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第1页）

    政治学的研究目前正处于令人不满的境地。在全欧美，代议民主已被公认为最佳政体，但是那些对代议民主的实际作用体会最深的人却常常感到失望和忧虑。民主并未扩及非欧洲种族，而在过去几年里，许多民主运动已告失败。

    这种不满已导致对各种政治体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晚近的政治著作对人性的各个因素却甚少注意。从前，政治学主要是以人性概念为依据的，但是由于19世纪初期教条主义政治学家声名扫地，现代政治学研究者引以为戒，竭力避免做任何能使人回忆起他们过去所采用的方法的事情。因此，心理学的发展虽已改造了教育学和犯罪学，而政治学却依然故我。

    然而，人性研究被忽视可能只是政治思想的一个短暂阶段，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阶段行将结束。

    （第一部分——第一章——政治中的冲动和本能——第13页）

    要研究政治中的人性，首先必须克服政治学传统以及一般人的心理习惯所产生的那种“唯理智论”。

    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所作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只要留心一下诸如个人喜爱、恐惧、嘲笑、财产欲等冲动在政治中的作用，就可以明白了。

    我们的一切冲动和本能如果是“单一”的，其直接效果就会大大增加，如果是“第一手”的，与我们早期的进化阶段相联系，其永久性的效应也会大大增强。在现代政治中，我们从报纸获得的感情刺激一般都是单一的，然而是“第二手”的，因此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一种感情或冲动的经常重复往往是令人苦恼的。政治家像登广告者一样，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而这又与人既需要**又难忍受孤独有关，我们必须据以调整我们的社会格局。

    政治感情被许多人同时在身体紧密接触情况下体验常常会强化到病态狂热的程度，但是英国的政治状况不常产生这种现象。

    国际政治的未来主要看我们是否对属于一个和我们不同的种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憎恨本能。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解决，但是许多往往被说成是这种本能所产生的事情似乎是起因于其他被联想修正了的更普遍的本能。

    （第二章——政治实体，第39页）

    政治行为和冲动是人性与其环境接触的产物。在政治家所研究的时期内，人性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政治环境却以与日俱增的速度发生变化。

    我们的环境中那些引起冲动和行为的事情是通过我们的感官传达给我们，并由我们对其重要意义的本能的或后天的了解从众多的感觉和记忆中选择出来的。在政治中，被认识的事情多半是人自己做的，我们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不是本能的，而是后天的。

    认识往往附属于象征，这些象征取代了更为复杂的感觉和记忆。政治中有些最困难的问题产生于在推理中有意识地使用称为“词”的象征与这些词在激发感情和行为方面多少有点自发的和下意识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个其重要性曾被联想确定的政治象征可能有它自己的心理发展过程，与它原来所象征的事实的历史无关。这一点可见诸国家和政党的名称及标记，而更清楚地见诸“茶叶”或“肥皂”这类商品的历史，这些商品在它们将要象征的物体生产或选定之前已经被广告变得风行一时。一个政治家的见解改变得极其迅速，他的声望、他所属政党的名称或者他所控制的报纸的传统特色却改变得极其缓慢，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产生道德上的麻烦。

    （第三章——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第68页）

    唯理智论的政治思想家们常常不仅假定政治行为必然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推理的结果，而且还假定一切推理都属于同一“理性”类型。

    在川流不息的心智经历中，要严格区别理性推理和非理性推理是困难的，但是人据以形成其政治见解的许多半无意识过程是非理性的，这一点却是清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可以信赖非理性推理，因为非理性推理在被大量偶然的巧合强化之前，不会产生有意识的见解。但是，魔术师和其他研究我们的非理性心智活动过程的人能够巧妙地利用它们，使我们产生荒唐的信念。经验主义的政治艺术主要在于通过故意利用下意识的非理性推理来制造舆论。推理过程可能超过发动该过程的政治家所期望的程度，它在一个被动消极的报纸读者心中和一群最激昂的人中都可能发生。

    （第四章——政治推理的材料，第79页）

    但是，人能够推理而且确实也在推理，虽然推理只是他们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一。希腊人制定的有效推理规则主要是用于政治的，但是事实上推理在政治学中比在自然科学中难度更大，成就更小。主要原因在于推理材料的性质。我们必须选择或制造可供推理的实体，正如我们选择或制造实体以刺激我们的冲动和非理性推理一样。在自然科学中，这些选择出来的实体有两种类型，要么是完全相似的具体东西，要么是些抽象的特质，根据这些特质，本来不相似的东西可以作精确的比较。在政治中，第一种类型的实体是无法制造的，政治学家们不断地探索第二种类型的简单实体，某种可以当作政治估计的精确“标准”的因素或特质。这种探索至今未获成功，而生物学的类推表明，当政治家像医生一样避免使材料过分简单化，并立志在推理中使用尽可能多的关于人的类型及其个别差异和环境的因素时，就最有可能获得有效推理的力量。生物学家已经表明，关于任何一个类型中的大量个体差异，只要按照连续的曲线而不是作为同一的规则或任意的例外加以排列，就能被记住。另一方面，人性因素可能以连续方式排列，但如果将环境因素也以同样方式排列，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历史研究不能等同于生物学研究。

    （第五章——政治推理的方法，第96页）

    政治推理的方法，也具有题材过于简单化的传统。

    在经济学中，方法和题材原本要简单得多，但自从杰文斯时代以来，“定量”方法已逐渐取代“定性”方法。政治学中类似的变化能达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政治问题显然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