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三讲，第一第二讲道理与性命，乃从抽象的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述说中国思想里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第三讲德行，则承续第二讲，从人生原理具体落实下来讲到人生之实践。今天轮到第四讲，我的题目是“气运”二字。此讲承续第一讲，从宇宙原理具体落实到人生实践时所发生的许多观点和理论。换言之，前两讲是抽象的来讲宇宙是什么？人生是什么？后两讲是具体的来讲人生是什么？宇宙是什么？会合此四讲，我希望能描述出中国思想一个大概的轮廓。
一
中国人常讲气运，若把此两字分开，便是气数与命运。尤其在时代黑暗，社会动乱，乃及个人遭遇不幸、困难、挫折、失败时，总喜欢说到气数与命运。这“气数”与“命运”两观念，却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世俗的迷信。其实此两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有其根深柢固的立足点。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普遍流传到全社会，深人人心，而有其坚厚的外围，与其深微的内涵的，我们该仔细加以分析与阐发。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讲到那“气”字，气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我想中国思想里的气字，至少该涵有两要义。一是极微的，二是能动的。若把宇宙间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应该是极微相似。惟其极微，即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析时，便必然成为相似了。若不相似，应该仍不是极微，仍属可分。那一种极微相似，不可再分析的最先物质，乃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中国人则称此为气，因此亦常以“气”“质”连言。
试问这一种极微相似的气，如何会演变出宇宙万物的呢？这就要讲到气之第二特性，即气是能动的，不停止的，不能安静而经常在活动的。惟其如此，所以能从极微相似变化出万有不同来。
此气之变化活动，简单说来，只有两形态。一是聚与合，又一是散与分。宇宙间只是那些极微相似的气在活动，在聚散，在分合。聚而合，便有形象可睹，有体质可指。分而散，便形象也化了，体质也灭了。聚而合，便开启出宇宙间万象万物。分而散，便好像此宇宙之大门关闭了，一团漆黑，一片混沌。中国人称此聚而合者为气之阳，俗语则称为“阳气”。分而散者为气之阴，俗语称之为“阴气”。其实气并没有阴阳，只在气之流动处分阴阳。气老在那里一阴一阳，一阖一辟，此亦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所以道是常动的，道可以包有“正”“反”两面，道可么有光明，也可以有黑暗。理则附于气而见。如二加二等于四，二减二等于零，同样有一理附随着。
气既是极微相似，必积而成变。所谓变，只是变出许多的不相似。那些不相似，则由所积之数量来。所以我们说气数，此数字即指数量。气之聚，积到某种数量便可发生变。其积而起变的一段过程则称化。如就气候言，一年四季，从春到夏，而秋，而冬，这是变。但变以渐，不以骤。并不是在某一天忽然由春变夏了，乃是开春以来，一天一天地在变，但其变甚微，看不出有变。我们该等待着，春天不会立刻忽然地变成了夏天，只是一天天微微地在变。此种变，我们则称之为化。等待此种微微之化积到某阶段，便忽然间变了。到那时，则早不是春天，而已是夏天了。
再以火候来说，如火煮米，不会即刻便熟的。但究在哪一时米忽然煮熟了的呢？这不能专指定某一时而言。还是积微成著，热量从很小的数字积起，我们仍得等候。锅中米虽不立刻熟，但实一秒一秒钟在变，惟此等变，极微不易觉，像是没有变，故只称为化。但烧到一定的火候时，生米便变成了熟饭。
我们的生命过程也如此，由婴孩到幼童，从幼童到青年，从青年而壮年而老年而死去。也不是一天突然而变的，还是积渐成变，此积渐之过程，则亦只称为化。
因此宇宙一切现象，乃在一大化中形生出万变。若勉强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也可说这是由量变到质变。因中国人说气，乃是分析宇宙间一切万物到达最原始的一种极微相似。就气的观念上，更不见有什么分别。盈宇宙间只是混同一气，何以会变成万物的呢？其实则只是此相似之气所积的数量之不同。如是则一切质变，其实尽只是量变。宇宙间所形成的万形万象，一句话说尽，那都是气数。
