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个要处死的人们的正式名单来，或者是那些谋杀是一个一个地决定的，任一情形都说明波几亚父子一心要秘密消灭那些妨碍他们、或遗产为他们所垂涎的人。现金和动产只是这笔遗产的最小一部分。教皇尤为巨大的收益来源是：对那些被处死的教会高级僧侣停发薪俸，在职位虚悬期间，该项薪俸归教皇所有，而且当有人接替这些被害者的职位时，教皇还可以得到一笔代价。威尼斯大使，保罗·卡佩洛，在1500年宣称：“每夜都发现四五个人被谋杀，其中有主教、高级教士等人，整个罗马都战战兢兢，俱遭公爵（凯撒）毒手。
”他自己也常常带着卫士们夜间在罗马市内蹓跶，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象提贝留那样害怕在白天显露出他此时已经成为可憎的面目，而且也是因为要满足他的疯狂的杀人喋血的嗜好，他甚至于也许把不认识的人给杀掉。
早在1499年，失望就已如此之大和如此之普遍、甚至教皇的很多卫士们都受到伏击和杀戮。而那些波几亚父子不能用公开的暴力来袭击的人，则往往遭到他们的毒杀。有时需要注意一定程度的慎重，他们便使用了一种味道可口的白色粉末，这种粉末并不当场生效，而是缓慢地逐渐地致人于死，并且可以搀到任何菜肴或酒类里边而不被发现。迪姆王子在被亚历山大交付给查理八世（1495年）以前，曾经在一杯甜酒中吃了一些，而在他们一生事业的末期，波几亚父子由于偶然地吃了为一个富有的枢机主教——大概是科尔内多的阿德里安——准备的蜜饯，自毙于这种毒药。教皇史的摘录史官，乌诺弗刮奥·潘维尼奥，提到了三个被亚历山大毒死的枢机主教：奥尔西尼、费雷里奥和米奇尔，并暗示还有第四个，即凯撒准备自己下毒手的乔万尼·波几亚——当时富有的高级教士死在罗马而不引起这种怀疑的很少。甚至退居到某些地方市镇的安静的学者也逃不脱这种无情的毒杀。一种稳秘的恐怖似乎笼罩在教皇的周围；最初，宫墙之内，卧房之中，时常遭到霹雳风暴的侵袭使他受到惊吓；1500年，当这些现象再次发生时，人们就认为那是“魔鬼的故事”。关于这些事件的传说似乎最后通过有1500年大赦年纪念盛典而广泛地传播到欧洲的所有国家去，不必谈别的，单是那不名誉的赦罪券交易也就很足以引起全欧洲对罗马的注意了。除了参拜圣地归来的人以外，还有奇怪的白衣忏悔者从意大利来到了北方，其中有伪装的从教皇国逃出的亡命者，而他们是不会缄口不言的。在基督教界的这种愤慨和恼怒变成亚历山大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根源以前，还没有人能够估计到它们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潘维尼奥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要是他不是在为儿子进行巨大谋划的中途死亡的话，他必将除掉其他一切有钱的枢机主教和高级教士并夺取其财产。
”如果凯撒在他父亲死时不是卧病在床，有什么事情是他所做不到的！当时没有法**队在旁边，而他拥有一切手段，可以勒令被他毒杀而适当地减少了人数的教皇选举团选举他，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选举会呢！在做这样一种假定时，情况简直是不堪设想。
替而代之的是庇护三世当选的那次教皇选举会议，而在他很快逝世之后，就是选举优里乌斯二世的会议——这两次选举都是一种普遍反动的结果。
不管优里乌斯的私人道德怎么样，但在一切主要方面他是教皇政权的救星。他熟悉自他叔父西克塔斯任教皇以来的事变过程，这使得他对于教皇权威的根据和条件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把他自己的政策建筑在这上边，并以他的不可动摇的气魄全力地和热情地乘专心从事。他登上教皇宝座，并没有用贿买圣职的办法，而是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总之，教会最高职位的公开买卖是随着他而终止了。优里乌斯有他的亲信，其中也有几个是不足取的，但是一种特殊的运气使他没有受到“族阀主义”的诱惑。他的弟弟乔万尼·德拉·罗维里是乌尔比诺的女继承人的丈夫，女继承人是蒙特费尔特罗家族最后一代，圭多巴尔多的妹妹。他们结婚后在1491年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弗兰切斯科·马利亚·罗维里，他既是教皇的侄子同时又是乌尔比诺公爵的继承人。凡是优里乌斯在其他地方得到的东西，无论是在战场上或者是使用外交手段得到的，他都自豪地赠给了教会而不是赠给他的家族；他完全平服了已濒于解体状态的教会领士，把它遗留给他的后任，并增加了新领土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费拉拉没有被划入教会版图并不是他的过错。在圣安吉洛城堡中储藏的七十万金币将由地方长官只移交给未来的教皇。他使他自己成为一切枢机主教的，实际也是一切死在罗马的教士的财产继承人，并且用的是最**的手段，但他并没有谋杀或者毒死他们任何人。当一个人在意大利被迫处在不为刀俎则为鱼肉的时代，当个性比最无可争议的权利更有力量的时代，他必须率军亲征一事对他有不可避免的需要，而这种做法给他带来的自然是只有好处。如果说他曾大声疾呼“把野蛮人赶出去！
