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睡眠

    如果说很难解释心理学在希腊的突然出现和兴起，则解释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压倒它的心理学冬眠就几乎是同样困难了，那是一场持续了两千年的漫长睡眠。直到17世纪之后，心理学的问题才又一次像在希腊文化昙花一现的繁荣期间一样，激发和刺激了一些思想者的兴趣。

    然而，“冬眠”和“睡眠”都是些误导性的词，它们暗含一种对此情况缺乏了解的意思在里面，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整个希腊典盛时期的光芒中，在罗曼娜女神、在基督教对社会的转变中，在罗马帝国的解体中，封建制度于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出现，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学习的更新，心理学既不是垂死的，也没有被人遗忘。在这些漫长的世纪和社会的变形中，一些知识分子继续提出一些希腊哲学家们提出过的问题，并形成了一些答案。可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站在学术评论人的立场来做的，在已经做过的工作上再次劳动，而不是作为探索者和发明人来工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产生过使心理学知识产生重大进步的、新的重要思想。

    也许，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晚期，心理学已经发展到了思辩和深思能够到达的最远边际。他的时代以后，那些对心理学理解感兴趣的人继续依赖这个方法，可这门科学不可能在没有观察、测量、取样、测试、实验和其它实证过程的情况下产生进步。

    然而，对这场漫长的睡眠，却有另外一种更大的解释：主导西方文明达2000年之久的社会和宗教方法没有哪一种启发人们去探索心理学的未知领域。由于不同的原因，希腊式的社会，罗马式的社会和基督教促使那些思考心理学问题的人仅仅做一些考察先辈的工作，看看有没有可以修改用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信仰系统的东西。

    然而，这些学者、编辑和校订者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任何科学史上，都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是其实施者在对一些已经接受的理论上做一些小的修订工作，以使其适应很难控制的事实。在这样的期间，科学就像茧中之蛹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以期使其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这段蛰伏期间发生的事情，可能比有形变的动物出现时要产生较小的戏剧影响，可对知识的进步却也不见得无关紧要。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心理学冬眠的晚期，基督教学者们精选了修正了希腊的心理学学说，并在神学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有关人的本质的非科学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大众思想当中一直流传至今。看看这些假设是怎样以及何时发展的会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的一些争论，如意识是否可以存在于与身体分开的思维当中（比如在体外的经验或者死后复生的经历之中的一些思维中），或者它是否就是发生在**大脑中的一些物理和化学事件的连结。

    评述者：泰奥弗拉斯托斯

    当亚里士多德于前323年因为政治动乱而离开雅典时，他任命自己长期的朋友和同事泰奥弗拉斯托斯为学园的园长，他后来还把自己的图书和所有作品的手稿遗赠给他。很清楚，亚里士多德对他甚为重视。

    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2－前286）的确是位杰出的老师和学者。他主持学园成功地运行许多年，是位非常流利的演讲人，一次竟有2000人前来听他演讲。他还极为勤奋，在他的一生中完成了227部——有人说有400部——有关宗教、政治、教育、修辞学、数学、天文学、逻辑、生物学和其它一些学科的著作，包括心理学。

    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判断准确，可他没有预料到，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记住或者读过泰奥弗拉斯托斯除其中最为琐屑的《性格》一书外的任何作品。这是一系列简短的讽刺性原型素描，如谗媚者，饶舌者和傻子——这是后来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的最初样品。这些素描是一些广义上的心理学作品，因为它们报告了行为上的一些现象，但是，对我们了解性格特征或者模式的起源或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其它作品早已恰如其分地为人们所遗忘。他在这些作品中重述，编辑，评论他以前的人已经说过的事情，可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进去。特别是在他的心理学论著《感觉论》中尤其如此。他说了很多有见地的话，可这些不过是对前人作品的评价或者吹毛求疵。下面这些是很典型的：

