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的大小暴君**充分证明，象这样的事例在这一世纪犹未消灭。它们的恶行十分昭著，历史家曾经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国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存在，并为此目的而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它们比那纯属历史故事的东西引起我们的兴趣还更大。

    由于有意识地采取当时意大利以外的君主想象不到的手段，加上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俨然绝对的权力，使得暴君当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生活方式。一个精明的统治者所掌握的洽理要诀是尽可能地把征税的范围固定在原有的或者他最初所规定的项目上。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过估定税额的土地税，一定种类的消费品税和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以及统治家族的私有财产。唯一增加税收的可能要靠商业发达和普遍的繁荣发展。象我们所看到的自由城市里的公债在这里是没有的；只要公众的信用不至于受到动摇，有周密计划的没收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可取筹款方法——例如用罢免和夺取财政监督官财产的地道的东方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从这笔收入中支出小朝廷的费用，卫士和雇佣兵、公共建筑工程，以及侍奉在君主个人左右的弄臣和才人的费用。暴君统治的不合法使暴君陷于孤立并经常处在危险的包围之中；他所能结成的最光荣的同盟就是和聪明才智之士交往而不考虑其出身如何。十三世纪北方君主的豪爽大方只限于对待那些武士和侍从左右歌功颂德的贵族。意大利的暴君却与此不同。他渴求声誉和热中于不朽的事业，所以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他和诗人、学者为伍，感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的确，他感到自己几乎有了一个新的合法的根据。

    在这一方面最出名的是维罗纳的统治者斯卡拉。他的宫廷所接待的著名亡命者中间有全意大利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文人学士并非不感恩戴德。佩脱拉克曾经访谒这些人的宫廷并且曾因此而遭到严厉的谴责；他描写出了十四世纪的一个君主的典型的形象。他对他的保护人，帕多瓦的君主提出了极大的希望，但采取的方式是表示认为君主是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您必须做您臣民的父亲而不是做他们的主人，必须爱他们如您自己的儿女，如您自己的手足。武器、卫士、军队，可用来对付敌人——对于您的臣民，善意就足够了。我所说的人民自然是指那些热爱现存制度的人说的；那些每天都希望变革的人们是反叛者和叛徒，对于他们要用严峻的法律加以制裁。”

    文章接着详细地叙述了纯属近代关于国家的无限权力的想象。国君应该完全不依靠廷臣而能同时简朴地治理好国家。他将亲自掌管一切事情，维持和恢复教堂和公共建筑，保持城市警察，疏导沼泽，监督酒类和谷物的供应。他将实行严厉的法律，摊派捐税时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收税的必要和君主的不得不伸手向人民要钱的苦衷。帮助那些疾病无告之辈，给予那些著名学者以保护和接待，这些人关系到他今后久远的声名。

    尽管当时这种政治制度可能有许多较光明的方面和个别统治者有许多优点，但十四世纪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明显地意识到这些暴君**的政权大多数是短促而靠不住的。这样一些政治机构，其安全的程度自然是与他们立国的领土面积的大小成正比例的，所以，较大的城市国家经常想要吞并那些较小的国家。当时，单是牺牲在维斯康提家族手中的就有上百个这种小君主。由于这种外部的危险，也就不断发生内部的骚乱，这种处境对于统治者的性格一般地产生了最有害的影响。掌握绝对的权力，沉溺于奢靡和放纵自私、有遭受敌人和谋叛者方面攻击的危险，所有这些都几乎不可避免地把他变成了最坏的名实相符的暴君。如果他能信任他最近的亲属那就好了。但在一切都是不合法的情形之下，无论是君位的接替或统治者的财产的分配，都不可能有正规的继承法律；所以，如遇继承人能力薄弱或者是一个未成年的人，为了家族本身的利益就不免要由一个比较具有坚强性格的伯叔或从兄弟来取而代之。庶出子的承认或驱逐成了斗争的根源。结果这些家族大多数就为一群互相不满和互相仇视的亲族所困扰。这种情况不断地引起叛乱的爆发和酿成可怕的家庭流血的惨剧。有时，觊觎王位的人在国外过着流亡的生活，如在加达湖上以打鱼为生的维斯康提家族的废主，即曾以冷静耐心的态度观察着当时的局势。当他的敌手的使者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和怎样再回到米兰时，他回答说：“只有用和放逐我时所用的同样手段，才能使我回去，但必须等到他的罪恶超出我的罪恶的时候。”也有时，为了保全整个家族，暴君为他的亲属所弑，以平息他的暴行所引起的公愤。在少数的情形下、统治权掌握在整个家族手中，或者至少统治者必须听从他们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财产和权势的分配也时常引起激烈的争哄。

    这整个政治制度引起了当时佛罗伦萨的作家们深恶痛绝。即使暴君是为了使人民有更深的印象，而不是为了渴望满足自己的虚荣，他的炫耀夸示的排场也引起了他们最尖锐的嘲讽。一个冒险家如果落到他们手中就要倒霉，如比萨-跃崛起的阿盖罗总督（1364年），他常常手持金王杖出游，并在他住房的窗口出现，象“圣骨被供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