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意大利的城市已显示出它们有把城市转变成为国家的力量。所剩下的只是这些城市应该怎样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联邦，而这种理想是意大利的政治家们所经常考虑的，尽管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时时有所不同。事实上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斗争中，这些城市实际上已经组成了强大的联盟。西斯蒙第（见《意大利共和国史》第二卷第174页）的意见认为：在伦巴第同盟最后武装起来反抗红胡子弗里德利希一世的时候，意大利就有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联盟。但是那些更强大的国家已经具有典型特征，使任何这种计划不能实行。它们在商业交往上，不惜采取一切极端的措施来破坏它们的竞争者；它们使它们的较弱的邻邦处于无助的从属地位——总而言之每一个国家都幻想它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而不需要其余国家的帮助，这样就给未来的篡夺铺平了道路。当贵族和人民之间和贵族各党派之间的长期冲突使人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时，当党派领袖们这时发现一般征募来的市民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转而代之以那些准备和愿意把他们的帮助卖给出价最高的收买者的雇佣兵队伍，篡夺者就出现了。暴君们破坏了大多数城市的自由，他们到处被驱逐，但并不彻底而仅仅是短时期的；他们总是能够卷土重来，因为内部条件对于他们有利，而反对他们的势力已经筋疲力尽。
在那些保持它们独立的城市中间，有两个城市对于人类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佛罗伦萨这个不断在变动中的城市给我们留下了三个世纪以来参加这个变动的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们的思想和愿望的记录；而威尼斯却是一个在表面上停滞了的和在政治上极为神秘的城市。我们不能想象出有一种能够比这两个城市所给我们的更鲜明的对照，而前此世界上所产生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与这两个城市的任何一个相比。
威尼斯从一开始就承认它自己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产物——一种高出于人类天才的力量的成果。这个城市的庄严的奠基是一个圣徒故事的主题。在413年3月25日中午时分，从帕多瓦来的移民在利亚尔图地方安放了第一块石头，以使他们在野蛮人的蹂躏中间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后世的作家们认为它的建立者已经预感到这个城市的未来的伟大。安托尼奥·萨伯利科在他的高贵而流畅的六音步的诗篇里边，歌颂了这件事情，并使主持那个供献礼的僧侣向天高呼：“在我们今后要完成伟大事业的时候，愿赐给我们成功！现在我们跪在一个粗陋的祭坛前边；但若我们所誓不虚，上帝啊，我们将为你建立起成百所黄金和大理石的神殿。”在十五世纪末，这个岛城是世界的珍宝箱。它是被同一个的萨伯利科这样描写的，这里有古代的圆顶屋、斜塔、镶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和集中表现的繁华，最壮丽的装饰并没有妨碍每一块隙地的实际利用。他把我们带到了利亚尔图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面拥挤着人群的广场上，那里进行着全世界的商业交易，但并不是在喧哗和混乱中，而是在压低的哼哼声中进行；在广场四周和附近街道的门廊里边坐着数以百计的兑换商和金匠，而在他们头上则是一排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店铺和批发栈。他描写了远在桥那边的德意志人的货栈，货栈里边有他们的货物和住所，货栈前边有他们的船舶并排地停泊在运河内，再往上一点是载满了油酒的全部船队，和它平行着，在蜂拥着搬运夫的河岸上是商人们的圆顶房屋；而从利亚尔图到圣马可广场则有很多客栈和香料店。作者就这样带领读者一个市区一个市区地巡礼直至最后来到了属于公共福利机关的两座医院。威尼斯公用事业机关之多，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在平时和战时对于人民的照顾是这个政府的特点，而它对于伤员的注意，甚至包括敌人的伤员在内，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赞赏。每一种公共设施都可以在威尼斯找到典范；对于退休的公务人员实行着规定的年金制度，包括对于孤寡的照顾在内。宫庶、政情安定和熟悉外国情况，使它对于这类问题的考虑臻于成熟。这些苗条的金发白脸的人们，走路安详而谨慎，说话不慌不忙，在穿的衣服和举止上没有多大分别；装饰品，特别是珍珠，专供妇人和女孩子们佩用。在那个时代里，它尽管从土耳其人那里受到了些损失，然而仍保有令人眼花撩乱的一般的兴盛繁荣的景象；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潜力和整个欧洲对它的偏爱，使它很久以后能够经得起到印度去的海道的发现、在埃及的马穆卢克人的灭亡以及坎姆布雷同盟战争所给予它的沉重打击。