    （德谟克利特）把感觉、快感和思想归结为呼吸和空气与血液的混合。可是，有许多动物要么就是没有血液，要么完全不呼吸。如果呼吸必须穿透身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一些特殊的部分——（这个概念）……他是为了其理论的一部分的需要而介绍的——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身体的所有部分都来进行回忆和思想活动。可是，理智并非在我们所有的器官中都有一席之地的——比如我们的双腿和双脚——而只是在一些特殊的部位，通过这些特殊的部位，我们可以在合适的年龄锻练自己的记忆和思想（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别的地方说过，思想在大脑里面产生）。

    希腊学者

    泰奥弗拉斯托斯有关心理学的作品，是我们在希腊时代、亚历山大去世并由他的三位将军瓜分了帝国之后的后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家的作品中能够找到的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些评说没有开辟任何新领域，但却开始收辑希腊心理学思想中的一些瑕疵，2000年以后，它引起一些追根究底的人设计新的假说并且第一次开始用科学方法进行验证工作。

    希腊时代的心理学中发生的一些实际的事情，也是其它智力活动真实的图景。对前几个世纪的思想家们的思想的编辑和批评，随着图书馆的增多而发达起来，特别是在亚历山大城，埃及国王普陀勒米一世在那里建立了最大的古代图书馆。只在几个科学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几何，欧几里得极大地发展了它；流体静力学，阿基米德在这门学问中有了划时代的发现，即一个沉浸在液体中的物体所失去的重量与这个物体所排出的液体的重量相等；还有天文学家，厄拉多塞通过计算地球的周长而极大地推进了这门学问，他的计算结果几乎与实际的数据一样。（他先在正午时间当太阳直射进阿斯旺的一口深井时测量亚历山大城一座方尖石塔的阴影，然后，通过几何方法确定使阴影产生不一致现象的地球曲率。）

    这些科学以及其它一些取得了进步的科学已经在一部分程度上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实施者不管形而上的一些问题，而只管寻求不通过哲学思辩而通过实证得来的知识。（数学不是实证的科学，但欧几里得从事数学研究的方法至少脱离了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几何学者的神秘论。）同时，当时还没有想到任何实证方法的心理学仍然保持为哲学的一个分支。

    可它处在衰落之中。遍布马其顿与近东的战争间歇肆虐，以前希腊城邦的社会秩序逐渐衰落，人们渐生厌恶与悲观情绪。哲学家们不是寻求最高真理，而是去寻求安慰。他们转而研究天文学，近东宗教和对柏拉图主义进行神秘主义的改造。他们还把哲学变成狭隘的伦理系统，这可以教他们如何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明哲保身。

    在这样的情形中，心理学不再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们都只是在那里反刍和推敲大师们的假说。当时新兴的三大学派，即伊壁鸠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弟子们只把他们自己的心理学讨论局限在德谟克利特的认识论上（即我们只知道感觉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从感觉中通过推理的使用而抽出概念和意义的学说），他们修补他们注意到的任何错误，并根据他们的伦理学的需要增加一些概念。

    伊壁鸠鲁主义者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把他的生存伦理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个过分单纯化的教理上：“快乐是神圣生命的启始和终结。”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追求感官享受的人或者是个浪子，他是一个脆弱而且长期多病的人，他只寻求并提倡平静和适度的快乐，并在讲座时反对这样一些极度的快感，如暴饮暴食，在公共场所欢呼，玩弄权术和**。关于最后一种，他说过：“没有一个人因为沉溺于**而优人一等，他做得不算太差也行。”可是，他的确养了一个情妇，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堕入爱情的话，性快乐是相对无大碍的。

    伦理学是伊壁鸠鲁的主要兴趣所在，他对心理学注意极少，只不过就德谟克利特的知识学术诡辩一通而已，因为这适合他的实用主义和世俗的哲学。然而，如果他追求过他自己的学说当中的心理学意义的话，他可能就成了心理学故事中的一个伟大人物。按照迪奥京斯·莱奥修士的说法，“（伊壁鸠鲁主义者）说，有两种激情，即快乐和痛苦，它们会影响任何活着的东西。一种是自然的，而另外一种是我们的本质之外的东西，这是我们判断所有需要选择或者抛弃的东西的基础”。这很明确地昭示了我们今天叫做再励原则的理论，现代心理学家认为它是学习的基本机制。可是，伊壁鸠鲁和他的弟子们只发展了这个二分法的形而上的部分，而没有展开心理学方面的含义。

