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基督教教理越来越标准化，基督教本身也成了帝国的正教。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的心理学被缩减到正教能够接受的程度。前尼契时代的教父们在许多心理学问题上的观点也变成了异端邪说。（奥利金去逝后，他因为多种异端邪说而遭惩罚，其中就是柏拉图教导他的灵魂预先存在的信仰。）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从4世纪以衰减的形式保存到12世纪，是得益于圣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是圣托马斯·阿奎那之前教会的主要权威。

    圣奥古斯丁（354－430）出生在罗马努米底亚省（现在的阿尔及利亚）的塔加斯特城，他的母亲圣莫妮卡（后来被封为圣者）是位基督徒，他的法官父亲帕特里西亚是位异教徒。奥古斯丁周围的世界仍然属于罗马式的奢华生活，可它正在迅速的没落之中。在他的青年时代，野蛮人正在进攻帝国的边陲，到他中年的时候，罗马本身已落入哥特人之手，在他的老年，整个西方世界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作为迦太基城一名16岁的少年学生，圣奥古斯丁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罗马酒色之徒。“我全身心投入通奸活动中，”他后来在著名的《忏悔录》中说到了这段时间的生活。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些年头里，他因为母亲灌输给他的负疚感而放弃了乱交，娶了一个小妾，并与她厮守了15年多的时间，对她很忠心。

    他是位敏捷而热切的学生，对柏拉图极为敬仰，称他为“半神半人”，后来还把很多柏拉图思想溶入了基督教教义。完成学业后，他成为迦太基城的修辞学教授，后来还去了罗马和米兰。他广泛阅读了异教哲学家的作品和基督教圣经作品，并成了基督教东部异端分枝的摩尼教教徒。可是，他越来越受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影响，他的苦行和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更深的负疚感，也因为他那个世界的颓废而难过：匈奴人在践踏巴尔干半岛，哥特人把思雷斯国踏为平地，日尔曼人冲过了莱茵河，而在意大利，**正日益肆虐，苛税如猛虎，人们更沉迷于斗剑术和马戏。

    32岁的时候，圣奥古斯丁屈服于他母亲的乞求而准备结婚。他把心爱的小妾送走，等着他的情人长大成人。有一天，他感到“灵魂难受，倍受煎熬”（他在《忏悔录》中说）。他正在米兰的花园里与朋友一起坐着，突然被一阵想大哭一场的冲动笼罩住了，他逃往花园的一角，却在那里听到了一阵孩子般的声音在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他拿起一直在读的圣保罗著作，随便翻开了一页，就看到了下面的话：“不是在放纵和醉酒中，不是在自我幽闭和麻木不仁中，不是在争斗和嫉妒中：汝须置身于基督之上，不得为一己的肉欲和色心装备齐当。”顿时，他感到灵魂的创痛消失了，他感到欣慰不已，心中一片宁静。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献身于研究，准备转教，387年复活节，他母亲骄傲地站在他身边，由安布洛兹主教（后来亦是圣徒）替他施了洗。

    他回到了非洲，把自己的财产都给了穷人，并在塔加斯特成立了一家修道院。他甘于贫困，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年满意的独身研修生活。然后，他响应附近的希波小镇的主教华勒里安的邀请，去帮他做教区的工作。圣奥古斯丁进入了僧侣生活，几年之后，年迈的华勒里安主教退休了，他勉强接替了希波主教的工作。他一直呆在这里，直到34年后去世为止，那时候，罗马已经被哥特人所劫掠，汪达尔人也到了希波的门前，离整个帝国西部的完全沦陷已不过50年之遥了。

    作为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仍然过着僧侣的生活。尽管个子很小，身体脆弱，而且长期受慢性肺病的困扰，可是，他仍然积极参与宗教议论和辩驳，以及与异端的斗争，而且还想办法写作了卷帙浩繁的信件、布道辞和大量的著作，包括他著名的《忏悔剥》，甚至花费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他的杰作《上帝之城》。他在这些著作中的主要目的，是想使理智与教会的教理调合起来，可是，每当它们产生冲突的时候，他都由自己的感觉来决定，“不是为了相信而理解，而是为了理解而相信。”