”但他却又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帮助了西班牙人在意大利扎下稳固的基础，那大概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于教皇政权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或者甚至于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事情。在意大利的君主们一心策划亵渎神圣反对教会的时代里，教会呢？虽然这样，能够希望从谁的身上比从西班牙更快地得到真诚的和持久的尊敬但他那种喜怒好恶不隐藏的强有力的独特性格，整个给人一个对于他的地位最有利的印象——“好厉害的教皇”。他甚至能够比较问心无愧地敢于在罗马召集一个宗教会议，以蔑视全欧洲反对他的人所提出的召开宗教会议的喧嚷。一个这种性格的统治者需要伟大的外部征象来表现他的概念，优里乌斯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上找到了这个征象。它的设计正如布拉曼特所希望表现的，大概是人们所能设想的统一权力的最伟大的表现。除建筑外，在其他艺术方面，这个教皇的面貌和记忆也以最理想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甚至当时的拉丁文诗篇里对于优里乌斯也表现了一种迥不同于对其前任的热情，这一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达·科尔内多在他的《优里乌斯二世的旅程》一诗结尾所描写的波洛尼亚入城式有其辉煌壮丽之处，而乔万尼·安多尼奥·弗拉密尼奥在一篇最美好的挽歌中曾要求这位教皇发扬他的爱国精神给意大利以保护。
在拉特兰会议的一篇谕令中。优里乌斯痛斥教皇选举中的贿买圣职之非。在他1513年死后，那些爱财的枢机主教们企图逃避这个禁令，他们建议，候选人被选后，其以前所拥有的收入和职位应该在他们中间平分，在这种主张下，他们将选举那产权最多而没有才能的拉斐尔·利阿里奥。但是，主要由于选举团的少壮分子起而反对，他们首先要选举出一位宽宏豁达的教皇，因而使得这个卑鄙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结果乔万尼·德·美第奇——有名的列奥十世当选了。
我们在讨论到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时将常常谈到这位教皇，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他任教皇时期，教皇政权再度遭到很大的内外危险的威胁。在这些危险当中，我们并没有把佩特路奇、德·绍利斯、利阿里奥和科尔内多（1517年）这些枢机主教的阴谋算在内。这些阴谋最多也不过引起人事的变化，而列奥以前所未闻的任命三十九个新枢机主教的真正对策予以对付。这个措施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还有一种奖赏真正有功者的附带优点。
但是，在他任职期间的头两年，列奥所走的某些道路达到了最危险的程度。他认真地想要用谈判的方法为他的兄弟朱利亚诺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并为他的侄子洛伦佐得到一个强大的北部意大利国家，包括米兰、托斯卡纳、乌尔比诺和费拉拉在内。很显然，这个教皇国家这样在各方面被包围起来，必将成为仅仅是一个美第奇家族的属国，事实上也就没有再进一步把它世俗化的必要了。
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遇到了一个难于排除的障碍。朱利亚诺很早就死了。为了给洛伦佐做准备，列奥要从乌尔比诺赶走弗兰切斯科·马利亚·德拉·罗维里公爵，但是从这个战争里所得到的只是仇恨和贫困。当洛伦佐在1519年追随他的叔父进入坟墓时，列奥被迫把得之不易的征服地交给了教会。他是被迫这样做的，所以谈不到是优点；倘要是他自愿地这样做，他必将得到不朽的荣誉。一部分靠他自己的力量，一部分通过同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的交替谈判，他企图攻击费拉拉的阿尔方索，实际上只达到攻击少数的小暴君与雇佣兵队长们，这肯定地说都不是那种能够抬高他的身价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恰好发生在西方国家君主年复一年愈来愈多地习惯于以意大利这一省或那一省作为赌注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赌博的时候。最后几十年他们在国内的权力既已得到了巨大的增长，谁能保证他们的野心不扩展到教皇属邦里来呢，列奥亲眼看到了在1527年实现的那些事情的序曲；在1520年底，有几个西班牙的步兵队伍出现在教皇领土的边界，似乎是他们自己作主干的，目的是强制教皇捐献，但被教皇的武力赶回去了。公众反对**的教士政治的情绪也在最近几年内很快地达于极点，象小皮科·德拉·米朗多拉那些放眼未来的人们迫切地要求改革，同时，路德也已经在历史舞台上出现。
