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章里，我论证说，政治学的效能，也就是预测各种政治原因的结果的力量，很可能会增强。我用两个事实作为我的论证的基础。第一，现代心理学向我们提供的人性概念比与传统的英国政治学相联系的人性概念真实得多，尽管也复杂得多；第二，在自然科学的影响和范例下，政治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讨论和调查研究中使用量的而不仅仅是质的语言和方法，因此既能更充分地说明问题，又能更近似准确地解答问题。
在论证中，没有必要问政治学中这种改进会在什么程度上影响政治史的实际进程。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无论人民群众信与不信，终归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研究政治是“为了行，而不是为了知”，研究者迟早会扪心自问：我的学科中的变化对我在其中生活和工作的那个政治世界会产生什么影响？
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位刚在一次斗得不错但彻底失败的反对坦慕尼协会的运动中扮演“超然派”角色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可能会说：“政治学的方法愈精细，愈准确，对政治的作用就愈小。天文学家每年都发明更精巧的预测星球运动的方法，但却无法运用他们的全部本领使一颗星偏离轨道一英寸。因此，我们研究政治的人会发现，我们的知识越丰富，只会使我们越感到无能为力。我们也许能够根据我们的科学学会精确地估计报业辛迪加、高级酒店或者阶级、国籍和种族的盲目本能所发挥的力量，但是又如何学会去控制它们呢？我们确实是在用一种新方法思考这些事情，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在竞选中获胜或防止战争。”
因此，我打算在本书的第二部分阐明这些正在开始改变政治学的新倾向在何种程度上也能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被人们感知。我将试着来估计这些倾向的可能的影响，不仅是对于研究者或有修养的政治家，而且是对于仅仅从第二手或第三手接触政治学的普通公民。本着这种意图，我将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论述新倾向同我们的政治道德理想的关系，同国家的代议政体和行政机关的形式和作用的关系，以及同国际和种族理解可能性的关系。
本章从该观点论述新倾向对政治道德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使用政治道德这个名词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某些出于政治动机而做的事情是道德的，出于其他动机是不道德的，反之亦然，而是要强调说明，有些道德问题只能密切联系政治学予以研究。当然，有些品格是各行各业共通的，比方我们人人都必须做到仁爱、诚实和勤劳，我们巴望伦理老师们帮我们这样做。但是每一个行业也有它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首先由它自己的研究者阐明，然后才能由伦理学家来处理。
在政治中，这些特殊品格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乃是政治家据以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宗旨的方法与他影响他人的见解和宗旨的方法之间的关系。
一百年甚或五十年前，那些为一个他们对之尚无经验的民主政体工作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感到忧虑。他们不是把推理视为一个艰难而不确定的过程，而是看作当一个人遇到影响其利益的问题时头脑的必然和自动的运转。因此，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公民在使用选票时必定受理智的引导；使别人最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结论以及结论所根据的理由的政治家是最成功的；如果选民有充分机会听取自由而真诚的讨论，好政府就有了保障。
今天，一个刚离开课堂踏上讲坛的候选人几乎肯定会从同样的想当然开始。