    圣奥古斯丁成了天主教有关教理事务方面最有权威的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他的裁判权延伸至他所说的有关心理学的任何话，尽管他本人从没有系统地处理过这个问题。他对心理学的观点，如同对所有科学的观点一样，都混合着真知灼见和模糊不清之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跟其它任何科学一样，在它们为宗教目的服务时都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除了《圣经》里面的话以外，所有的知识要么就是邪恶的，要么就是冗余的：“不管人从其它来源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有害的，它就在那里受到诅咒（即在《圣经》里），如果它是有用的，一定早就已经在里面了。”可是，在他的著作里，有一大批心理学材料被保存下来，因而也就为学者和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会医生”们所了解。

    比如，圣奥古斯丁之后的加伦就是其中一个，他重复过圣奥古斯丁的话，认为，灵魂或者意识会受到身体状况的影响，反过来，灵魂或者意识也可以影响身体状况。圣奥古斯丁举例说，太多的胆汗，会使一个人很容易动肝火，可是，一个容易因为外界的事件动肝火的人也会引起他的身体产生过多的胆汁。

    圣奥古斯丁利用早期的教父们引用过的异教哲学家们来解释意识的结构，即记忆、理智和意愿这三重功能。可是，有时候，他所说的有关这三重功能的话会变得非常神秘，比如，他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个三重体怎样也可以变成一体：

    由于这三重的记忆、理智和意志并非三条生命而是一条，亦不是三种意识而只是一种，因此，它们不是三种物质而是一种物质……这三种东西之所以是一种，其原因是它们是一个生命体，一种意识，一种存在。可是，它们之所以是三种，是因为我记得我有记忆和理解力以及意志。我知道我理解，我有意志，我会记忆，而且我希望我有意愿，有记忆，有理解力……因此，虽然每个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一个整体的人相等，每个作为整体的人与所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是一样的，这三种东西也就是一种，一种生命，一种意识，一种存在。

    圣奥古斯丁认为在**的人中，意识与灵魂是等同的，可是，他说，灵魂是非物质的，不可摧毁的，而且，人死后它会离开身体而变得永生不死。他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他的理论是这样的：灵魂，或者意识，可以设想永恒，这个概念是它不可能从感官得到的。正如思想即存在一样，设想更高层次的存在亦是存在的一部分。

    可是，他也经常以更为自然主义的术语来描述精神生活。他以自己特有的尊贵口吻，重述了早期对感官和记忆的机制非常有兴趣的异教哲学家们的一些观点：“我进入了记忆的旷野和小房间，这里有无数从感官得来的各种事物的图像之宝。”在这样的情绪之下，他感到万分惊叹，图像怎么会通过感官沉淀在记忆里，记忆为什么不仅仅容纳了图像，而且还有概念，发生在意识里面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是一些自然感觉到的记忆的系列，为什么有时候又是有意寻找的结果。

    然而，跟很多的异教哲学家们一样，圣奥古斯丁认为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是不确定和不值得信任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肯定我们的感官是不是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而确定的东西，超越了任何疑惑的东西，是自我意识的原初体验，因为产生疑问即是思想，思想即是存在；疑惑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即可以确定，我们都是活着的，我们都能思想。他就以这样的办法辩驳了怀疑论者，并确立了柏拉图的知识学说，他比柏拉图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知识和真理通道的内省。弗兰茨·亚历山大和谢尔登·塞内斯尼克两位博士在《精神病学史》一书中说：“圣奥古斯丁不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锋和存在主义的最早开拓者，而且也是心理分析学的远祖。”

    的确，这种内省法的使用远远超过了柏拉图的方法。《忏悔录》中令人惊叹的自我启示乃是文学上的首例，从圣奥古斯丁这里到卢梭，再到弗洛伊德，这个直系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可是，这是从内省导向自觉，而圣奥古斯丁的目标远非仅止于此。在《上帝之城》和其它的神学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对内省如何可以显示更高真理的解释。他说，通过理智，我们可以上升到比感官局限更高的地方来获取类似“数”和“智慧”等的概念，可是，我们获取最高理解力的层次却只能通过内省性的、对上帝的注视才能达到。跟柏拉图一样，圣奥古斯丁用一阵狂文书写自己感到的彻悟，通过这些沉思，他感到自己“一级一级地上升到创造了我的生命的他的高度”，而且接近了人可以找到的最高的真理。

