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到意大利的主要王朝时，由于阿拉贡王朝的特殊性质，把它从其余各王朝分开来谈较为方便。从诺曼人时代起以地方贵族占优势的形式残存下来的封建制度，给那不勒斯的政治制度以一种鲜明的色彩；同时在意大利其他各地，只除了教皇属邦的南部和少数其他地区外，都盛行着土地直接使用权，而继承权则不为法律所承认。从1435年以后统治着那不勒斯的大阿尔方索（死于1458年），是一个不同于其真正的或假托的后代子孙的人。他有着光辉的一生，不怕和人民接触，对敌人温和宽大，与人交往时庄重和蔼，虽系王室嫡系却十分谦虚，即晚年对于雷克瑞佳·德·阿莱尼亚的恋爱，也是受到了人们的赞扬而不是受到非难的。不过，他有一种奢侈浪费的坏品质，因而给他带来了必然的后果。无所顾忌的财政官们长期在宫廷里边掌握着无限的权力，直至国王破产没收了他们的赃款为止；他鼓吹来一次改革运动，以便借以向教士们征税，犹太人则被迫以馈送礼物和交纳正规税款来使自己免遭改变信仰和其他压迫性措施的厄运。当阿布鲁齐地方发生大地震时，活下来的人们被迫代替死者完税。另一方面，阿尔方索却废除了如赌博税等不合理的捐税，以便比较穷苦的小民能从捐税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阿尔方索靠这些方法能够以无比的豪华的排场来招待显贵的客人；甚至招待敌人时他也喜欢挥霍无度，至于对文学作品的奖励更是没有分寸。波吉奥因为翻译了色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记》而得到了五百枚金币。
人们认为继承他的费兰特是他和一个西班牙女人所生的庶子，但他很可能是瓦伦西亚地方一个杂种的摩尔人的儿子。不管是不是由于他的血统还是由于贵族们阴谋要害他的生命而使他的性格变得恶毒阴险，总之，他的残暴凶狠是当时任何君主所不能比拟的。他不断施展威风，被认为是当时一个最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不事淫佚，集中全力（其中包括深谋远虑的伪善和一种不可调合的复仇精神）来毁灭他的反对者。他受到了一个君主所能受到的种种攻击的伤害，因为那些贵族领袖们虽然和他有婚姻关系，然而却成了他的外国敌人的同盟者。他经常采取极端的措施。和贵族进行斗争以及对外战争所需的金钱是沿用弗里德利希二世曾经采用过的伊斯兰教国方式聚敛来的，即：油酒归政府专卖；他把国家的全部商业交由富商弗兰切斯科·科伯拉掌管，科伯拉整个统制了海岸的停泊税并和国王分享利润。财政的亏欠则用强迫贷款、强制让渡和没收财产、公开买卖圣职和向教会团体征收捐献来弥补。除了不顾人民的一切财产权而进行的狩猎以外，他还有两种消遣：他喜欢将敌人置于靠近自己的地方，即或者把他们活活地关在警卫森严的监狱里，或者待他们死后做成木乃伊，叫他们穿上他们生前所穿的衣服。他和他的朋友们谈到这些俘虏时常常得意忘形地笑出声来，并且一点也不隐讳他的木乃伊博物馆。他的被害者大多是被骗就擒的人，有的甚至是在御宴上做客时被拘捕的，他对待首相，安多尼洛·佩特路奇的行径简直很可怕，佩特路奇由于为他效劳而变得衰老多病，因为日益惧遭不测而被他不断地勒索礼物。但由于参加贵族们最后一次叛变的嫌疑而被捕并被处极刑。和他一起同遭不测的还有科伯拉。加拉奇奥罗和波吉奥关于这些事情的全部记载使人读了为之毛发悚然。国王的长子，卡拉布里亚大公阿尔方索在国王晚年时曾和他共掌国政。他是一个粗野残暴的荡子——被科米斯描写成为“从未见过的最残暴、最恶劣、最刻毒，最卑鄙的人”——只是在坦率这一点上比费兰特略胜一筹。他公开承认他对宗教及其习俗的蔑视。意大利**统治的较好的和较高贵的特征在这一世系的君主中是找不到的，他们所掌握的那一时代的一切文化和艺术都不过是为了享乐和炫耀而已。即使是真正的西班牙人看来也几乎总是要在意大利堕落下去；不过这个杂种王室（1494－1503）的结局清楚地证明了缺乏一种良好的血统。费兰特死于思虑过度和忧患。阿尔方索的弟弟菲德利哥是这个家族里边唯一诚实的人，但阿尔方索却控以叛国罪名并以最卑鄙的方式对他进行侮辱。虽然阿尔方索在此以前被认为是意大利最有干材的将军之一，但最后他慌张地逃到了西西里，留下他的儿子小费兰特成了法国人和国内叛乱者的俘虏。象一个曾经这样统治过的王朝，如果它的子孙想要恢复大业，至少也必须和敌人作一番拼死的斗争。不过，正如科米斯在这里片面地然而大体上却是正确地说的那样：“残暴的人从来不会是勇敢的。”