萨伯利科出生于蒂沃利附近，有他那个时代的学者们肆言无忌的习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些惊异地说，那些青年贵族们有一天早晨来听他的讲演，但他不能说服他们，使他们进入政治问题的讨论：“当我问他们，人们对于在意大利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运动怎么想，说些什么和期待着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尽管这个国家有严密的检查制度，但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们仍然可以从贵族中的更堕落的分子那里得到不少的情报。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在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有叛徒；那些教皇们、意大利的君主们，甚至为政府服役的二等雇佣兵队长们都有他们雇用的情报员，有时还给他们固定的薪金。事情甚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十人会议发现为了慎重，不得不把重要的政治消息对大议会隐秘起来，甚至于认为洛德维科·摩尔在大议会里控制了一定数目的选票。对于个别的犯罪者处以绞刑和给告发者以高额的赏金——例如给告发犯罪者六十个金币的终身年金——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效果是很难确定的；这种弊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贵族的贫穷。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消除的。在1492年，两个贫穷的贵族提议，国家应该每年用七万金币来救济那些没有公职的贫穷贵族们；这件事情几乎要被提到大议会上，在那里它很可能获得多数，但十人会议及时地干预了这件事，并把这两个提议者终身放逐到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去。约在这个时候，一个索伦佐家族的人因窃取圣物而被绞死（虽然不是在威尼斯本城），而康达利尼家族也有一个人因夜盗罪而被拘系；另一个同一家族的人在1499年来到总督署里诉苦，说他很多年来没有官职，他有九个孩子但每年只有十六个金币的收人，他的债务已经达到了六十个金币，他不懂任何谋生之道，最近已经流落街头。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些比较殷实的贵族们有时建造整列的房子供他们贫苦的同伙们居住。这一类工作有时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在遗嘱中提出。
但是，威尼斯的敌人如果把希望认真地建筑在这一类的弊端上，他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人们或者会这样想，这个城市的商业活动能够使最贫贱的人得到丰富的劳动报酬，而且还有在地中海东岸的殖民地，这些将使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不再注意政治问题；但是热那亚，尽管有同样的有利条件，它的政治历史不也是变动最激烈的么？威尼斯稳定的原因毋宁是由于它具有其他地方所无的许多情况的结合。它处于不容易被攻击的地位，从一开始就能够对外交问题作周密而冷静的考虑，使意大利其余各地陷于分裂的党派之争，它几乎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它可以避免卷入永久的联盟，并对于它认为值得缔结的那些联盟付出最高的代价。因此，威尼斯人的性格的基调是一种傲然孤立，蔑视一切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感到遭意大利其他国家的嫉恨加在一起，就引起了一种内部团结的强烈意识。威尼斯的居民们不论在和殖民地还是在本土上的领地进行交易时，被一种最有力量的利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在本土领地贸易中，迫使直到贝尔加莫为止的所有各城镇的居民们只能在威尼斯进行买卖。一个建立在这种人为的手段上的强国，只能靠内部的谐和一致和团结来维持下去，而这种信念如此广泛地流传在市民中间，从而使阴谋者找不到几个他们可以煽动的分子。即有不满之徒，也由于贵族和市民有所区别而被远远地隔离开，使得他们不容易有一种互相了解。另一方面，旅行、经商和不断对土耳其人作战，使贵族内部的富贵人家和危险人物消除了进行阴谋的有效根源，即无所事事。在这些战争中，他们受到统率军队的将领宽纵，往往到了犯罪的程度；威尼斯的一个象加图那样的人曾经预言，如果那些贵族们仍然为了害怕“互相给予痛苦”而不惜损害正义，这个城市就要灭亡。虽然这样，但这种光天化日下的自由活动仍然使威尼斯的贵族们（作为整体来看）具有一种健康的倾向。
