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的第二篇的其余部分一样已经丧失。它当时以无数的手抄本流传开，在发明了印刷术以后，以印本的形式流传于世，并且为不同的注释家所重新刊行。它是对于伟大人物的美好的来世的描写，渗透着天体的谐和。这个异教的天国，人们从古人著作中逐渐得到了关于它的很多证据，随着享有盛名和取得历史上伟大成就的理想逐渐使基督教生活的理想暗谈无光的程度的加大，就一步一步地代替了基督教徒的天国；但它并没有因此而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因为它是以人死后本身就消灭了的学说为根据的。就是佩脱拉克也把他的希望主要放在这个西庇阿之梦上，放在从西塞罗的其他著作中发现的主张上和柏拉图的《斐多篇》上，而没有提到圣经一言。他在另外的地方问道：“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就不应该分享显然是异教徒所怀抱的希望呢？”不久以后，科留乔·萨留塔蒂写成了他的《赫克里斯的劳苦》（现在还存有手抄本），在这部著作的结尾证明：勇敢的人，在尘世生活中劳苦功高，是有资格住在星辰中间的。如果说但丁仍然坚定地认为：那些异教的大人物，虽然他很愿意在天国里欢迎他们，但是他们必须仍然不离开地狱入口处的候判所，以后的诗歌则欣然接受了一个新的自由的未来生活的理想。老柯西莫（根据贝尔纳多·普尔奇在他死时所写的诗篇）曾经在天上受到西塞罗的欢迎被称为“国父”，受到法比乌斯家族的人们，和库利乌斯、法布利西乌斯以及其他的人的欢迎；他将和他们一起为那个只有无可责难的人物才能在那里参加歌唱的合唱队增光。

    但是，古代作家的著作中也有另一种使人不太愉快的关于来世的描绘，如荷马和那些并没有把这个观念加以美化和使之具有人情味的作家们所描绘的阴暗的国度。这给某种气质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乔维诺·庞达诺在某处把一个梦幻的故事归之于桑纳札罗之作。这是他一天清晨在半醒半睡的时候所看到的。他似乎看到了一个死去的朋友，费兰达斯·雅努阿里亚斯。他过去常常和这个朋友谈论灵魂不死的问题；这时他问他：地狱的痛苦是不是真正可怕和永劫沉沦的。那个阴魂所给的回答很象阿奇里斯给奥德赛斯的问题的回答：“我所能告诉你和向你断言的是：我们这些离开尘世生活的人是非常愿意再回到尘世去的。”他向他的朋友行礼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对于人死以后的情况的看法，部分地包含了并部分地促进了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的解体。有罪和得救的观念一定已经几乎完全烟消云散了。我们必须不被那劝人忏悔的伟大的讲道师们的影响或前面已提到的（第四篇，第二章）流行一时的宗教复兴运动引入迷途。因为即使承认一些个性得到发展的阶层曾经和其他阶层一样地加人这一运动，但他们参加的原因不如说还是一种感情激动的需要，热情的性格的反应，对于民族灾难的恐惧，向上天求援的呼声。良心觉醒的结果不一定是对于罪恶有认识和感到有得救的必要，而即使是一个表面看来非常严肃的悔罪，也不一定就必须包括忏悔这个字的任何基督教的意义。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坚强的人物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原则是对于任何事情也不做忏悔时，他们心里所想的也许仅仅是那些与道德无关的事情，不合理的或者不谨慎的错误；但是这种对于忏悔的蔑视照道理讲一定要伸展到道德问题范围之内去的，因为它的根源、也即对个人力量的认识，对于人性的两方面是共同的。消极的和瞑想内省形式的基督教，及其经常谈到的坟墓以外的一个更高的天国，不能再控制这些人。马基雅维里更大胆地前进了一步，认为基督教不能对国家和维护公共自由有帮助。

    尽管有这些情况，但残存在许多人身上的强烈的宗教本能所采取的形式仍是有神论或自然神论（我们可以这样随便地叫它）。后一个名字可以用在这样一种思想方式上，那就是它只是从宗教上抹掉基督教成分，而不去寻求或发现任何其他寄托感情的代替物。有神论可以被看作是那种中世纪所没有认识到的对于一个最高的神的肯定的高度的信仰。这种信仰方式并不排斥基督教；它或者与基督教关于犯罪救赎和灵魂不灭的学说结合起来，或者不需要这些而独自存在和繁荣发展下去。

    有时候，这种信仰以一种儿童的天真和乃至以半异教的气氛表现出来，上帝被看作是人类愿望的万能实现者。阿尼约洛·潘多尔菲尼告诉我们，在他结婚以后，他怎样和妻子关起门来，跪在设有圣母像的家庭祭坛前，但不是向圣母而是向上帝祈祷，希望他保佑他们正当地使用他们的财产，过一个终身快乐，彼此永不分离的生活，并且多子多孙：“为我自己，我祈求钱财，荣誉和朋友，为妻子我祈求她贤淑、忠诚和能够做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当措词具有一种强烈的古代风味时，它就很不容易使人分清哪是异教方式，哪是有神论的信仰。

    这种心情往往在痛苦不幸中恳挚动人地表现出来。费伦佐拉晚年曾因患热病卧床数年，他留给我们的有他对上帝讲的一些话。在这些话里边，他虽然明确地宣称他自己是一个诚信的基督徒，但他所表现的宗教意识基本上是有神论的。他的病苦在他看来既不是对于罪恶的惩罚，也不是为进入天国作的准备；它们仅仅是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情，是上帝在人和他的绝望之间安置了强烈的对于生的热爱。“我诅咒，但只是诅咒造化，因为你的伟大禁止我提你的名字……让我死了罢，主啊，我求你，现在就让我死罢！”

    在诸如此类的话里是找不到自觉的一贯的有神论的；说话的人部分地相信他们自己仍然是基督徒，并且为了各种其他理由也尊重教会的现行学说。但是，在宗教改革时代，当人们被迫在这类问题上做出明确的结论时，人们就以更完整的意识接受了这种思想方式。很多意大利新教徒以反三位一体论者和索西奴斯教徒的态度出现，甚至流放远国还不忘做重大的努力，来建立一个根据这些原则的新教会。从上边的说明我们清楚地看到：除了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外，其他精神也在这一领域内起了作用。

    有神论的思想方式的一个主要中心是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特别是“豪华者”洛伦佐本人。他们的理论著作以至信件仅仅向我们说明了他们的性质的一半。诚然，洛伦佐从青年时代到逝世，一直武断地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皮科也为萨沃那罗拉的影响所支配，接受了僧侣的苦行观点。但是，在我们不能不认为是这个学派的最高精神产物的洛伦佐的赞美歌里却提出了一种无保留的有神论——一种想要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宇宙谐和体的有神论。当中世纪的人们把这个世界看作是一个把教皇和皇帝安置在那里以防止基督之敌到来的涕泣之谷时，当文艺复兴时代的宿命论者们动摇于忽而精神奋发，忽而迷信异端，忽而愚蠢地顺从命运之间时，这里，在这一群优秀的人物中间所主张的学说是：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以爱来创造的，是在上帝心中先有的一个模型的仿制，上帝将永远是它的推动者和恢复者。人能够由于承认上帝而把他吸引到自己灵魂的狭窄范围以内来，但也能由于热爱上帝而使自己的灵魂扩展到他的无限大之中——这就是在尘世上的幸福。

    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回响在这里和柏拉图学说合流了，和一种典型的现代精神合流了。一个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知识的最宝贵的果实在这里已经成熟，只是由于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称为是近代史的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