阿德里安六世（1522-1523年）时期，在伟大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面前所实行的少数胆怯的改进来得太迟了。他对前此所发生的事态，如买卖圣职、族阀主义、穷奢极欲、抢劫掠夺，放荡堕落等，除宣示其厌恶心情外，殆一无所为。从路德教徒那方面来的危险决不是最大的；威尼斯的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吉罗拉谟·尼格罗说出了他对于一个可怕的灾难就要降临罗马本城的恐惧。
克莱门七世时代，罗马的整个地平线上烟雾迷漫，好象非洲热风阴郁地笼罩在坎帕尼亚地区上空，使得每年夏末月份窒人欲死一样。教皇在国内外道人厌弃。有识之士，满怀隐忧，隐士出现在罗马的街头和广场上，预言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称教皇为基督之敌。科伦纳集团以挑战的姿态重新抬头；那个不屈不挠的枢机主教，蓬佩奥·科伦纳，仅仅他的存在就是教皇政府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威胁，他在1526年冒险突袭罗马，希望靠查理五世的帮助在克莱门被杀或被俘虏后，立刻成为那里的教皇。后者得以逃到圣安吉洛城堡里边，并非罗马之福，而他为他自己保留的命运也可以说比死亡还坏。
克莱门由于一系列的谎话——这些谎话只有强者敢于冒险一试，必给弱者带来灭亡——招来了在波旁王室和弗隆兹堡统帅下的德意志－西班牙军队的进犯（1527年）。肯定地说，查理五世的政府是打算给他一个严厉的惩罚的，并且在事前也不能估计出它的不领薪饷的大群劫掠者的热狂会把这个惩罚实行到什么程度。
如果不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次出征的目标是罗马，要想在德意志招募军队而不给以饷金是办不到的。给与波旁的书面命令可能有一天被发现，也很可能证明它们的措词是温和的。但是，历史的批判是不能被它引入迷途的。只是由于这个奉教国王和皇帝的幸运，教皇和枢机主教们才没被他的军队杀害。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世界上的任何诡辩也不能解脱他这次犯罪的责任。无数普通人民被屠杀，其余的人们被抢劫，以及一切酷刑拷打，并买卖人身的恐怖很清楚地证明了在“罗马的劫掠”中可能发生的都是些什么事情。
查理似乎想要在从这个第二次逃到圣安吉洛城堡的教皇勒索一大笔钱财之后，再把他送到那不勒斯，而克莱门的逃到奥尔维多一定是在没有得到西班牙方面的默许的情况下发生的，究竟这个皇帝是否曾经认真地想要把教皇属邦世俗化（对此每个人都完全做好了准备），和他是否真正由于英格兰的亨利八世的劝阻而没有这样做，大概是永远弄不清的。
但是，即使真有这样的计划，也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因为从这个被劫掠的城市中兴起了改革教会和国家的新精神。人们立即感觉到了。枢机主教萨多莱托，是许多证人中的一个，他这样写道：
“如果由于我们的受难使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得到了补偿，如果这些可伯的惩罚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重新开辟了道路，那么我们的不幸也许不是最大的……凡是属于上帝的，他将加以照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改革的生活，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夺走的。我们要如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那就是只在上帝那里寻求教士的真正光荣和我们自己的真正伟大和权威。
”
事实上，这个生死关头的一年，1527年，到底是有收获的。正直严肃的人们的声音重新得到了倾听。罗马所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即使在保罗三世时代，也没有再回到列奥十世的那种放荡堕落中去。
教皇政府也在它遭到如此巨大灾难的时候，开始引起了一种半宗教的和半政治的同情。那些国王们不能容忍他们之中有谁把教皇看管者的权利霸占在自己手里，因而缔结了（1527年8月18日）亚眠条约，条约目的之一就是营救克莱门。因此，他们不管怎样也要利用帝**队的行为所引起的反感。同时，那个皇帝甚至在西班牙也遭到了严重的困难，教士和贵族们只要一见他的面就提出最迫切的劝告。当计划着要成立一个僧俗人等全体服丧的总代表团时，查理恐怕它会象几年以前平息下去的叛乱一样产生麻烦，因而禁止了这个计划。他不仅不敢再继续虐待教皇，而且，且不说对一切外交政策的考虑，他也不得不和他曾经严重伤害过的教皇政府采取了讲和的态度。因为那肯定是与他相背的德意志人民的性格，在他看来象一般的德意志的事情一样，是不能作为一项政策的基础的。如同一个威尼斯人所说的，还有一个可能是：罗马劫掠的记忆使他的良心受到严厉的谴责，他因而急于赎罪；他使佛罗伦萨人永久屈服于美第奇家族就是这种赎罪的表现，教皇是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之一。教皇的“亲族”，新继位的公爵，阿利桑德罗·美第奇，和这个皇帝的私生女结了婚。