当妒忌和野心要求得到满足时，就出现了一个官方的牺牲者，而合法的手段和权力早就给他准备好了。弗兰切斯科·福斯卡里总督（死于1457年）多少年来在全体威尼斯人面前所受的精神折磨，就是一个只有在贵族政治下才有可能出现的可怕的报复的例子。“十人会议”可以干涉一切事情，有处理生死问题和处理财政事务和军事任命的最后权限；在它的成员当中包括审判官在内；它推翻了福斯卡里，象它以前曾经推翻许多有势力的人物一样。这个会议是每年从整个的统治机构，大议会中新选出来的，因而它就最直接地代表着它的意志。在这些选举中发生严重的密谋事件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它的任期很短，而所负的责任又很大，所以并不是人们极想追求的目标。虽然这个会议和其他政权机关所采取的行动可能是激烈和令人难测的，但真正的威尼斯人宁肯求得它们的审判而不加以逃避；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共和国的力量无远弗届，在抓不到他的时候可能惩罚他的家属，也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形下，它是根据合理的动机行事而不是要杀人流血。的确，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它对它的国内外属民行使过更大的道德权威。如果在元老院中发现叛徒也有一种相当的补救办法，因为每一个在国外的威尼斯人都是他的政府的天然的侦探。威尼斯在罗马的枢机主教把枢机主教秘密会议的活动消息送到国内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枢机主教多密尼克·格里马尼曾在罗马附近把阿斯卡尼奥·斯福查送给他弟弟洛德维科·摩尔的文件截留下来，转送到威尼斯；当时他的正在遭受严重控诉的父亲在大议会面前，换一句话说，在全世界面前，自以为由于他儿子的这个贡献使他于国家有功。
我们已经提到过威尼斯政府对于它雇用的雇佣兵队长的领导。惟一能够进一步获得他们的忠诚的保证就在于他们数目的众多，因而他们的叛变非常困难，而叛变的发现却非常容易。看一看威尼斯的军籍表，人们不能不惊讶，如此种种不同的军队编制怎么有可能采取任何共同的行动。在1495年之役的编制表中，我们看到有一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名骑兵，分成许多小队。只是曼图亚的贡查加就有一千二百名，而乔佛里多·波几亚有七百四十名；然后还有六个分遣队长，各有六百名到七百名，十个分遣队各有四百名，十二个分遣队各有四百名到二百名，十四个左右的分遣队各有二百名到一百名，九个各有八十名，六个各有五十名到六十名等等。这些军队一部分是由旧的威尼斯军队组成的，一部分是由威尼斯城或者乡间贵族所领导的老战士组成的；不过，大多数的领袖都是各城市的君主和统治者或者他们的亲属。这些军队之外还有两万四千名步兵——我们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招募和指挥的——和另外的大概属于特殊任务的三千三百名附属军队。在和平时期，本土的各城市完全不设防或由很少的军队驻守。威尼斯即使不是完全依靠它的人民的忠诚，也是依靠他们的正确的认识。在坎姆布雷同盟战争（1509年）中，如所周知，它解除了他们的忠顺的誓言，让他们把外国占领的滋味和他们所已习惯了的温和政治做一比较。他们背弃了圣马可并不算作叛国，因而也就不必害怕惩罚，所以他们极其迫切地回到了他们旧主人的身边。我们可以在这里附带说一句，这个战争是一个世纪来反对威尼斯扩张野心的叫嚷的结果。事实上，威尼斯人也犯了那些聪明过度的人们的错误，他们认为他们的敌人不会采取不合理和轻率的举动。他们为这种也许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弱点，即乐观主义所迷惑，完全忽视了穆罕默德二世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准备，甚至也忽视了查理八世的整顿军备，直至最后受到意外的打击。坎姆布雷同盟，就它显然与两个主要成员，路易七世和教皇优里乌斯二世的利益不相合的情况而言，是属于同一性质的事件。全意大利对这个胜利的城市的怨恨似乎都集中在这个教皇的心里，使他看不到外国人干涉的弊害；至于法国阿姆布阿斯枢机主教和他的国王的政策，威尼斯应该很早就认识到它含有愚蠢的敌意而早应充分警戒。其他成员参加这个同盟是由于妒忌，这种妒忌对于特别富强的国家可能是一种有益的教训，但它本身却是一种卑鄙的感情。威尼斯光荣地经受了这一场斗争，但并不是没有受到永久性的损失。