    对于圣奥古斯丁来说，最为重要的意识功能是意志，因为它提供了如何解决邪恶存在这个神学问题的答案。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睿智无比和善的，他就不会创造邪恶，也不会不知道它将会存在，也不可能有另外一个与这位创造了邪恶的神同样威力巨大的邪恶存在。那么，怎样解释这一点呢？圣奥古斯丁推理说，因为人类是善的，他们就应该有能力来选择善的，而不是恶的（上帝并没有创造邪恶，邪恶只是善的缺失）；因此，上帝给了人以自由意志。可是，人类有可能会失去行善的意愿，甚至有可能去行不义之举，这就是邪恶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圣奥古斯丁本人亲历过失败，他自己的意愿曾不想选择善的，他曾与小妾沉溺于声色之中。他在原罪的遗传中找到了对邪恶的解释，它给了**以很大的力量，超过了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情愿去作恶而非行善。一个人有时候不愿意看到自己玉树临风，可当他自己已为肉欲所征服时，他也无法仅凭意愿使自己玉柱倾倒，形颏自消。性快乐实际上会使镇定自若的思想瘫痪掉，而**也会统治人，在他藐视上帝的意愿时也会否决他的意愿。

    可是，圣奥古斯丁说：“真正的善人，如果可能的话，是希望不需要经历此等情事而生养后代的。”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和夏娃——以及他们所有的子嗣——可能在没有快感的情况繁殖子孙而不犯罪。为什么呢？这就很难想象了，他自己也承认，可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难题面前退缩，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是一些超级混合物，既有深刻的心理学观察，亦有苦行僧的狂想：

    在天堂里，生殖的种子会由大夫来播撒，而妻子将会去孕育它……是有意的选择，而非出自不可控制的**。毕竟，我们凭意志来移动的，不仅仅是一些由关节和骨头组成的手和手指，脚和脚趾，我们还可以控制肌肉及神经的放松和张紧……（有些人）可以使自己的耳朵移动，一次一只，或者两只同时动……（另一些人）可以从身体的后面弄出一些音乐曲调来，你还以为他们是在唱孔……人体器官，在没有肉欲的激发时，可以为了为人之父的目的而尊从人的意愿……当没有无法控制的**来激发生殖器官时，当所需要的一切是由有意的选择来进行时，精液的流动可以尽量少地刺破处女膜而进入子宫，而且就像时下的情况一样可经由同一个**管道进入；反过来，则会在行经时进行。

    人类在心理学的头8个世纪里学到的有关人类意识的知识，圣奥古斯丁就是这样选择和改造的；这也就是得到了他的权威的准许印行令的一些主要概念，在接下来的8个世纪里，它们成为惟一可接受的心理学。

    教父调停人：

    烦琐哲学家

    圣奥古斯丁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这些问题再发过任何议论。势力强大的罗马遭到了反复的劫掠和扫荡；它的人民潜移至乡村小镇和有城堡的村庄，直到6世纪，只有5万人生活在曾经辉煌一世但现在已是烧毁殆尽的废墟上。它和其它城市的图书馆散布各处而且大半焚毁；过去的科学知识以及其卫生习惯、风度和艺术都不见了。西欧社会的大部分都慢慢变成了原始的村庄、简陋的采邑和小王国，其好战的首领们不是经常彼此袭击和围攻，就是组成联军对抗入侵的诺曼人、诺斯人、马札儿人、撒克逊人、法兰克人、哥特人和摩尔人。

    最后，战乱让位于封建制度稳定下来的秩序，可是，封建地主们对于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沉醉于侠义的马上枪术比赛、战争、东征、阴谋诡计、魔法和谦恭的求爱仪式。在一个其生活龌龊不堪、残酷而且短暂地世界里，心理学作为一种人造文化物品跟欧几里得的几何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一样被人遗忘而且与生活毫不相干。