他在准备讲稿时心中坚信，选举的结果将取决于他所说明的政治原因与政治结果之间的关系。他的第一个震动可能来自于每一位专业选举干事对每一位候选人说了又说的格言：“开会没用”。干事对他说，到会的人当中十个有九个本来就是他那个党的忠诚和习惯性的支持者。如果他的演说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其主要政治重要性也不在于他说服那些早已被说服的人的本领，而在于他的支持者们由于钦佩他的演说才能而可能萌发更大的进行游说的热情和愿望。
慢慢地，他学会对他的演说和他的对手的演说扣动选民心弦的方式作出估计。比方，他可能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打开装有其他候选人在某次他不大感兴趣的选举（例如贫民救济委员选举）中的演说词的封袋时的心情，发觉他对演说词要么根本未加注意，要么只注意到一些唤起某些习惯性思绪的词句。等他到了已足够自信或足够重要，可以为自己拟一份政治纲领的时候，他就懂得向大批选民发表的任何言论都必须受限制——提案只能在“实际政治范围内”提出，要简单、明了，精心地适应忙人的半有意识记忆及爱好。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他自己的政治推理力正在受到磨炼。他逐渐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利益、思想习惯和能力以及经历都和任何其他人不同，认识到控制政治力量的成功取决于懂得这一点以及仔细了解人性的种种共同因素。但与此同时，要相信他是在把他据以作出自己结论的同样的推理方法施之于听众，对他是越来越难了。也就是说，他倾向于把选民当作他的思想的题材而不是参与者。他就像柏拉图的诡辩学者一样，正在学会懂得公众是什么，而且在开始理解那头“巨大而强有力的野兽的激情和**，如何接近和掌握它，什么时候它变得最凶恶和最温顺，什么情况下发出几声吼叫，其他野兽发生的什么样的声音使它平静或者激怒。”如果他坚决防止自己从一个错觉转到另一个错觉的危险，他可能仍旧记得选区里不只是他一个人对政治作出过推理并正在作出推理。如果他亲自进行游说，有时会碰到一个中年工人，比他自个儿更接近生活真实，会发现他的这个选民已经耐心地和深入地对政治进行了三十年推理，他本人在那种推理中毋宁说是一条荒唐可笑的材料。或者，他会同一个商人交谈，不得不承认这个商人对他的提案的结果看得也许比他自己更透彻，但是愿望差异的鸿沟却把他们分开：一个人所希望的恰恰是另一个人所害怕的。
然而，无论这位候选人是多么真诚地看重投他的票或不投他的票的人当中较有头脑的人据以作出结论的方法，他仍旧容易感到他自己在竞选中扮演的角色同任何推理方法根本毫无关系。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竞选之前，一位最老资格的政界朋友对我说：“记住，你是在进行一次六星期的广告活动。”时间是短促的，有数不清的细小事情需要安排，候选人偶尔同个别选民进行思想交流之后，马上又恢复对全体选民进行的广告活动。只要他这样做着，所谓“在选民中决不使用最严谨的逻辑思维方法乃属大谬”这句格言（如果他有功夫想到这句格言）在他看来与其说是不正确不如说是文不对题。
过了一些时候，这位政治家甚至不愿再同他的选民讲道理，而终于把他们当作徒然有感觉和见解的纯粹非理性动物，他本人则是控制他们的纯粹理性的“超人”。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坚定而能干的政治家成为最有效能和最危险的。博林布鲁克①在教他的“爱国君王”如何通过了解人来统治人时，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那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人”。在达尔文之前一个世纪，他像斯威夫特①和柏拉图一样，能够以绝对的超脱把他的同胞当动物看待。他认为，他本人是“社会上少数人之一，这少数人几乎独占了人类的全部智慧，他们生下来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和保护人类。注定要成为人类的导师和保护者”。至于其余的人，“理智对他们绝少影响：妄想的一个转变，往往像一阵狂风那样猛烈和突然地决定他们的行为。”
①博林布鲁克（1678—1751）：英国政治家、作家。——译者
①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译者
博林布鲁克最杰出的弟子是迪斯累里②，他写道：“作为人类行为和人类进步里程碑的伟大成就，没有一桩应归功于人的理智。……人只有根据感情行动时才是真正的伟大；只有当他发挥想像力时他才是不可抗拒的。甚至摩门教徒拥有的信徒也比边沁多。”迪斯累里待维多利亚女皇“像一个女人”，而从未完全摆脱牛津大学薰陶的格莱斯顿则待她“像一个群众大会”。
