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行的开始和结尾都有浅谈而美丽的花体字。如果抄写工作是由大人物或富有者的命令进行的，用来抄写的材料总是羊皮纸，而无论是在梵蒂冈或在乌尔比诺，都一律用深红色的天鹅绒作为封面装订，并带有白银的搭扣。因为人们十分注意用书籍外观的美丽来表示对于它的内容的重视，所以印本书籍的突然出现最初不受欢迎就是一件可理解的事情了。当贝萨利昂枢机主教的使者们第一次在康士坦丁·拉斯卡利斯的家里看到一本印本书时，他们曾经对于“在某一德国城市的野蛮人中间的”发现加以讪笑，而乌尔比诺的菲德利哥也“一定会以有一本印本书为耻辱。”

    但是，那些疲倦的抄写者——不是指那些以这一行业为生的人，而是指许多为了得到一本书而不得不去抄写它的人——对于德国人的这一发明却很欢迎，“尽管诗人们对于书法给以称赞和鼓励。”它不久就在意大利被用来首先增印拉丁作家的然后是希腊作家的著作。但很长一个时期，除意大利外，它没有在其他地方传开，而在意大利它也完全没有以人们对于这些著作的普遍热情所能期待的速度传播开。过些时以后，作家和出版者的近代关系开始发展起来；而在亚历山大六世时代，当时已不再能象柯西莫那么容易使费莱佛答应毁掉一部书，就出现了查禁的检查制度。

    伴随着语言和古典文化研究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对于版本的批判校勘，与本书内容和一般的学术史都同样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这里所要论及的不是意大利人的学术问题，而是在文学和生活上古典文化的再生。不过关于学术研究本身再说上几句仍然是允许的。

    希腊学术主要限于佛罗伦萨，时间是在十五世纪以及十六世纪初。它始终也没有象拉丁学术那样普遍，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这种学问有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罗马人的优越感和对于希腊人的本能的憎恨，这种憎恨并没有因为希腊文学对于意大利人具有吸引力而被完全抵消。

    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虽然肤浅，但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强有力的，不过并没有对他们的同时代人立刻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学的研究约在1520年就和有学问的希腊流亡者的最后一个侨居地的消失而一起停止了；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北方人象阿格利科拉、吕契林、伊拉斯玛斯、斯蒂芬家族和博达斯等能够及时使他们自己成为这个语言的大师。那个侨居地最初是由曼纽尔·克里索洛拉和他的亲属约翰以及特列比松的乔治开辟的。接着约在君士坦丁堡的征服和以后的时代里，是约翰·阿吉罗普洛斯、西奥多·加扎、德米特里奥斯·哈尔孔季拉斯（他曾把他两个儿子西奥菲洛斯和巴西利奥斯培养成为卓越的希腊语学家）、安德罗尼科斯·卡利斯托斯、马科斯·莫萨罗斯和拉斯卡利斯家族等等不必细举。但是，在希腊完全被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学者研究的继承仅仅是由流亡者的子弟维持着，或者某处由某一个干地亚或塞浦路斯的流亡者维持着。希腊文化研究的衰落约开始于教皇列奥十世逝世的时候，这一部分是由于知识界态度的普遍改变和当时已经感到古典文化影响的有些过多；但它恰好与希腊流亡者的死亡同时发生并不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以1500年为准，意大利人曾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希腊文。那时候的青年人学习说这种语言，而在半世纪以后，象教皇保罗三世和保罗四世到晚年时还能说希腊语。但学习到如此娴熟，估计必定曾和道地的希腊人有来往。

    除佛罗伦萨外，罗马和帕多瓦几乎一直聘请有希腊文教师，而维罗纳、费拉拉、威尼斯、佩鲁贾、帕维亚和其他城市则聘有临时教师。希腊文化的研究从威尼斯的阿尔多·曼纽奇印刷所得到了极其可贵的帮助，在那里，第一次以原文印行最重要的著有多卷著作的作家们的作品。阿尔多把他的一切都投入这项事业中；像他这样的编辑兼出版家是世所罕见的。