    怀疑主义者

    斯多葛主义是由西迪厄姆地方的艺诺（前335－前263年）创立的，它的伦理学系统是以长期以来为希腊思想所熟知的一个心理学概念为基础的，即人们可以通过对情绪的控制求得平静。芝诺认为，美好的生活是这样的，人们的思想会得到完全的控制，使一个人感觉到尽量少的情绪，因而可以使他不受痛苦的折磨。哪怕**和快乐也应该避免，因为它们会使我们失去抵抗力。

    他的弟子们强调说，这样的情绪控制需要对意志进行练习，他们回应了柏拉图的观点，即意志执行理智的指令而压抑**的冲动。可是，这引起了斯多葛学派的一个问题。他们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即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它会按照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则来运行，这个概念似乎没有给自由意志留下任何空间。为了解决或者至少绕开这个难题，他们争辩说，上帝不可能受到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意志亦是一样；由于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它一定也具有自由行动的能力。这个假说显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反证实，因而给心理学留下最为棘手的难题之一。

    罗马借用者

    当东地中海世界在沉沦中进入没落和昏睡时，罗马却越来越有生命力，越来越有进取精神。可是，罗马人尽管征服了东地中海人，它本身却被希腊文化所征服。罗马人精于建立帝国，但却不是很好的革新者，是很好的管理者，但不是思想家，他们采纳了希腊的文学、建筑、雕塑、宗教和哲学风格。公元前二世纪和公元二世纪之间，按照吉本斯的说法，罗马人“占领了地球上最美好的一个地区，拥有人类中最文明的一部分人”，可是，在这整个期间，它仍然是希腊的文化寄生虫。罗伯特·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罗马人没有发明任何艺术形式，没有建立有创见的哲学系统，也没有作出任何科学发现。他们会修路，会订立系统的法典，还会有效地指挥军队，至于其它的东西，他们只好看着希腊人。”

    可是，在哲学上，他们有选择地照抄了希腊人。他们只关心军事征服，对从属国土地的管理，对奴隶和无产者的控制和其它一些实用的事情，他们对希腊哲学幻想更高层次上的飞行派不上用场。比如，他们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借用来的只有逻辑。他们大体上认为，哲学的合适范围应该是法律的颁布，以利人们在不稳定的人生里明哲保身。

    卢克莱修修士

    因此，伊壁鸠鲁主义对一些罗马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卢克莱修修士是裘里斯·凯撒的同代人，他在其科学文集，名叫《物性论》的一篇长诗中详细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他在这里宣扬的理性和消极的伦理学，对共和国的那些贪婪和进取型的统治者没有吸引力，可是，对大多数希望远离战争暴力和政治学的罗马贵族来说却是正中下怀，因为他们需要一门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动乱中求得平静生活的哲学。

    卢克莱修修士在《物性论》中对心理学没有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他只是以某种学校老师式的口吻重述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增加了一些旨在修补二者缺陷的评论。他的世界观和他的资料来源都很有限。比如，他说，由于我们在“胸脯的中间一带”感到害怕和喜悦，因此，那就是思想或者理解力之所在的地方，而且，思想和灵魂（他认为这两者是相连的）都是由特别小的、移动很快的原子构成的。可是，在别的一些地方，他又非常突出地很有见地，而且非常现实。比如，这里有一个例子，说明卢克莱修修士最好的一面：

    思想和灵魂的本质是有形体的……（而且是）有生死的。如果灵魂是长生不死的，并且能在出生的时候进入我们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记住遥远的时代，也留不住以前的行动痕迹呢？如果思想的力量完全被改变了，所有对过去的记忆都丢失了，那么，我认为这与死亡毫无二致。因此，你们得承认，以前存在的灵魂已经消失了，现在存在的灵魂已经形成。