②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译者
迪斯累里的本性无论多么厚道，他巧妙地利用他所统治的人民的本能在当时不少人看来却似乎在政治中注入了一种冷酷无情的因素，而在他的本性不太厚道的弟子伦道夫·丘吉尔勋爵③身上出现时，就似乎更加冷酷，更加无情了。但是，同样的冷酷无情现在经常发生，将来也许会发生得更多，只要一个人为了专心追求一个政治目的而不惜冲破拦在他路上的所有一切理智或道德常规，情况就总是会这样。记得好几年前，我曾经同俄国恐怖主义运动的一个领袖作过一次长谈。他说：“即使情况允许，同农民讲道理也是无用的。使他们受影响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语。如果我们杀死一个沙皇，或者一个大公，或者一个大臣，我们的运动就变成一样实际存在的、值得重视的东西，否则的话，对他们来说，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③伦道夫·丘吉尔（1849—1895）：英国政治家，英国保守党内有影响的人物。——译者
政治中有一个含糊的惯例，即除了讲道理，用任何手段影响同胞的意志都不光明正大。这个惯例在战争中是不存在的。拿破仑所说，“在战争中，人们都具有正义感，道义和舆论是胜利的一半”，就是这个意思。奇怪的是，当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决定将那个惯例置之脑后时，他们不知不觉地就使用了战争的语言。二十年前，英国的社会党人经常使用“阶级战争”这个字眼来证明社会党应当采取巴涅尔①所发明的那些议会恐怖主义（对立于议会辩论）方法。1906年，兰兹唐尼勋爵向上院建议不要推测自由党控制的下院提交他们的议案的良好或不良行政效应，而只研究接受或拒绝这些议案在下次大选时对选民的心理影响，他不知不觉就用了个军事的隐喻。他说：“如果我们进行辩论，就必须在尽可能对我们自己有利的基础上进行。在这件事上，我认为基础对本院不利，我认为关键是，即使我们暂时获胜，我们的胜利到头来也会落空。”①
①巴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爱尔兰自治派领袖。——译者
①英国议会记录（行业纠纷议案，上院，1906年12月4日），第703页。
因此，乍看起来，目前政治学正在发生的变化，其结果将是年轻政治家摒弃一切道德传统，而作为他们新的书本知识的结果，采取那些利用人性中非理性因素的方法，这些方法迄今一直是年长者和觉醒者的行业秘密。
例如，曾经有人告诉我说，有一小群妇女于1906至1907年在实际政治范围内提出了妇女选举权问题，其中有一个妇女曾在大学里受过严格的心理学训练，这些妇女采用的策略基本上是起因于她的这样一个口实：要使男人思考，首先必须使他们感觉。②
②据报道，潘克赫斯特夫人曾在1908年7月26日出版的《观察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无论被称为妇女参政主义者的妇女是些什么样的人，她们至少懂得如何同公众取得联系。她们掌握了时代精神，学会了广告的艺术。”
还有，数月前，一位也学过心理学的印度鼓动家钱德拉·帕尔③先生模仿兰兹唐尼勋爵的口气说，“在把心理学原则用于研究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不应该做任何事情使政府成为一个对我们有影响的机构。因为如果政府变得温厚，变得可爱，如果它变成好政府，那么，我们脱离政府独立的证据就会逐渐消失。”④钱德拉·帕尔先生和兰兹唐尼勋爵不同，不久就被捕入狱，但是他说的这番话却在印度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③钱德拉·帕尔（1858—1932）：印度1905年民族运动领导人。——译者
④引于1907年6月3日《泰晤士报》。
如果这种心理态度和基于这种态度的战术获得成功，那么，它们必然以越益增快的速度传播；而且正如按照贸易中的格雷欣法则，劣币如果过多必然驱逐良币一样，在政治中，较容易和立时见效的宣传方法必然驱逐较难而效验较差的方法。
