话，至目前为止，宪章运动不是叛逆，公众对它抱有信念也不等于造反。我还再说一点，虽然我认为，这些原则如果确立的话，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幸福、繁荣和福利带来极其不幸的后果，但我却不得不说，如果在任何时候，不论从集体的智慧或众多的人数来说，它已成为广大人民一致公认的意见的话——又如果社会上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控制这些力量的集体智慧终于决定采纳宪章运动者的法典，那么，它无疑应当被采纳实行，正象修正法案被采纳实行一样，根据我的看法，只凭财富同他进行斗争是枉费心机的。”
辩护结束后，凯利代表被告向见证人进行质询，提出了与原告证词相反的证据。一个见证人在被讯问时曾说，部分武装群众向驻守西门旅馆的军官们喊话时，大声嚷道，“你们来当我们的俘虏吧”；相反的证据表明，当时的要求是，“你们交还我们的俘虏吧”，俘虏指的是幽禁在旅馆内的一些人。新港警官就是提出这种相反证据者之一。有几个见证人宣誓作证说，弗罗斯特具有一贯以仁慈待人的优良品质。第二天，菲茨罗伊·凯利为弗罗斯特向陪审团申辩，他那篇滔滔不绝的演说历时五个半小时。弗罗斯特被问，除辩护律师所提的申诉外，他本人是否希望再有所补充；他表示对他们所作的努力十分满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副检察长向法庭进行答辩，引人注目地向陪审团提出了一切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即使零星的证据也不遗漏掉，他甚至提也不提一个叫做哈里斯的人的证词，因为这个证据是个反证。他的答辩在两天内占了好几个小时，好象抱着十分殷切的决心，不惜要用任何代价来给被告定罪似的。自从那个臭名远扬的杰弗里斯①的时期以来，法庭上很少听到过这样充满露骨的复仇心理的发言。审判长总结见证人的证词以后，陪审团退席，在短短半小时内，回到庭上，宣告有罪，但裁决附有酌情宽大处理的建议。这个裁决使公众普遍地感到莫大的失望，因为公众曾普遍地希望，预料弗罗斯特的主要罪状不会成立。我们在回想这十二个负责决定一个同胞的生死命运的人只用了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去研究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时，确实感到他们可恶透顶，但当我们考虑到一部分报刊和其他有关方面曾经费尽心机，使他们在事前对被告早有成见，也确实感到这种做法并不奇怪。
①乔治·杰弗里斯（George Jeffreys，1648—1689），曾任英国法官，以不公正和残忍而臭名昭著。——译者
弗罗斯特的审判结案后，泽弗奈亚·威廉斯的审判立即开始，前一案中的许多见证人又出庭提出了对他不利的证词。约瑟夫·博克斯·斯托克代尔宣誓作证说，他是在加的夫逮捕被告的，当时被告正在驶往波尔图①的“葡萄号”船上。托马斯向陪审团提出了长达七小时的申辩，对所提证据作了机敏精细的分析，他说，人民宪章中没有一点是他所不同意的。然后，他把被告方面的见证人召上庭来。托马斯·刘易斯说，被告曾反复地劝告群众维持和平。一个店主人丹尼尔·刘易斯发誓说，原告见证人中有个叫托马斯·桑德斯的，在被他雇用期间，曾有过好几次贪污案件，因此，他绝对不相信这个见证人的誓言。亚麻布制品商理查德·马斯登也曾雇用桑德斯，他说不准桑德斯的誓言是否可靠，但证明他在证词中撒了谎。
①波尔图（Oporto），葡萄牙北部的城市。——译者
20日，星期一，威廉斯又被提审，他表示要在庭上说几句申辩的话。他声称他完全无罪；他没有向女王举兵反抗的丝毫意图；见证人的大部人证词都是谎言——的确都是谎言！威廉斯在发表声明时显得非常激动。检察长答辩后，托马斯起立再次提出抗议：由于法律手续尚未完备，证词中的任何部分都不应作为陪审团的根据；但象弗罗斯特案件一样，这个问题也留待将来考虑，于是学识渊博的巴伦·帕克开始总结见证人的证词；接着，陪审团退席，二十五分钟后又回到庭上，宣告被告有罪；并象上次案件一样，建议对被告酌情予以宽大处理。然后威廉·琼斯被提受审，未隔多久，法官退席，展期到明天续审。对琼斯所提的罪证当然与弗罗斯特和威廉斯的罪证相同，而宣告被告有罪的裁决以及关于宽大处理的建议，和上述两案如出一辙。
1840年1月13日，星期四，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被提到庭，听候宣判。弗罗斯特表现出他在整个审判期间所显示的那样镇静态度。威廉斯显得情绪低沉，琼斯的举止则是沉着大方。于是法庭询问被告们，他们对于为什么不按照法律对他们宣判，是否有话要说。吉奇先生提请暂缓宣判，理由是法庭召唤的陪审员中有一人是因弄错姓名被误传出庭的，这个异议当经驳回，然后，法学渊博的法官们带上了黑帽子，宣告全体人员保持肃静；接着，审判长向被告们讲话，提到他们所犯的滔天罪行，他认为这种罪行所以能避免产生后果，应当归功于上帝的保佑。他劝被告们做好准备去接受那个正在等待着他们的人生剧变，接着就宣布对被告处以古老的、野蛮的刑罚，并指示将他们押回原处，然后，再从那里押赴刑场，执行绞刑，直到气绝身亡——然后将他们斩首并肢解尸体，遵照女王陛下的旨意，予以处理；最后，他照例希望上帝怜悯他们的灵魂。在宣读判决书后段时，弗罗斯特将眼光朝上看了一下，但威廉斯和琼斯都没有露出任何感情；然后，他们三人都从被告席上被押下去了。查尔斯·沃特斯、约翰·洛弗尔、理查德·本菲尔德、约翰·里斯和雅各布·摩根表示服罪，因此均被处死刑，然而法庭暗示他们的惩罚可以减为终生流放出国。其他十四名被告被传到庭；一部分人表示服罪，被判处不同刑期不等的徒刑，另一部分人则具结改过自新。此外，还有许多被告被移交巡回法庭处理，特种法庭随即宣告结束。弗罗斯特判决的消息一经传布，在宪章运动者中间普遍引起了强烈的愤慨情绪，同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各城镇立即召开群众集会，通过了致女王陛下的请愿书，恳求她对被告们酌情宽宥。