    虽然我们也许得赞扬这位古代诗人的常识，可是，在他的身上，心理学已经停止。我们不必在此多停留。

    塞内卡

    斯多葛主义更对罗马社会进取型的统治阶级的口味。从公元一世纪起，这个说教就风行于罗马政治家和军事领袖中，他们过着奢侈的极权生活，可他们知道，任何一分钟都可能失去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对于他们来说，斯多葛式的消除激情以及面对个人悲剧时保持平静的态度是一个理想。

    这种教义集中体现在哲学家小塞内卡（前5－65）面对死亡的行为中。这位诗人、戏剧家、政客和斯多葛主义哲学家被人编造谣言，也许是弄错了，说他在谋划推翻尼禄王。尼禄王听说谣言后，派一位百夫长到塞内卡的家乡去告诉他说，尼禄王希望他死。听说这个以后，塞内卡平静地要人们取蜡板来写遗愿。百夫长不许他完成这份冗长的事情，因此，塞内卡对身边哭泣着的朋友们说：“我不能回报你们给我的服务，只好把我能够留给你们的最好的东西留给你们——我的生活方式。”他平静地割开了自己的血管，躺在热水池里，一边咽气一边向秘书们口述一封告罗马人民书。

    爱比克泰德

    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0）是罗马最著名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早先是一名希腊奴隶，跟他的斯多葛先辈一样，他对宇宙的本质、物质或者精神没有兴趣。“所有存在的事物是否由原子构成……或者是否由火或者土构成，”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光知道理解善和恶的本质这还不够吗？”他最关心的是要找到一条忍受人生的办法。他对心理学惟一的注意是提出了一条准柏拉图式的、对如何“忍受和放弃”的理性化：

    永远不要说什么“我已经失去它了”这类的话，而只说：“我已经把它还回去了。”你的孩子死了吗？它是已经被送回去了。你的妻子死了吗？她被还回去了……我得外出流浪去了；有没有人能挡住我带着微笑和宁静出发呢？“我要把你关进牢房。”你关住的只是我的**。我必须死：因此我就非得怨恨地死去吗？……这些都是哲学应该预演的课程，应该每天都写下来，并且实践。

    同样高尚但没有任何启发作用的感伤情怀还出现在二世纪的哲学家和国王马库斯·奥瑞琉斯著名的《冥想》中。

    加伦

    罗马人对心理学惟一真正的贡献是由一位希腊和埃及人做出的。

    这位希腊人加伦（约130－201）是他那个时代最为有名的医生和解剖学家，他还是马库斯·奥瑞琉斯及其继承者的私人医生。加伦的手册之一的名称听起来很有希望——《心灵激情的诊断与治疗》——可是，其只包含了旧饭新炒的斯多葛和柏拉图有关通过理智来进行情绪控制的概念。可是，在别的地方，他在某些细节方面发展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简要地提到过的情绪分类，也就是，情绪要么是“暴躁的”，与愤怒或挫折有关，或是“**的”来自满足各种快乐的**和**需要的满足。几乎所有对情绪进行过分类的现代心理学家都曾做过类似的区别。

    加伦对心理学的主要影响，如前所述，是他以希波克拉底四体液说为基础的性格理论。这是一种负面的贡献，因为在许多世纪的时间里，它误导了医生和其它人，以为它是性格模式和心理疾病的成因。可是，他的确承认并正确地描述了由情绪引起的一种生理症状。有一天，他注意到，一位女病人的脉搏在某人碰巧提到一位男舞蹈者的名字时加快了。加伦安排某人在她下次来这里时进入房间里来，并谈论另一位男舞者的表演，并在另外一天进行同样的实验，只是再换一位舞者的名字。在两种情况之下，这位女病人的脉搏都没有加快。第四天，某人又提到了第一位舞者的名字，而她的脉搏又加快了，加伦就很有信心地给她下了诊断，说她得了相思病，又说，一些医生好像没有认识到**的健康如何会受心灵磨难的影响。很不幸，他在这个思想上再也没有发展下去，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身心医学才有人再一次探讨这个问题。