一个强国，它的基础是如此地复杂，它的活动和利益的范围是如此地广泛，我们不能设想它没有一种对于全局的有系统的监督，没有一种对于资产和负债、利润和损失的常规的估计。威尼斯可以很恰当地说，或者和佛罗伦萨一起说，是统计科学的诞生地，并为其他比较开明的暴君国家所模仿。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除了领主的权利和财产的编目外，不知其它；它把生产的数量看作是固定的，实际上只有涉及土地生产方面，才大体上是那样的。另一方面，整个西方城镇的生产完全依靠着工商业，所以这些城镇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定把生产看作是变化很大的了。但是，即使是在汉萨同盟的最繁荣的时代，它们所有的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的借贷对照表。舰队、军队、政治力量和影响都记入一个商业总帐的借贷两方。在意大利城市国家里，一种清醒的政治意识，穆罕默德式的行政管理和长期的积极的工商业活动等等合在一起就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统计科学。弗里德利希二世在南意大利所组织的君主**国家，其惟一的目的是为他所从事的生死斗争获得集中的权力。而在威尼斯最高的目的则是生活和权力的享受。继承下来的利益的增加、最获利的工业体制的建立和新的商业途径的开辟。
当时的作家们以最大的自由来谈论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城市的人口在1422年达到十九万；意大利人也许是首先不按照炉灶、或能够拿起武器的人、或能够走路的人等等来计算人口，而是按照“生命”来计算的，因而能为进一步的计算得到最恰当的根据。约在这时，佛罗伦萨人希望和威尼斯结成同盟来反对菲利波·马利亚·维斯康提，他们当时遭到拒绝；威尼斯站在可靠的商业利润的立场上认为：威尼斯和米兰战争，就是卖主和买主之间的战争，是愚蠢的。即使米兰大公仅仅增加他的军队，米兰人也将由于他们必须缴纳较重的捐税，而要成为较差的主顾。“最好让佛罗伦萨人吃个败仗，这样，他们习惯于自由城市的生活，就要象卢卡人在他们的困境中所做的那样，带着他们的丝织和毛织产品来和我们妥协。”莫森尼哥总督临死时（1423年）对召集到他床前的几个元老的讲话仍然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包括着威尼斯整个财政来源的统计数字的主要项目。我不能说这个混乱的文件是不是或者在哪里还有详细的说明；作为举例，我们可以引用下列的事实。在偿还了四百万金币战债之后，国家公债（总额）仍然达到六百万金币；商业往来达到（大概是这样）一千万，这个文件告诉我们它可以获利四百万。三千只“小船”，三百只大船，和四十五只战舰的各自人员配备是一万七千，八千乃至一万一千名海员（每一只战舰有二百多人）。于此之外，还有一万六千名造船工。威尼斯的房屋估价为七百万，可以收租五十万。有一千名贵族的收入从七十到四千金币。另外一段记载着这个国家在同一年的常规收入为一百一十万金币；由于战争造成的商业上的不稳定，它在这一个世纪的中叶降低到八十万金币。
威尼斯虽然以这种计算的精神及其实际应用，首先圆满地表现了近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意大利当时所最珍视的文化方面，却并没有站在前列。对文学活动的推动总的说来，在这里是缺乏的，在其他各地盛极一时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情，尤其缺乏。萨伯利科说，威尼斯人在哲学和修辞学上才能的显著本来不减于他们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能；但这种才能既没有在他们自己身上发展，也没有象在意大利其他地方那样，在外邦人身上得到奖励。费莱佛不是被国家召请而是被私人召请到威尼斯的，并且他不久就发现他的期待落了空；特列比松的乔治在1459年曾经把柏拉图的《法学》的拉丁文译本献给威尼斯总督，并被任命为年薪一百五十金币的语言学教授，最后又把他的修辞学献给元老院，但不久就怏怏地离开了这个城市。事实上，文学艺术在威尼斯，象其余的东西一样，大都带有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看一看弗兰切斯科·桑索维诺附录于其名著后边的威尼斯学术史，我们会发现在十四世纪里，除了历史和神学、法律与医药专著外几乎没有别的，而在十五世纪里，直到伊尔莫劳·巴巴罗和阿尔多·曼纽奇以前，对于如此一个重要城市来说，人文主义的文化是表现得很少的。同样，象其他地方那种搜集书籍和手稿的十分热情的反映也比较少见，而构成佩脱拉克一部分遗著的重要的原稿也保存得很不好以至于不久就全部散失了。贝萨利昂枢机主教遗赠国家的藏书（1468年）也几乎遭到散失和破坏。帕多瓦大学自然是提倡学术的，然而在那里，医学家和法学家——后者被看作是提出合法意见的人——还是得到了远为优厚的待遇。在意大利的诗的创作上，威尼斯很久以来就微不足道，一直到十六世纪初才在这方面有所弥补。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也是从外部输入到这个城市里边来的，十五世纪末，她才在这个领域里开始以独创的自由精神和力量来活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知识落后的事例。这个政府虽然如此全面控制着教士，把一切重要教职的任命权保留在它自己的手里，并且一次又一次地敢于向罗马教廷挑战，但却表现了一种极为独特的官方的虔诚。在希腊被土耳其征服以后，它不惜以最大的代价来购买从那里运入的圣徒遗体和其他遗物，并由总督以盛大的仪式列队恭迎。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