    随着这种古典文化的复兴，当时对于东方文化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丁本人对于希伯来文有很高的评价，虽然我们不能假定他懂得这种文字。从十五世纪以来，学者们不再仅仅以能够怀有敬意地说这种语言为满足，而是要投身到它的彻底研究中。但是对于这种语言的学术兴趣从一开始就由于宗教上的考虑，或受到推动或受到阻挠。当波吉奥从君士坦丁宗教会议的辛勤工作之后得到休息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和在巴登从一个领过洗的犹太人学习希伯来文。他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描写是“象大多数改宗了的犹太人一样，愚蠢、暴躁而无知”；但他却不能不为他自己学习希伯来文的行为辩护，反驳利奥那多·布鲁尼，因为布鲁尼试图向他证明希伯来文是无用的乃至是有害的。伟大的佛罗伦萨政治家兼学者，吉安诺佐·曼内蒂（死于1459年）反对犹太人的论辩文章提供了当时已有人完全精通犹太语言学术的最早的例证。他的儿子阿尼约洛从童年时代起就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命令之下，曼内蒂翻译了旧约中的诗篇，但不能不在一部致阿尔方索的著作中来为他的翻译的原则进行辩护。教皇曾经为寻求发现福音作者的希伯来文原本悬赏五千金币，在他的委任之下，曼内蒂收集了现在仍然保存在梵蒂冈的希伯来文手抄本，并开始写一部反对犹太人的伟大的护教著作。希伯来文的学习就是这样列入了教会事务中。加马多莱斯僧团的修士阿姆布罗吉奥·特拉维尔萨利学习了这种语言，而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他修盖了梵蒂冈图书馆的建筑，并把他自己广泛搜购的书籍加入到图书馆的藏书之内）所雇用的“写本人员”（图书馆员）既有懂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也有懂希伯来文的。这种语言的学习当时变得更普遍了；人们收集希伯来文手抄本，而且在有些图书馆里，象乌尔比诺图书馆，它们成为那里所收藏的丰富而珍贵的书籍中特别有价值的一部分。在意大利，希伯来文书籍的印刷开始于1475年，因而使意大利人自己和欧洲其他国家学习这种语文都更加容易了，这些国家很多年来就靠意大利供给它们书籍。不久，凡是比较大的城镇就都有个别的精通希伯来语言的人，而且有许多人渴望学习它；1488年在波洛尼亚设立了希伯来文讲座，1514年，在罗马设立了另一个讲座。对于希伯来文的学习变得如此普及甚至比希腊文还更受欢迎。

    所有那些在十五世纪里忙于学习希伯来文的人们当中，没有谁比皮科·德拉·米朗多拉更为重要的了。他并不以得到希伯来文文法和圣经的知识为满足，而是要深入研究犹太神秘哲学，甚至要熟悉犹太教法典经籍。这种研究，虽然也许还没有升堂入室，但他之所以可能做到，不能不归功于他的犹太教师。事实上绝大部分希伯来文教学都是由犹太人担任，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已经成了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很受尊敬的作家。虽然在这之前他们一般必须先皈依基督教。

    在东方语言中，阿拉伯文也和希伯来文一样有人学习。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著作的较旧的拉丁文译本不再能使医药科学感到满足，因而要经常求助于原本；威尼斯在东方的许多领事馆提供了易于接触这些原本的机会，因为在它们那里经常有意大利医生。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阿拉伯学术仅仅是阿拉伯文明在中世纪时对于意大利和整个文明世界所起影响的一个软弱无力的反应——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之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和它相抵触的，并且是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才放弃了它长期地强有力地维持着的地位。一个威尼斯医生希罗尼莫·拉穆西奥，从阿拉伯文翻译了阿维森那的大部分著作并于1486年死在大马士革。贝卢诺的安德烈·蒙加约，是阿维森那的门徒，在大马士革居住很久，他学习了阿拉伯文并发展了他的老师的学术。威尼斯政府后来任命他为在帕多瓦大学的这一门学科的教授。其他政府也学习了威尼斯的先例。君主和富翁们竞相收集阿拉伯文的手抄本。第一个阿拉伯文印刷所是于教皇优里乌斯二世时代在法诺开始的，并于1514年在列奥十世时代被确定为一个圣职事业。

    在开始叙述人文主义的一般影响之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对于皮科·德拉·米朗多拉略加论述。他是惟一大声疾呼并强有力地保卫一切时代的真理和科学，反对片面崇拜古典文化的人。他不但知道怎样尊重阿维洛斯和那些犹太的研究家，而且也知道怎样按照著作的内容来尊重中世纪的烦琐哲学作家。他似乎听见他们在说：“我们将永生不朽，但不是在那些空喊口号的学派中而是在那些智慧的人群里，在那里人们所谈的不是安德洛玛琪的母亲或尼奥比的儿子而是天上人间事物的较深奥的原因；观察细密的人将看到：即使野蛮人也有他们的智慧（mercurium），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内心里。”他本人能写强劲有力的优美的拉丁文，并且是一个叙事条理清晰的大家；他轻视那些空谈家的舞文弄墨和当时流行的过于重视形式的模仿，特别是如常见的那样，当它们失之于偏颇，对于事物本身的广阔真理淡然漠然的时候。看到皮科，我们可以猜想到：如果不是反宗教改革破坏了意大利人民的更高尚的精神生活，意大利哲学必将有极高的飞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