    普罗提诺

    埃及人普罗提诺（205－270）对心理学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贡献。到他那个时代，罗马文明已经没落、腐朽，并充满暴力。在那种环境下，许多有麻烦的人都被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所吸引，因为它把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学与柏拉图的信仰当中神秘和世俗的部分，包括他自己最没有科学性和精神性的心理学在内结合了起来。

    普罗提诺在亚历山大城学习了希腊哲学后，244年来到罗马，在那里像基督圣徒一样生活。虽然他并不信基督教，可他对城里的奢华生活并不羡慕。他认为**是灵魂的囚所——他的传记作家和弟子波费里说，普罗提诺甚至为自己的灵魂竟有个**而羞愧——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对衣着和卫生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吃最简单的食物，避开性活动，还拒绝坐下来让别人替他画像。他觉得，**是他最不重要的部分。尽管他有如此的苦行生活，可他仍然是一位颇受欢迎的演说家，罗马富人有很多人为各式各样的事情来找他拿主意。

    他很尊敬柏拉图，提到他的时候光是简单地说“他”就完了。他跟柏拉图一样认为感觉的证据比推理的证据次一等。他相信，最高的智慧，通往真理的最后通道，会在灵魂处于恍惚状态中暂时脱开**，然后感知到世界彼岸时到来。他写道，他本人就曾有数次这样的经历。

    它发生了许多次。从**之中升起来进入我本人；超然一切事物之外，自成一体；看到一种奇妙的美；然后，它比任何时候更确信地与最高秩序连通起来；获得与神性的统一，通过这个活动而居留在它（上帝或者善或者最高者）里面；在智力中一切事物之上平衡起来的，与最高者比较起来还是稍逊一筹：可是，接着从智力到推理的下降时刻就到来了，而且，在这次深入神性的居留之后我自问，我现在怎么搞的竞弄得下降了呢？灵魂是怎样进入我的**呢？灵魂还在**之内的时候就向我显示，它是最高的事物。

    说得轻一些，这很难让人理解。普罗提诺在这里和别处所说的话意思是说，一个三重的现实世界存在于物质和生理的世界之上。它是由一（它）构成的；由精神或者智力或者思想构成，是一种回顾或者一的图象；而且是由可以向上仰观精神或者向下俯视自然和感官世界的灵魂构成。

    这与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也太有关系。

    没有关系，是因为普罗提诺对精神功能的研究没有兴趣，他没有就心理学说过什么话，而只是对德谟克利特和其它原子论者的心理学提出反对意见。

    太有关系，是因为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关于**与灵魂，灵魂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会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而且会使心理学的探究定形并约束它，直到14个世纪以后科学的再生为止。

    另外，普罗提诺获取灵魂概念、思维和它的方式，成了科学心理学出现以前任何对精神过程发生兴趣的人进行类似探索的模式。他有一部分是通过冥想来进行真理探索的。可是，由于这种经验是相对少有的——在波费里与他一起工作并观察他的6年当中，他只有过4次——他寻找理解灵魂、思维和它的方式主要是靠沉思冥想的推理。换句话说，他极尽心力想构想一个在他看来能够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关系的超自然的结构。当然，他没有检验自己的假设，测验属于物质世界，而不是精神世界。

    教会之父改造者

    教会之父

    公元1世纪和4世纪之间，罗马帝国到达了它的巅峰然后开始瓦解。基督教成了主导性的宗教。在接下来的西方文化的变形中，没有宗教信仰的哲学家被一个非常不同的种类逐渐恢复成了思想领袖，他们就是教父，或者教会之父。

    这是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主教和其它一些著名的基督教教导者，在彼此间无穷尽和激烈的争辩中，他们寻找解决许多在新的信仰中有争议的问题。他们的名字对任何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的人都不陌生，其中有亚历山大城的克雷芒、德尔图良、奥利金、格列高利·陶马特古斯、阿诺比亚士、莱克坦修士、尼斯的格列高利，当然还有圣奥古斯丁。