米兰大公的**统治，从吉安加利佐时代以来就是一种最彻底的绝对君主的**；它表现了十五世纪的真正的意大利性格。维斯康提家族的最后一代，菲利波·马利亚（1412－1447）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幸而关于他有一些美妙的描写留给我们。恐惧的心情会使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崇高地位的人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可以得到最确切最充分的说明。国家的全部力量都用于确保他的个人安全这一目的，虽然幸而他的冷酷的利己主义没有使他堕落到无目的地酷嗜杀人流血的地步。他住在米兰城堡内，周围环绕着壮丽的花园、林荫路和草地。他多少年来从不涉足城内，只在他几处豪华宫殿所在的乡间盘桓。用骏马牵引，使他可以沿着特筑的运河到各宫殿去游览的船队布置得体，适于最庄严的宫廷议节。无论谁进入城堡都要受到最严密的监视；甚至被禁止在窗前站立，以免向外边的人传递暗号。所有被录用的君主侍从都必须受到一系列的严格检查；一经录用随即委以最高级的外交职衔和最卑微的贴身差役——这两者在宫廷里都是光荣的显职。就是这个人，他进行了长期艰苦战争，惯常处理头等重要政治事务和经常派遣全权使节到意大利各处去。他的安全就在于：他的臣下彼此互不信任，他的雇佣兵队长受到间谍的监视和欺骗，他的大使和高级官员由于特意培养起来的妒忌之情，特别是由于把好人和坏人搭配在一起的安排而互相中伤，互相排挤。他的内心的信仰也是建立在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之上；他盲目相信命运，相信星宿对人的影响，并且同时向各种各样的救星祈祷；他嗜读古代作家的作品，同时也嗜该法国骑士小说。他从来不准在他面前提到死亡二字，他命令将濒死的宠臣送出宫廷，以免死亡的阴影，落到他幸福的居所。但就是这同一个人物故意封盖其伤口，拒绝放血，自促死期，终致不失其尊严，从容不迫地死去。
他的继子兼继承者，幸运的雇佣兵队长弗兰切斯科·斯福查（1450－1466年，见第42页）可能是十五世纪一切意大利人中最为他们那个时代所爱戴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象他那样光辉地表现了天才和个人力量的胜利；不肯承认他的优点的人至少也不能不为他是一个幸运的宠儿而感到惊异。米兰人公开声称受治于这样一个卓越的君主是他们的光荣；当他进入城内的时候，拥挤着的群众不给他下马的机会就在马背上把他拥到大教堂里去了。我们可以听一听对他一生的评价；据教皇庇护二世（一个在这一类事情上的公平的评判者）对他的估价是：“在1459年，当这位大公来到曼图亚参加会议时，他已经是六十岁了（实际是五十八岁）。他骑在马背上看起来很象一位青年，体态雄伟，容貌严肃，和人谈话安详而和蔼，举止俨然王侯，身心秉赋，盖世无双，转战沙场，未尝败北——这就是那个自己从卑微的地位上升到统治一个国家的人。他的妻子美丽贤淑，他的子女有如天使；他很少生病，他的一切主要愿望，无不悉偿。但他也并不是没有不幸。他的妻子由于妒忌杀死了他的情妇；他的老伙伴和老朋友，特劳伊洛和布鲁诺罗舍弃了他而投向阿尔方索国王；另外一个旧友，奇阿波伦内，由于谋反使他不得不处以绞刑；他不能不忍受他的弟弟，阿利桑德罗勾引法国人来攻击他的苦恼；他的一个儿子阴谋反对他而被监势；他在战争中赢得的‘安科纳边境地区’又在战争中失去。象他这样享受完满无缺的幸运，无须和逆境作斗争的人是没有的。忧患少的人就是幸福的人。”这位知识渊博的教皇在从反面给幸福下过定义之后就和读者告别了。如果他能看到将来，如果他愿意停留一下来讨论不受拘束的暴君**的后果，他必将注意到一个显著的事实，即对于未来缺乏保障。那些子女们虽然美如天使，受到过完美细致的教育，但在长大成人之后，却堕落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加利佐·马利亚（1466－1476）只崇尚虚荣，他以有美丽的双手、以他所付出的高额的薪俸、以他在财政上所享有的信用、和他所储藏的二百万金币、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知名之士和他所豢养的军队与猎鹰而骄傲。他喜欢自己说话的声音，他的谈吐也确实不坏，在他有机会侮辱威尼斯大使时，他可能说得非常流畅。他常常任性而为，例如他曾经在一夜之间把一间屋子画满了图画；更坏的是他常常发作发疯般的**和对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肆行残暴。以乔万尼·安德烈·第·兰普尼亚诺为首的一群热心家们认为这个暴君太坏，不应该让他再活下去；于是谋杀了他，并把国家交由他的弟兄们管理。他的弟兄之一，洛德维科·摩尔把侄子关进了监狱，而掌握了政权。从这次篡夺之后，就引来了法国的干涉和落在整个意大利的灾难。
这个摩尔是当时暴君的最完整的典型，并且作为一种生就的人来看，他几乎解除了我们道德判断的武装。尽管他所用的手段非常不道德，但他使用它们的时候却非常坦率。如果有人对他说，一个人不仅在选择目的上而且在选择手段上，也要在道德上负责任时，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感到惊异的了；他一定还会认为他曾在可能的范围内避免过于任意地使用死刑的惩罚是一种非凡的德行。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意大利人对他的政治天才所表现的几乎是使人难以置信的尊敬。