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却决不是仅仅一句空话。关于加利佐·斯福查的谋杀者——兰普尼亚诺、奥尔加提和维斯康提的事情给我们留下了最明显的例证。虽然这三个人全都有他们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可是他们的冒险的事业部分可以归之于一个更为普通的理由。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文主义者修辞学教授柯拉·德·蒙泰尼在米兰的青年贵族中间已经唤起了一种对于光荣和爱国行为的模糊的感情，并且曾经对兰普尼亚诺和奥尔加提谈到了他拯救米兰的愿望。不久就引起了人们对他的疑心；他被驱逐出这个城市，他的学生遂被卷入他所煽起的热狂中。约在举事的十天之前，他们在圣安布洛吉奥的修道院里聚会并庄严宣誓。奥尔加提说：“那时我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仰视着守护圣徒的画像为我们自己和为他的全体人民恳求他的帮助。”他们祈求这个城市在天上的保护者保佑他们的举事，然后又向举事教堂的本名圣者圣斯蒂芬祈求，这时他们的许多同志们都知道了这个计划，每夜在兰普尼亚诺的家里集会，并用他们的剑鞘来练习杀人。这个袭击成功了，但兰普尼亚诺被大公的随从当场杀死，其他的人被逮捕。维斯康提忏悔了；但奥尔加提在各种酷刑拷打中始终认为这个举动是上帝所嘉许的，并在行刑者折断他的肋骨时，高呼：“拿出勇气来，吉罗拉谟！人们将永远纪念着你；死亡是痛苦的，但光荣是永存的。”

    这种阴谋叛变的目的和意图虽似理想主义的，但进行这些谋叛所采取的方式却透露出有最坏的阴谋叛变者卡提利那的影响；卡提利那这个人的思想中毫无自由精神之可言。锡耶纳的年代记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些谋叛者是从撒路斯特那里学来的，而这一事实亦为奥尔加提的自白所间接证实。在其他地方，我们也遇到卡提利那这个名字，除开他所追求的目的而外，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比他更有吸引力的典型的谋叛人物。

    在佛罗伦萨人中间，每当他们驱逐或者试图驱逐美第奇家族时，他们普通同意采取的办法就是诛戮暴君的方式。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逃走之后，从他们所收藏的艺术作品中取出了多那太洛的青铜群像——即朱迪思和被杀死的霍洛芬斯的铜像——并把它们放在总督府前，即现在竖立米开朗琪罗所作“大卫”雕像的地方；并刻上“挽救国家的榜样，全体公民建于1495年”的字样。最受欢迎的是小布鲁图斯的榜样。他在但丁的《神曲》中和卡西乌斯以及卖主的犹大一起处在地狱的最下层，因为他叛变了罗马帝国。在反对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乔万尼和朱利奥的阴谋中失败（1513年）的彼埃特罗·保罗·巴斯卡利是布鲁图斯的热情崇拜者，为了学他的榜样，专门等待着寻找一个卡西乌斯。他在阿古斯丁诺·卡伯尼这个人身上找到了这样一个同伙。他在狱中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当时的一种宗教感情的明显的证据——说明他为了要象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而要排除那些对于古代的幻想是如何的困难。一个朋友和听忏悔的神甫都不得不向他断言，圣托马斯·阿奎那完全不同意那些叛变者；但这个听忏悔的神甫以后向那个朋友承认，圣托马斯对于叛变者是做了区别的，阴谋反抗那些违反人民意志强行压在他们头上的暴君是被准许的。在洛伦奇诺·美第奇谋杀了阿利桑德罗大公（1537年）逃走之后，出现了一篇对于这一行为的辩解，大概是他自己的手笔，肯定也是替他说话的。在这篇辩解词中，他称赞诛戮暴君为一种崇高的行为；假定阿利桑德罗是美第奇家族的嫡系因而和他有亲属关系，即使仅仅是远亲属也好，那么他就勇敢地把自己比作为国家而杀死自己弟兄的提摩利昂。其他的人，在同样的情形下，也常常和布鲁图斯相比；米开朗琪罗自己虽然已到晚年，但从乌菲齐美术馆里他雕刻的布鲁图斯的半身像上可以看出他对于这种理想是并不反对的。象几乎他的所有作品一样，他并没有完成它；但如雕像下边的诗句所表明的，这自然并不是因为谋杀凯撒这件事和他的感情有什么抵触。

    近代时期反对君主**中出现的那种人民激进主义的形式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暴君**国家里边是找不到的。每一个个人在内心里边都反对暴君**，但都打算去和它做可以容忍的或有利的妥协而不去联合别人来消灭它。事情必须象在加米里诺，法布利亚诺和里米尼那样的坏，然后民众才能联合起来消灭或者驱逐那个统治的家族。他们在大多数情形下知道得很清楚，这样做不过是更换主人而已。肯定地说，共和国的气数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