    从6世纪到8世纪，西欧惟一有一些机会去学习心理学知识的人就只有牧师了，他们在少数一些修道院里得以读到有限的一些教父们的著作。可是，这些论题很少引起大部分牧师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早就因为信仰问题和僵硬的封建生活而消耗一空了。只有少数几位其名字不为我们今天的人所知的人慢慢熟悉了已经写下的一切，而且他们自己也写了一些论灵魂和意识的书。这些作品没有哪一部不是一些布道材料，特别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的重编和反复。

    可是，变革还是缓缓地超过了封建秩序。十字军东征使成群结队的半原始西欧人与穆斯林商业与工业接触；贸易一直进发到十字军所到之处；意大利商船和商业舰队从北欧的海湾驶出，开始把东方的香料、丝绸、食物和挂毯运到欧洲港口，随之还带来了书籍和思想。随着海上运输商业开始复苏，内陆运输也繁荣起来。粗俗的乡镇变成了城市，有些城市，最早是波罗拿和巴黎，还建起了大学，哲学又以经院哲学的形式出现了，它主要是花费巨大的精力来解决有关信仰的一些大问题的逻辑论证工作。首先，经院哲学家们（或者叫烦琐哲学家）都因为《圣经》的权威和纲领中载明的教理，以及圣奥古斯丁及其他教父们的著作无可置疑的敬畏而大受局限。这些烦锁派的哲学家们检验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方法是，先提出一个命题，再取一个负面的立场，引用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后用确定的命题来辩驳它，再用《圣经》中其它的引语和教父们的语录来为这个观点辩护。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意识到还有其它一些更为刺激的知识来源。有一部分是从中东的作品中得知的，因为那里的求知活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更大一部分是从西班牙和康斯坦丁那布尔的阿拉伯和犹太学者，尤其是阿维塞纳、阿佛尔罗和莫西·梅蒙里兹，他们重新发现了希腊哲学和心理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

    对许多的烦琐哲学家来说，他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和相对现实的世界观是从教父们枯燥无聊和来世的空想中的解放。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或者圣奥古斯丁成了他们心目中最高的权威。可是，在许多年里，烦琐哲学家们分成了两大阵营：神秘柏拉图派（大部分是圣芳济会的修道士）和知识型亚里士多德派（大部分是多明我派）。神秘柏拉图派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和逻辑是对信仰的威胁；而亚里士多德派，其中有阿伯拉尔、彼德·隆巴尔德、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和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这是对基督教教义真理的支持和证实这道真理的途径。激烈争执几十年后，亚里士多德派争赢了：阿奎那的哲学和解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并利用理智来证明了教义的真理，并从此至今成为天主教的正式哲学。

    天使博士：至托马斯·阿奎那

    阿奎那的崇拜者称他为天使博士，可他是何等样一个人呢？算不得一个引人注目的人：默不出声、圆鼓隆冬的一大堆裹在僧人的黑袍里，通常迷恋于自己的思想中，其虔诚和勤奋的一生几乎没有任何戏剧可言，一介书生而已。

    阿奎那的父亲阿奎诺伯爵的城堡在罗马和那布里斯的中间，他是日尔曼的贵族，其母亲是西西里的诺尔曼王子的后裔。托马斯出生于1225年，长大成人后一脸条顿人的相貌：身材高大、厚重，面容方阔，一头漂亮头发——也像条顿人一样很迟钝。有人说，他一生只生了两次气，他在同学中的浑名是“西西里的大木牛”。

    他5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入几英里外蒙特卡罗的本尼迪克丁修道院住读。他在那里度过的童年很难说是欢乐和无拘无束的，等他14岁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位禁锢的学者和苦行僧。在那布里斯大学又学习5年之后，他做了多明我僧人，令他的家人大为失望，因为他们曾希望他最终成为声望甚高的蒙特卡罗修道院的院长，而不是一名生活在贫穷之中的托钵僧。在他母亲的唆使下——他的父亲已经去世——阿奎那的兄弟们绑架了他，并在自家城堡里关押了他一年，希望他会改变主意。他没有，反而用圣者的平静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他在囚室里继续自己的研习活动。

    然而，他的确发过脾气，因为他的兄弟为了引诱他脱离苦行生活，曾把一名妖艳的美妇悄悄塞入囚室。阿奎那一看到她就惊慌失措地捡起一根燃烧的火根满屋追着她打，并把房门上的十字架都烧着了。他的兄弟们再也不给他送美妇来了。最终，阿奎那的虔诚感动了他的母亲，她帮他逃脱出去。1245年，他作为巴黎的一位多明我会神甫恢复了生活，并师从亚里士多德的拥护者阿尔伯塔斯·马格那斯学习神学。

