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从量的角度来论证的。其他问题量的因素不太明显。但即使是最复杂的政治问题，富有经验和责任心的政治家实际上也从量的角度加以思考，尽管他们用来获得结果的方法往往是无意识的。

    不过，当所有的政治家都从唯理智论假设着手时（虽然也有些政治家半无意识地养成量的思维习惯），许多人由于幻想破灭和反感而彻底抛弃了政治。培养政治家需要完全有意识地阐述和接受那些学过就毋庸抛弃的方法。

    这样一种有意识的变化正在各皇家委员会、国际会议以及其他必须把大量专门搜集到的证据加以归纳并作出结论的团体和个人的工作中发生。他们使用的方法和词汇，即使不是用数字表示的，现在基本上也是定量的。

    然而，在议会演说中，过分简单化仍积重难返。

    （第二部分——第一章——政治道德，第116页）

    但是，政治学中的这些变化以何种方式影响政治力量的实际动向呢？

    首先，政治思想家和作家摒弃唯理智论的政治概念迟早会影响实干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一个年轻的候选人对于同那些其愿望和见解他试图影响的人的道德关系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并从这种新的认识开始工作。就这点而论，他会从一个至今只有那些被经验变得玩世不恭的政治家才有的立场着手。

    如果我们的新知识的结果仅限于此，政治道德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变化将会深远得多。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没有意识到或仅仅半意识到的心智过程时，他们不仅会提防别人来利用他们的那些过程，而且还能够更好地从内部予以控制。

    然而，一个有意识的道德宗旨要坚强得足以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克服日益提高的政治宣传技能的话，从内部控制这一概念必须成为一个理想的实体，这个实体要像“科学”一样，能诉诸大众的想像力，并以有组织的教育体系广为传播。这方面的困难是巨大的（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对自我意识对本能的种种反应缺少认识），但是因果概念广泛传播和道德感情增强是不矛盾的。

    （第二章——代议政体，第139页）

    我们的政治心理基础概念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还会使关于代议民主的辩论重新展开。

    在辩论中，一些老的论据将不再被承认为有效，不少政治思想家（尤其是学过自然科学的）很可能会重新捡起柏拉图关于由一批经过选择和受过训练、生活在“表面世界”之外的人掌权的**政体的建议；虽然英国在印度的经历表明，即使最精心选择的官员也仍然只能生活在“表面世界”之内，而所谓“好政府需要被统治者同意”这一论据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它固有的唯理智论联想。

    然而，我们思考政治的新方法必然不仅会改变“同意”这一论据的形式，而且还会改变“同意”借以表达的制度的形式。一次选举（和陪审团审判一样）将会被而且已经开始被看作是在正确条件下作出正确决定的方法，而不是将业已作出的决定予以确认的机械手段。

    各种关于使老的唯理智论传统持续下去的选举改革的建议仍层出不穷，而政权的普及也会使代议政体的运行发生新的困难。但是那种既要增进选民的知识和公共精神又不许对选民施加过重压力的代议概念将会传播开去。

    （第三章——关于官员的思考，第167页）

    对普选产生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定量观察表明，非选举产生的官员的工作在任何有效民主组织中都是重要的。

    非选举产生的官员与选举产生的代表之间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的舆论已经显示出一种反对唯理智论代议政体概念的迹象。我们承认下述事实：绝大多数国家官员是由一项既不是被个别议员也不是被整个议会操纵的制度所任用的，官员只要忠于职守即可保持职位，他们是我们据以作出政治判断的某些最困难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源。同一制度未贯彻于我们的地方政府纯属偶然。

    但是，这样半无意识地把一个部分地独立的文官系统当作一个既成事实来接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我们想要我们的官员做些什么，并研究我们目前的任用方式，尤其是我们目前的组织官员工作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提供实现那个意图的最有效手段。

    （第四章——国家和人类，第185页）

    政治思想中的各种新倾向会对政治团结的感情条件和理智条件产生什么影响呢？

    在古老的城邦里，政府的管辖范围与人的视力和记忆力所及的范围相一致，可以发展一种地方感情，而在目前“消除了地方性”的人们中则不可能。因此，一个现代国家的团结不能取决于观察到的事实，而只能取决于想像的事实。

    现存欧洲民族国家的两位缔造者马志尼和俾斯麦认为，一个国家的可能的幅员取决于民族同一性，亦即一个国家的每一成员必须相信所有其他成员都和他自己相像这一可能性。俾斯麦认为真正的同一程度是这种信念的必要基础，可以用“铁血政策”取得；马志尼则认为人类已经分成许多同一的集团，欧洲应按其界线重建。两者都深信不同民族类型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有政治团结感情的。

    在过去二十五年里，这个关于由许多同一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概念已被下述两点变得更加困难：①现代国家中各种独立的民族感情继续存在和甚至增强；②事实上，欧洲人种和非欧洲人种已处于更密切的政治关系。因此，企图把民族同一和团结的传统转嫁给一个现代世界帝国的全体居民或其中居统治地位的种族成员，是抹煞事实真相，并增强了战争的危险。

    但是，我们能获得一种不是基于对每个人都相像的信念而是基于每个人都不相像这一认识的政治感情吗？达尔文关于个人与种族差异之间关系的证据如果不伴有作为一种道德责任的“生存斗争”概念，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感情。事实上，种族间甚至帝国间的战争可被比作物种进化中必不可少的阶段。但是当代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种族都可以从个人的自觉合作而不是盲目冲突中最有效地获得进步；整个物种的进步也会来自以承认种族及个人差异的价值为基础的自觉的世界性宗旨，而不仅仅来自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