    尽管异教哲学已经衰退下去，它的心理学却在教父们的“护教学”，或者为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的一些布道和书面材料中，以选择和修改后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教父们都是些哲学神学家，其主要的兴趣尽管是有关基督是神还是人这类关系到信仰的中心问题，但他们必然也涉及到有关灵魂的本质，它与思维和**的关系以及思想概念的来源这类心理学问题的争辩。

    基督教时代的早几个世纪的几乎所有的教父们都是中层或者上层社会的罗马公民，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地中海城市里出生和长大，接受了他们那个等级中男人的典型教育。他们因此而熟悉异教哲学，在他们的护教学中，他们激烈地攻击那些与基督教教理不相容的一些哲学观点，可也接受和改造了那些支持基督教教理的东西。他们排斥和责难几乎所有在异教哲学中符合科学但又与基督教教理相冲突的东西，比如他们认为，上帝能够直接干预人类的生活，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以及圣迹有现实性等。一大批科学知识被遗忘了，而且，历史学家但尼尔·波斯丁说：“学术健忘症袭击了整个大陆，从公元300年到至少1300年。”

    可是，心理学却没有完全被遗忘，教父们挑选并改造了其中的一些东西去支持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凡是属于自然主义观点的东西，如精神过程是由于原子在大脑或者心脏里面运动而引起的这个观点，他们都认为要么是不完全的，要么是异端邪说。任何支持基督教的灵魂崇高和超凡现实信仰的东西，如柏拉图的概念学说，他们都加以欢迎并改造它，使它适应基督教的教理。

    困挠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心理学问题是，灵魂是不是上帝的一部分，是不是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在它来到**上的时候就天生带有知识。基督教教理却有另外的说法：每个灵魂在出生的时候都被重新创造过了，新生儿的思想因而就是空白的。许多教父们相应地攻击了天生思想的教条，不过他们接受了柏拉图学说的大部分思想。

    另一个困难的问题是，灵魂如何与思维及**相结合，灵魂是否需要一个**来感知和接纳感觉，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可是，按照教义，犯罪的人或者不信仰的人死后，他的灵魂会在地狱遭火刑；除非它能在与感官脱离后还有感知力，否则它怎么能感受到痛苦呢？大部分教父说，自我，灵魂不需要感官来感知。

    这些就是难题——还有许多类似的难题——教父们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许多的精力，彼此攻讦，以便把心理学调整到新信仰中去。心理学就以这样的形式保留下来。

    德尔图良

    尽管前尼契时代的教父们——在325年尼契教会之前生活和写作的教父们——彼此观点冲突很大，可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一位，德尔图良的作品却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说明异教心理学概念是怎样汇入教父们早期的作品中的。德尔图良（约160－220）是一位罗马百夫长的儿子，他在迦太基长大，在那里接受了一流的教育，然后他学习了法律，来到罗马，并在这里成了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三十多岁的时候，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皈依了基督教，抛弃了异教徒的享乐。他娶了同教的一位信徒，带着僧侣的指令（当时的僧侣不是独身的），然后回到迦太基，在那里度过了余生，源源不断地写出了大量激烈的护教作品和对罪恶的斥责。他是教父中最早用拉丁文而不是希腊文写作的人，有人说，西方基督教文学是从成熟期的德尔图良开始发展的。

    他一直都是个愤怒的人，一辈子对罗马异教徒们享乐的生活和他们对基督徒的残酷十分愤怒。正是他说出“殉教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名言的。他滋滋有味地安排好了异教徒们死后会遭受的痛苦：

    最终审判日（将会到来，）到时所有这个旧的世界和它的几代人都会在一把火中消灭。那一天将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景啊！我会怎样惊叹，大笑，欢呼和高兴啊！看见那些自以为会进入天堂的人在黑暗的深处痛苦地呻吟！还有那些迫害了基督的名字的法官们，他们在比针对基督徒而放的大火更为炽烈的火焰里熔化！——还有圣人和哲学家们，他们在自己浑身冒火时面对着自己的弟子们满面羞愧！