    他是位了不起的学生，31岁的时候，经教皇特准被授予神学博士头衔，比允许授予该学位的规定提早了3年。他有非凡的集中思想的能力，能够在极为烦扰的情况下追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一次，在国王路易九世的宫庭宴会上，阿奎那在深思如何辩驳摩尼教邪说的办法，对周围的盛况、珠宝、大人物和机巧的谈话全然不知。突然间，他拍案而起，一声猛喝，吓得周遭一圈人大惊失色：“这下可就搞定摩尼人了！”

    这可并不是说他就是个难以亲近的人，他说话慢条斯理，轻言细语，谈锋甚健，而且乐观达人，可是，他的头脑里面总想着高深的思想，也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从醒来到睡觉，他的每一天都填塞着研究、写作、教学和礼拜。他参加所有时间的祈祷，每天要么望一次弥撒，或者听两次弥撒，讲课或者坐下写作前都要做祈祷。

    他有这么多的祈祷活动要做，可奇怪的是，1274年他在49岁去世前竟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一边在巴黎大学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学里讲课，一边还写作了为数众多的布道辞、宗教小册子、赞歌和祈祷辞，还有对早期哲学家著作的大量冗长的评论以及卷秩浩繁的劝教著作。

    这些作品旨在劝说不信教的哲学家们，因为他们的理性论阻挡了他们的信仰。阿奎那想办法用完全不同于圣奥古斯丁狂热的神秘主义的途径来引导他们走入信仰：他给他们提供了旨在全凭理智来引导信仰的严密的逻辑哲学辩论。他在一份小册子中对一群反对者写道：“请注意，我们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它不以信仰的公文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哲学家们自己的推理和声明上的。”

    还有专门对神学学生的说教，详细解释并为整个天主教教义进行了辩护。共有38份讲述不同主题的专题论文，包括纯粹哲学、伦理学、法律和心理学。其中一本书里包括了解情况631个“问题”或者主题，约代表对这些问题的一万多种反对意见或者答复。阿奎那利用辩证法通过一步一步的推理检查每一个问题。结果是，这比逻辑教科书热闹不到那里去，但作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它是无与伦比的。

    也许是操劳过度的原因，1273年12月的一天早晨，他在望弥撒的时候突然有了奇怪的感受，从那以后，他无法再写作了。“我再也干不下去了，”他说。“我已经感到，我一生写下的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现在，我等待着自己生命的终结。”3个月后，他去世了，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封为圣徒。

    阿奎那的神学和纯粹哲学在这里与我们关系不太大，只是，他使心理学与神学和纯粹哲学合谐相处了。他主要是在《人类论》、《人类行为论》和《习性论》这三篇专题论文中做到这一点的。他在这三篇文章里展开的东西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他不是一位探索者，而只是基督教教理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调和人。他的心理学大部分是以亚里士多德为基础的（不过却埋伏在阿奎那自己艰涩深奥的术语里），还零星地夹杂着加伦、圣奥古斯丁和少数其他人的思想。他把很多明显和实在的东西、一些在早期的教父作品里丢失了的东西恢复进了心理学。可是，他把这门科学冻结在其古典的思辨和诡论中，并把基督教信仰中一些关键要素输入其中，比如**与灵魂或者意识的二元论，这使心理学蒙上了阴影，直到今天才云开雾散。

    在他论及心理学的作品中，尽管有许多托马斯式的措辞，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话题。

    在论及感觉时，阿奎那讨论了早期作者们熟悉的五种外部感官，再加上“常识”感觉——这是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通过这五种感官，我们知道，通过不同的感官同时感觉到的一些材料是从同一个物体上得来的。