2月1日，星期六，波洛克爵士先前代表被告们所提出的异议，提交给高等法院的十五位法官审议。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爵士、菲茨罗伊·凯利先生和威廉·福勒特爵士代表被告们出席，而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则代表王国政府。该案件经过了双方相当详尽的辩论，最后法官们以多数票决定，被告所提异议是合法的。然而，他们又决定，这个异议虽然合法，但提出的时机不太适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认为最明智的措施莫如采取折衷办法，于是立即宣布，极刑的处分免予执行，对被告们改处终身流放出国。公众的舆论显然坚决反对执行极刑。这时，为了制止极刑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也日益频繁了。二十六位有钱有势的上层人士，其中多数是议会议员，曾为这个问题上书给诺曼拜勋爵，毫无疑问，舆论方面这种强烈的表示对政府产生了压力。
2月3日，星期一，奉内政大臣之命，被告们在军队的押送下，被用囚车从蒙默斯移往切普斯托，那里有一只船等着接收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往布里斯托尔，另一条船奉命再从那里把他们送到朴次茅斯的监狱船上。当被告们离开蒙默斯的那天，三十三位宪章运动代表在曼彻斯特举行了会议，一致认为应向全国建议，尽一切力量使他们免予被流放国外，弗罗斯特的家属向女王陛下逞递了一份哀婉动人的陈情书；但诺曼拜勋爵答复说，为了使他的言行符合他的公职起见，他不能劝告女王陛下答应他们的恳求。
3月10日，星期二，利德在下院提出了一项动议，要求下院向女王陛下请愿，吁请她对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赐予特赦；但他的动议只有七位议员，包括检票员在内表示赞成。为了营救这些遭受法律迫害的人们免于流放所作的一切努力均已证明无效；他们在判罪后过了几个星期就向祖国告别了。弗罗斯特夫人迫切希望带着全家大小陪她丈夫一同前去，但弗罗斯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下面是他在被流放前写的最后一封信，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思想情况以及对那些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所怀的深厚感情：
“1840年2月28日
“我最亲爱的玛丽：星期三晚上，我们沿英吉利海峡往下航行时，船上的主桅和后桅被刮掉了，因此不得不进港修理。我借此机会匆匆写封短信给你。关于我们的处分是否有变化，我也并不确切了解，只能从报道中获得一点消息；也许你知道的情况比我详细。我刚才见到了一位职位较高人士，他认为如果你离开英国，跟随我一起流放，那就考虑很不周到了；而且，亲爱的，人生是变幻无常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的家属留在异国，举目无亲，会落得怎样的结局呢？你在自己的祖国，不管你丈夫的行为受到多么严厉的指责（现在我的行为已成为人所共知的了），至少不会遭到人们的鄙夷和奚落。英国人以敢作敢为和宽宏大量著称，决不会让你以及——我的天啊！——我那现已变成孤苦无依的五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受人欺侮的。我的那些私敌现在看到他们所迫害的人的悲惨遭遇，虽然正在幸灾乐祸，但是即使对于他们，我也不能指责他们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我满怀信心——这种信心大大减轻了我的痛苦——再说一遍，在你自己的祖国，你所得到的保护和同情，是不能希望从异乡人士那里得到的。因此你还是听从我的劝告吧；开始经营我们的店铺，相信上天的安排吧。三个星期后，有一只船将从你那边开来；写封信由它带来，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消息。我们大约今晚就要启航了。啊，亲爱的，你就有机会来实践你的宗教信仰、你的坚定意志和你顺从天命的思想了。尤其重要的，你要信赖造物主，不经他的许可，“甚至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①他特别爱惜我们这些有罪的凡人，就是“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过了。②不要忘记你对我们心爱的孩子们应尽的责任，唉！千万记住，你对那么多年轻、孤苦、娇柔的女孩子要操多少心。你一定要相信，只有在孩子们身上，你才能表达你对你丈夫的恩爱。随我远行，必然会增加我目前的困难。所以，亲爱的玛丽，我再说一遍，运用你的判断力，不要让你一时的感情冲动驱使你离家远行，不再和祖国的同胞见面了。我相信，你的家还是相当舒适的。你和女儿们都应当工作，你还可以从你丈夫如此心爱的那个儿子身上看到他的影子。毫无疑问，虽然政府反对我的政见，但是如果不经过合法的定罪手续，它也不会坚持要给我惩处的。法律是英国人能够引以自豪的唯一保障；我要指望重返祖国，也只有指望法律给予保障并付诸实施。我再说一遍，我不在家时，你和全家的生活还是相当舒适的，这种信心会大大减轻我的痛苦。啊！我的孩子们——是呀，我那些苦命的、无依无靠的孩子们——我们夫妇的爱情结晶日夜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