今天，人们不能光用知识能使人聪明这个说法来回答这样一个争论。在从前时候，依靠人只要学会了解自身就能使生活和行为臻于完美这一信念是很容易的。在达尔文之前，多数政治空谈家都习惯于描绘一种只要彻底实行他们的原则即可产生的完美的政体，例如柏拉图和莫尔的共和国、培根的阿特兰提斯岛、洛克的必须有意识地实现上帝意志的政府，或者边沁的奠基于“行为动力表”的功利国家。然而，我们生活在达尔文之后时代的人已经接受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就是决不能指望知识来引导我们臻于完美，无论这种知识是多么充实。现代的生理学者认为，如果他的工作获得成功，人的健康状况会比处于愚昧状态来得好，但是他并不梦想创造一个完全健康的民族；他总是准备发现他所难以控制的种种生物学上的原因使健康状况更趋恶劣。教育学作者如今也不再硬说他能在他的学校里培养出完美无缺的人物。如果我们的想像居然又重新走上乌托邦的老路，那只消记住，我们是其他动物的骨肉之亲，我们没有比亲属更多的权利来假设上苍已规定好我们只要寻求一种十全十美的生活就定能如愿。蜜蜂将来可能会意识到它们自己的天性以及在营造得井然有序的蜂房里浪费掉的生命和劳力。然而它们也可能懂得，被如此有限的观察和推理力所牵制，并被如此疯狂的热情所束缚的生物，是不可能拥有大大改进了的机体的。它们可能被迫认识到，只要它们是蜜蜂，它们的生命就只能是混乱、狂热和短促的。政治调查研究的对象是目前状况的人，是今后几个世纪人的生活组织中可能有的变化。几十个世代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这种调查研究所带来的政府的进步与通过选种这一冒险实验改变人类本身所产生的变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无论我们多么急于不存幻想地了解我们的生活真相，对任何没有根据的事不抱期望，我们还是可以从回忆中获得一点安慰，那就是，在政治历史有案可查的过去几千年中，人类在天性不变的情况下，已经在政体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而那些进步往往是在新知识影响下形成的新道德观念的结果。
我们知识的点滴增加对我们行为的最终和更广泛的影响，确实与它的即时的和较狭窄的影响大不相同，而且更加重要。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想像的天地里，这个天地只有一小部分应归功于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记忆，更大一部应归功于我们从他人那里学来的知识。诸如美洲的发现或较近天体的真正运动的确定在我们心理环境中所产生的变化，使人类在宇宙中所处地位的总概念受到了影响，这种影响最终证明比刺激探险家和提高航海技术的直接影响更加重要。但是，以往世界观的任何改变，其规模和重要性都及不上过去五十年里发生的变化，例如人及其环境的新历史回溯到迄今没有想到的年代，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无限前景取代了空想的天堂乐园的完美，尤其是科学闯入我们最内心深处的领域。这类变化的影响确实往往来得比我们希望的慢。前不久，我曾和一个人交谈，他是那些当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时刚开始智力生活的人当中最能干的一个。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哲学家兄弟如何指望一切事物立刻就变得焕然一新，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又如何怏怏地承认失败。但是变化尽管慢，意义却是深远的。
至于我自己，我觉得达尔文的工作所开辟的新知识广阔范围的最重要政治结果乃是行为概念扩展到把目前大多数人未意识到或察觉到的对心理过程的控制也包括在内。我们的有意识行为范围是由我们的自我知识范围确定的。在人类知道怒是一样可以同发怒的自我分开来的东西之前，以及在发明一个名字使那种知识流行以前，控制怒不是一个行为问题。怒是发怒者本身的一部分，只能由其他感情，例如爱或惧的侵入所制止，爱或惧在延续时同样是自我的一部分。人类种族之能生存，端赖怒或惧或爱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强度落到他头上。但是当人类给怒起了名字，思想能超越它，怒就进入了行为的领域。从此以后，在这一点上，人就能够要么选择半有意识地服从在过去进化史上证明有用的冲动的老路子，要么选择受考虑后果指导的完全有意识地控制冲动的新路子。
一个懂得恐惧的性质，并具有控制恐惧的能力的人，如果看到一块鹅卵石顺着湍急的河床向他一蹦一跳地冲过来，他会要么服从直觉的冲动立刻跳到一边，要么以行为代替本能，站在原地不动，因为他已经估计到，卵石再弹跳一下就会改向。如果他决定站着不动，也许会犯错误。事实可能证明，由于他的有意识推理能力差，直觉的恐惧冲动反而比推理过程更安全可靠。但是由于他可以选择，甚至服从冲动的决定也是一个行为问题。柏克深信人的政治推理能力与他们的工作完全不相称，因此毕生敦促英国人民循规蹈矩，亦即按照原则服从他们的习惯性政治冲动。但是柏克鼓吹的循规蹈矩因为是选择的结果，所以跟过去时代的盲目效忠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