    他以多少带有亚里士多德风格的方式细分了心灵的各种功能，把它们分为“生长性的”（其自行调节的身体功能），“有感知力的”（感觉、胃口、运动）和“理性的”（记忆、想象和理智或者智力）。可是，他极度地夸大了“哲学家”（他经常这样称呼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草率建议，说有两种智力。第一种智力的功能，或者“可能智力”，是理解、判断和就我们的感觉进行推理，第二种智力的功能，或者“代行智力”，是要从我们的感觉中抽取思想或者概念”，并通过信仰来了解其它的一些真理，比如不能通过推理得知的三位一体的神秘性。

    阿奎那没有提供经验证据来证明两种不同的智力的存在，他的结论是以逻辑和教理合并而成。因为，不管灵魂里面是什么东西，它都会关系到身体的感觉、感知和情绪——不管是什么，只要它是灵魂－**在有生命的期间的一部分——它就不能够在死后仍然存在。可灵魂却会存在下去，因为教理是这么说的。它一定就是灵魂－**这个单元传递更高和永恒知识的那一部分，因此也是永生的，这就是代行智力。

    阿奎那因此就调和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和基督教教理，因为亚里士多德心理学不允许个人死后还有生命存在的说法，而基督教教理却坚持认为这是铁定的事情。然而，为了让容易消逝的“可能智力”成为一种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创造思想的机制，他从自己的心理学中排斥走了神秘柏拉图主义关于天生思想的说教。他跟亚里士多德站在一起，认为婴儿的意识就是白板一张，它具有从经验中抽取思想的能力。天生思想的教条会在以后的一些世纪里毒害心理学，可是，它并非阿奎那所为。

    可是，他的确区分了从肉欲中产生的**和从性情暴躁中产生的**，这对概念他是从加伦处学来的，而加伦又是从柏拉图那里得来的。阿奎那比先辈更细致地发展了它，通过定义、演绎和常识来组织材料。其概要如下：当肉欲是因一件好事而起时，我们会感到像爱、**和欢乐这样一些情绪；当它是因为一件邪恶的事情而起时，则我们会感到仇恨、厌恶和悲伤。当性情上的**被很难得到的好的事情唤起时，我们会感到希望或者绝望；当被一件邪恶的事情唤起时，则会有勇气、恐惧或者愤怒。

    对情绪的这种分类，尽管它好像是人为的，而且在今天听起来也有点假道学的味道，可是，它确是较为系统一些，也比以前任何一位哲学家的观点要透彻一些。更为重要的是，阿奎那以近乎现代的程度强调快乐和痛苦是情绪的基本构成材料，为此，他应该得到荣誉。

    在就意志这个话题的讨论中，阿奎那按照教理的要求强调说，意志的自由确存在。可是，他说这话的前提是从亚里士多德心理学得到的。首先，他就理智的本质比意志“更为神圣和崇高”这个论断进行了深奥难懂的形而上的推理。而后，他更为直露一些地说，理智决定什么是善的，而意志却寻找满足对此物体的**。我们禁不住奢求**所需的物体，我们在决意为这些欲求做什么的时候也是自由的，可是，意志从属于智力，它会决定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避开。（如果我们决意去做邪恶的事情，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有一种情况下，意志是比理智更好的一位裁判：

    如果所欲求的目标比灵魂崇高一些，其本质是在里面由理智来理解的，则意志比理智崇高……爱上帝要比仅仅知道上帝好得多；反过来说，只理解有形的物体要比爱有形的东西好得多……通过爱，我们紧靠着以卓越的形式升起在灵魂之上的上帝，在这个情况下，意志比理智崇高。

    这又一次证明了阿奎那在信仰和理智之间的调和。他的目标是要利用自然的理智来证明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可是，如三位一体、化身、最后审判以及上帝的本质等的神秘性却不能通过感官或者理智的证据来演绎，而只有通过信仰来认知。因此，他就确立了一个二重的认识论：我们通过经验和理智认知一些事物，而其它的事物却只有通过启示来做到。这种自然主义心理学与基督教迷信思想的混合物会对后世的许多信仰者带来安慰，却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造成了长期的阻碍。

    因此，阿奎那对心理学的影响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在他把感觉和理智描述成我们籍以获取知识的途径时，他也提供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心理学有一天会获得一种实验的、科学的世界观。

    可是，在他把更高级的智力作用描述成永生不死的东西，以及坚持说某些知识只能通过信仰来获取时，他就使超自然主义对心理学的控制延长了更多的时间。他的权威如此牢不可撼，至少是在天主教徒中，由20世纪——有一本甚至晚至1945年——的天主教徒所写的两本心理学史都说，阿奎那之后的心理学走入了迷途。

