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违则严惩不贷，地区要遭到蹂躏，居民要遭受奴役。他实行了国内税收制度；税收是根据综合的估定，并按照伊斯兰教国的惯例来摊派的；征税的方法十分残酷而恼人，如果没有这些方法，要想从东方人那里得到任何金钱的确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不是人民，而仅仅是一大群唯命是从的百姓；例如，不经特别许可不准和外国人通婚，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准他们到国外去留学。那不勒斯大学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所限制研究自由的学校，而东方各国，在这些方面无论如何是不限制它的青年的。弗里德利希模仿伊斯兰教国的统洽者，在地中海各地进行贸易以逐利，把许多商品垄断在自己手中，并想尽方法限制臣民的商业。那些法提玛朝的哈利发们尽管对秘教有种种怀疑，但至少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对于他们人民的不同信仰还是容忍的；而弗里德利希却反是，他靠宗教裁判来完成他的统治制度。当我们想到他以迫害异教徒为名，而实行迫害自由城市生活的代表人物时，我们就更不能不感到这种宗教裁判的应予谴责。最后，国内警察和对外作战的军队的核心是由从西西里移到诺切拉和卢切拉的萨拉森人组织起来的；这些人根本不顾人民的疾苦和教会的禁令。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他的臣民因为长期不习武备，所以只有束手坐视曼弗雷的灭亡，坐视政权被安茹的查理夺取而不救。安茹朝的查理继续采用了这个地发现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

    在这个实行中央集权政治的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最特殊的篡夺者，即他的代理人，埃兹利诺·达·罗曼诺驸马。他并不是某种政治制度或治理方式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全部活动不过是在北意大利东部进行无益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但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典型人物来看，他对于将来的重要性却并不减于他的保护者弗里德利希皇帝。在中世纪，前此所发生的一切征服和篡夺，不是以真正的或伪托的继承权等类理由为借口，就是以反对不信宗教和被开除教籍的人为口实。这里，他却第一次地公开使用大规模的谋杀和各种各样的暴行来建立王位，总而言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后继者，连凯撒·波几亚也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能够和他的犯罪之大相比拟；不过，先例一开就会有人效尤，所以他的灭亡并没有在许多国家中间恢复正气，而后来的篡夺者也并没有引为鉴戒。

    生逢弗里德利希时代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只是徒劳地创立了君主立宪的学说，主张君主应该得到自己任命的上议院和人民选举的下议院的支持，他枉自主张给人民以革命的权利。这些学说不能在讲堂外边得到反响，而弗里德利希和埃兹利诺却落得成为意大利十三世纪时非凡的伟大政治人物而名垂后世。他们那种已经成为半传说中的人物性格构成了《古代故事百篇》的最重要的题材；这部书的原稿无疑是在这一个世纪里写成的。在这些故事里边，弗里德利希已经被表现为有权来随意处理臣民的财产，并以他的人格的力量对于一切人，甚至对于罪犯都发生有深远影响的人物。而故事中谈起埃兹利诺时则由于他留给人的无所不能的印象使人凛然生畏。他成了从目击者的编年史记载到以后诗人半神话式悲剧创作的全部作品的中心人物。

    弗里德利希和埃兹利诺灭亡以后，立即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群暴君。圭尔夫派和吉伯林派的斗争给他们提供了机会。他们一般都是以吉伯林派的领袖身份出现的，但时代和处境却如此不同，因而不能不使我们就此认识到一条高出一切的普遍的势所必然的规律。他们所用的手段是过去党争中司空见惯的，即放逐或消灭敌人及其家庭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