在以后的年代里，查理根据一个宗教会议的方案，能够在一切主要问题上把教皇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既保护它又压迫它。从教皇政府内部、从教皇们本身及其“亲族们”产生的一切危险中的最大危险即世俗化，由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延迟了许多世纪。正象这个运动本身曾经使出征罗马（1527年）成为可能并获得成功一样，它也迫使教皇政府重新成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从它自己所处的萎靡堕落的状态蹶起，并从而领导这个改革运动的一切反对者在。克莱门七世的后期和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及其继任者的年代，这个有所改进的教会，面对着半个欧洲的背叛，一直是一个革新的教阶组织。它避免了前一个时期一切严重而危险的丑行，特别是“族阀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扩大领土的野心。它和天主教君主们联合起来，并为一种新生的精神力量所推动，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复已失掉的东西上边。它只是在反对分离者中才存在下来并且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十分正确地说：教皇政权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救，是因为它有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这时它的政治地位已经变得十分稳固，虽然它必须在西班牙的永久保护之下；在它的属国消灭时，它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继承了伊斯特和德拉·罗维里家族的正统世系，即费拉拉和乌尔比诺的公国。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宗教改革，确可以设想整个教皇国家恐怕早就转移到世俗人们的手中去了。
在结论中，我们可以简单地考虑一下这些政治情况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的一般影响。
显然，十四和十五世纪期间意大利一般政治上的不稳定引起当时的优秀人物一种出于爱国的厌恶和反对情绪。但丁和佩脱拉克在当时曾经宣称，一个共同的意大利是她的所有儿女们的最崇高的奋斗目标。也许有人会表示异议说：这仅仅是少数受过高度教养的人们的热情，和广大人民无关。但是，就是在德意志也是这样，虽然它至少在名义上是统一的并承认皇帝为最高元首。如果我们把“行吟诗人”的某些诗歌除外，则德意志文学的最早表达出来的爱国主义感情是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其以后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作品里，这些作品读起来象意大利种种演说、辩论的回响，或者象对意大利批评德意志思想上的不成熟的回答。不过，事实上自罗马时代以来，德意志就比意大利更早地是一个具有较真正意义的国家。法兰西的国家统一的意识是从和英吉利人的冲突中得来的，而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关系密切，但西班牙在合并葡萄牙的问题上，始终未获得持久的成功。就意大利来说，教皇国的存在及其赖以继续维持下去的条件是意大利国室统一的永久障碍，似乎难望消除。所以，在十五世纪的政治交往中，当共同的祖国这一名词有时被着重地提出来时，它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会引起其他一些意大利国家的烦恼的。十六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也即文艺复兴达到全盛时期的年代，对于爱国主义的复活是不利的；文学艺术乐趣的享受，生活的舒适和高雅以及对于自我发展的无上兴趣破坏了或阻碍了对于国家的热爱。直到后来，那时统一的时机已成为过去，这个国家里充满了法兰西人和西班牙人，后来德意志的军队又征服了罗马，人们才又听到了对于民族感情的十分严肃、十分悲哀的呼吁。这种感情可以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地方爱国主义的意识所代替，虽然这种感情是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