    黎明前的黑暗

    阿奎那于1724年去世之后的好几个世纪中，心理学又一次陷入停滞状态。这位圣人和哲学家合并起来的权威使其石化了，而少数一些写过心理学方面的著作的牧师又几乎没有新的东西说出来。时代对知识探索也不尽适宜。14世纪的百年战争和黑死病及其它流行病使社会秩序陷入大混乱。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受到激励，竟然要去以科学和哲学的态度来探索人类的心灵。就连受过教育的那些人也在绝望中转入了占星术、迷信和魔鬼信仰的研究中。一些在稍好些的时间里有可能会写出更多有关古典著作和教父哲学的评论的牧师们，他们反过来研究并写作有关女巫的行为和方法，审判官可以用来证明被告与魔鬼结伴，为虎作伥。

    恶鬼或者群魔在里面出现的错觉和幻觉被广泛信以为真，精神病行为被解释成通过梦对病人的附体或者恶魔本人上了身。天使或者圣母玛丽亚或者耶稣的声音、光辉、影子通常都被认为是实际的降临或者通话。对意识和情绪的理解，至少在欧洲又回到了它几千年以前的模样。

    然而，到15世纪末，一些社会变化带来了一些条件，它们将促进心理学自希腊时代以来最大的一些进步。火药引入欧洲以后，城墙和个人用的盔甲顿成废物，从而也使封建制度过时了。随着文艺复兴的黎明到来，不是僧侣，因而也不受正统说教限制的学者人数也增多了。约1450年左右印刷术的发明使他们可能在教会控制的大学之外进行研究。重新发现往日的知识开始把人们的意识从中世纪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在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好几个领域里的科学家第一次取得了在一千多年时间里真正重大的一些进步。维萨里纠正了加伦的一些解剖学错误；哥白尼证明了太阳系的日心说；伽利略发现月球上有山，银河系是由各个单独的恒星组成的；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阿格里科拉对矿物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帕雷对外科学，墨卡托对制图学，泰科和开普勒对天文学和哥伦布及麦哲伦对地理学都作出了贡献。对心理学的兴趣也复活了，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得出任何进步。在16世纪，有好几百本著作问世，可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就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托斯、加伦和其他一些人的心理学著作的一般性评论，或者把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就自由意志和灵魂本质所说的一些话重新炒过。一些思想家，其中有马基雅弗利、帕拉切尔苏斯和梅兰希顿等，在他们的著作中进行了这种或那种精明的心理学观察，可是，没有哪位以任何系统的方法推动过这门科学。

    可是，在我们跳入现代心理学的黎明前，有三位作者却是值得顺带着提一下的。

    其中之一是不知名的一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作家，名叫马鲁利奇，他好像是第一位在一份时间约为1520年的、不甚清楚的手稿中，使用了psychologia这个书面语。这个词一时还没有大量使用，尽管有一两位其他的作者也用过它。可是，1590年，一位日尔曼百科全书编者名叫管道夫·哥依克尔（拉丁语是哥克尼里亚斯）的，曾在一本书的书名上使用过这个词：PsychologiaHoc

    Est， de Hominis Perfectione（《心理学：论人的改善》）。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这个词慢慢成了这门科学确定的用语。

    第三位作者是朱安·刘易斯·比韦斯，这是16世纪的一位犹太裔西班牙天主教哲学家。他给英国亨利八世的大女儿玛丽公主当家庭教师，尔后因为反对亨利与阿拉贡的卡萨琳离婚而在监狱里蹲了一些时间，之后就潜心写作了。他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冗长的、名叫《De

    Anima et

    vita》的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和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概述，可是，它因为一件事情而值得一提：比韦斯编辑了比他的前辈们长得多的一个单子，里面有图像和思想可以通过意识的联想来联系的许多方法，他还是17世纪联想学派的先锋，假使不是最早产生此想法的人的话。20世纪的一位联想学者甚至带着一种理论家的夸张称他为现代心理学之父。

    可是，现代心理学与任何有生命的动物不一样，它有许多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