在1496年，他曾吹牛说，亚力山大教皇是他的宫廷住持，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他的雇佣兵队长，威尼斯是他的管家，法兰西国王是他的仆从，来去必须听他的命令。就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也泰然自若地来考虑一切可能的逃避方法，并在最后光荣地决定把一切信托给人类善良的天性。他拒绝了他的弟弟、阿斯卡尼奥枢机主教希望留在米兰城堡里边的请求，理由是以前他们发生过争吵：“主教，不要不高兴，但是我不相信你，虽然你是我的弟弟。”他委任了一个一贯受他恩遇的人来守卫宫城，“作为他将来回来的保证”，但是那个人仍然背叛了他，摩尔对内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统治者，而且直到最后，他还想倚仗他在米兰和在科莫的人望。在前些年里（1496年以后）他过分地耗费了国家资源并曾在克雷莫纳地方完全为了权宜之计而命令把一个出言反对新税的可敬的公民秘密地绞死。从那时以后，他在接见宾客的时候，就用一个栅栏把来访者和他自己远远地隔开，因而那些人和他讲话时，必须提高嗓门。他的宫廷是勃艮第王朝消灭以来欧洲最显赫的一个，然而在那里却充满了最不道德的事情：父亲出卖女儿，丈夫出卖妻子，弟兄出卖姊妹。他本人无时或息地在活动，并且作为一个独创事业的人，他要求同所有和他一样靠个人才能而取得地位的人——学者、诗人、艺术家、音乐家，都建立联系。他所创造的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者们教学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对于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知名之士所注意的，主要也不是他们的名望而是他们的交际和效劳。可以肯定，他对布拉曼特的待遇最初是微薄的；另一方面，列奥那多·达·芬奇则到1496年为止一定得到了适当的报酬——除此之外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自愿，还有什么能够使他留在这个宫廷里呢，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人能够比列奥那多有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如果说洛德维科·摩尔的性格里边的较高贵的成分缺少证明，那么它这位令人莫测的大师在他的宫廷中的长期停留就是个证明。列奥那多以后为凯撒·波几亚和弗朗索瓦一世效劳，大概是由于他对于这两个人的不寻常的和动人的性格感兴趣。
摩尔垮台之后——他于1500年逃亡德意志归来后为法兰西人所俘——他的儿子们是在外国人中间受到粗劣的教养长大的，因之没有能力来实现他的政治遗嘱。长子马西米利亚诺一点也不象他，次子弗兰切斯科无论如何还有那么一点精神。在那些年代里，米兰屡易其主，并且在每一次易主时都遭到难言的灾难，因此就力求确保自己的安全，使不遭反复易手的荼毒。1512年，法兰西人在马西米利亚诺和西班牙人的武力压迫面前撤退时，被劝导做了一项声明，声明米兰人并没有参加驱逐他们，没有叛变之罪，因而他们可以向一个新的征服者投降。一个政治上比较重要的事实是：在这种过渡时刻，这个不幸的城市很容易象阿拉戈纳家族逃走时的那不勒斯一样，成为一群恶棍（常常是高级贵族）的掠夺品。
曼图亚的贡查加家族和乌尔比诺的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在十五世纪后半期许多家族中间是整齐严肃，人才辈出的。贡查加是一个相当和谐的家族；很长一个时期他们中间没有听说过谋杀事件，他们的死者的遗体可以公诸于众，而无所顾虑。弗兰切斯科·贡查加侯爵和他的妻子，伊斯特家的伊莎贝拉，尽管行为有些不检，然而却是一对团结一致的好夫妻；他们在他们疆土虽小而却地位重要的国家不断面临危机的时候，把他们的儿子们教养成为非凡而卓越的人物。弗兰切斯科，不论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或是作为一个军人，竟会采取一种特别真诚的政策，这是皇帝、威尼斯或法兰西国王未能想到或希望的；但自塔罗之战（1495年）以来，就一个军人的荣誉而论，他的思想和行动确实是与一个意大利爱国者相符合的，并且把同样的精神传给了他的妻子。对于每一项忠诚英勇的行为，诸如保卫法恩扎来抵抗凯撒·波几亚，她都认为是保护意大利的荣誉。我们对于她的评价并不需要根据艺术家和作家们为了厚报这位美丽的侯爵夫人的保护所做的歌颂，她自己的书信就告诉了我们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妇女，富有仁爱和幽默的见解。本波、邦德罗、阿里奥斯托和伯尔那多·塔索都把他们的作品送到这个宫廷里来，虽然它很小而又没有势力，并且他们知道它的国库是空虚的。自乌尔比诺旧宫廷解体（1508年）以来，在意大利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