    德尔图良尽管结过婚，可对于婚姻物质的一面却有如圣保罗一样很差的看法，而圣保罗竟是他的思想的来源。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给妻子写了一封关于婚姻和守寡的信——这封信的用意还有教导别的妇女的意思在里面——他在信中表达了他对他自己和她的物质**的蔑视。这封信尽管不是一篇心理学文章，而它代表了许许多多教父作品中对**的态度，它对18世纪的信徒们对**和情感的认识产生了深重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本质和范围最终会在弗洛伊德开始心理分析研究的时候显露出来。

    德尔图良在信中称他妻子为“我最好的、亲爱的、上帝共同的仆人，他要妻子在假如他先她而死之后不要再婚。他说，二婚等同于通奸。她应该把守寡看作上帝对禁止性生活的召唤，因为上帝认为只有在婚姻状态下才可以进行性生活。她也不应该对丈夫的死感到悲伤，因为它只是结束了他们被一种肮脏的习惯所奴役的状态，而这种习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他们在进入天堂之前必须放弃的。

    对基督徒来说，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在复活日到来时没有复婚的保证，他们将被转换进入一种天使般的状况和圣洁之中——到那一天，我们俩人之间因为奢华的生活而造成的耻辱将得不到恢复。这样的轻薄，这样的斑点，上帝是不会对其信徒作出任何保证的。

    历史没有他妻子如何作答的记录。

    对一些恶人进行这样的地狱之火和硫黄石的惩罚，在那个时候的心理学中随处可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保留了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他所采用的形式是攻击那些心理学学说，因为这些学说与他的宗教信仰相冲突。另外一种形式是改造那些给予他们以支持的东西。比如，在《创世纪》中，有关上帝创造亚当一节的叙述，就是让德尔图良排斥柏拉图说一个人的灵魂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这个理论的足够的理由：

    当我们承认灵魂是从上帝的呼吸中诞生的时候，也可以认为我们把一种开端也归因于它。柏拉图不愿意把这个归因于它，他会使灵魂无法诞生，也无法创造。可是，我们却从它的确有个开端这个事实，以及因此而产生的自然这个事实出发，教导人们说，它既有出生也有创造——这位哲学家的观点被预言的权威所推翻。

    可是，尽管他相信灵魂在死后依然存在，可是，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去反对这些哲学家们说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形体的，而且与**功能有某些同盟：

    灵魂当然与**有一致之处，在它受到伤害时也一样感到痛苦。**还与灵魂一起受痛苦，并且在灵魂受到焦虑。压抑或者爱的时候与灵魂联结在一起，通过它自己面红耳赤来证明其羞耻和恐惧。因此，从这个相互的感受性方面来说，灵魂证明是有形体的。

    跟希腊的一些哲学家一样，他把思维定义为灵魂进行思考的那一部分，可是，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不同意德谟克利特的想法，即灵魂和思维是同一个东西：

    思维，或者叫animus，即希腊人叫做nous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灵魂里面固有的某种功能或者作用，在这个地方，它会起作用，会询求知识，并且能够产生自发的动作……锻炼感官就是使其从属于情绪，因为从属就是去感觉。在同样的方式下，取得知识就是锻炼感官，而且体会情绪也就是锻炼感官；这一切都是一种状态的从属。可是，我们知道，除非思维也受到类似的影响，否则，灵魂就什么也体会不到……可是，德谟克利特消弥了灵魂和思维之间所有的区别，然而，这两个东西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呢？除非我们把两者混为一团，或者消灭掉其中一个。可是，我们强调，思维与灵魂结合起来，不是说它在物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只是其自然的功能和作用。

    而在教理立场上，他改造了柏拉图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观点，因为他不能够把后者看作上帝的手工：

    柏拉图把灵魂分成两部分——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持异议，可是，我们不能够把这种两重的区别归因于灵魂的本质……（因为）如果我们把非理性的因素归因于我们从上帝那里得来的灵魂的本质，那么，非理性的因素将会是从上帝那里得来……（可是）追求罪恶的动机是从恶魔处得来的。然而，所有的罪恶都是非理性的：因此，非理性是从恶魔得来的，与上帝无关，对于上帝来说，非理性是一个外来的原则。

    圣奥古斯丁

    尼契教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