因此，气数是一种变动，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此种变动，从极微处开始，谁也觉察不到，但等他变到某一阶段，就可觉得突然大变了。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如何养的呢？孟子说：“此乃集义所生。”何谓集义？只要遇到事，便该问一个义不义，义便做，不义便不做。故说：“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起先，行一义与行一不义，似乎无大区别，但到后便不同。孟子又说：“以直养而无害。”平常所谓理直气壮，也只在某一时，遇某一事，自间理直，便觉气壮些。但若养得好，积得久，无一时不直，无一事不直，那就无一时无一事不气壮。如是积到某阶段，自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如火候到了，生米全煮成熟饭，气候转了，春天忽变为夏天。内心修养的功候到了，到那时，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莫之能御了。那一股浩然之气，也不是一旦忽然而生的。《中庸》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但也只是过去集义所生。因在过去时，以直养而无害，积义与直，积得久而深，一件事一件事地过去，好像都化了，不再存在了，却突然觉如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胸中，那岂不神奇吗？
这不仅个人的私德修养有如此，即就社会群众行为言，亦如此。所谓社会群众行为，此指风气言。风气是群众性的，同时又是时代性的。在某一时代，大家都如此般行为，那就成为一时代之风气。但风气常在变，只一时觉察不到，好像大家都如此，而其实则在极微处不断地正在变。待其变到某一阶段，我们才突然地觉到风气已转移了。若我们处在一个不合理想的时代，不合理想的社会中，我们必说风气不好，想要转移风气，但我们该知风气本来在转移，只我们该懂得究竟风气如何般在转移，那我们也可懂得我们该如何般来转移风气了。
二
让我们先讲风气如何般形成，再说到如何般转移。让我举一个最浅之例来加以说明。女子服装，有时那样时髦，大家那样打扮，便成为风气。有时那样不时髦了，大家不再那样打扮，便说风气变了。有时那一套打扮正盛行着，好像非如此打扮便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似的。但转瞬间不行了，正为那一套打扮，才使她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了。袖子忽而大，忽而小。裙子忽而长，忽而短。领子忽而高，忽而低。大家争这一些子，而这一些子忽然地变了，而且是正相反的变。风行的时候，大家得照这样子行。不风行的时候，谁也不敢再这样行。这叫做风气。但谁在主持这风气呢？又是谁在转移这风气呢？风气之成，似乎不可违抗，而且近乎有一种可怕的威力。但一旦风气变了，这项威力又何在呢？可怕的，忽而变成为可耻的，谁也不敢再那样。以前那一种谁也不敢违抗而近乎可怕的威力，又是谁赋予了它，谁褫夺了它的呢？
开风气，主持风气，追随风气，正在大群众竟相趋附于此风气之时，又是谁的大力在转移那风气呢？其实风气之成，也是积微成著，最先决不是大家预先约定，说我们该改穿窄袖，改穿短裙了。因此开风气，必然起于少数人。少数人开始了，也决不会立刻地普遍流行，普遍获得大群众模仿它。最先模仿此少数的，依然也只是少数。然而积少成多，数量上逐渐增添，到达某一阶段，于是竞相追步，少数忽然变成了多数，这也是一种气数呀！
本来在大家如此般打扮的风气之下，谁也不敢来违抗的。最先起来另弄新花样的人，必然是少数，少之又少，最先则只由一二人开始。此一二人，其本身条件必然是很美，很漂亮，但时行的打扮，或许在她觉得不称身。她求配合她的本身美，才想把时行的打扮略为改换过。但她这一改换，却给人以新鲜的刺激，引起了别人新鲜的注意，立刻起来模仿她的，也一定和她具有同样的本身美，同样感到流行的时装，和她有些配不合，她才有兴趣来模仿此新装。在她们，本身都本是美女，换上新装，异样地刺激人注意，于是那新装才开始渐渐地流行了。
若我们如此般想，原来那种时髦打扮，本也由少数一二人开始。而此少数一二人，本质必然是一个美人，惟其本身美，又兼衣着美，二美并，美益增美，才使人生心羡慕来模仿。但起先是以美增美，后来则成为以美掩丑了。因丑女也模仿此打扮，别人见此新装，便觉得美，岂不借此也可掩过她本身的几分丑了吗？但更久了，大家竟相模仿，成为风气了。大家如此，见惯了，便也不觉得什么美。而且具有本质美的毕竟少，丑的毕竟多。那一种时装，美的人穿着，丑的人也穿着。丑人穿的越多，别人因于见了穿着此服装者之丑，而渐渐连带讨厌此服装。到那时，则不是以美掩丑，而变成以丑损美了。到那时，则社会人心渐渐厌倦，时装新样，变成了俗套。那些具有本质美的女子反受了损害。她们中，有些不甘随俗趋时，同流合污，于是想别出心裁，照她自己身段和肤色等种种条件来自行设计，重新创出一套新装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以美增美之第一阶段，而她的新装遂因此时行了。
但上述转变，也还得附有其他的条件。新装必然开始在大城市，美女试新装，必然是遇到大的筵宴舞会或其他交际场合之隆重典礼中，而才得以她的新装刺激别人，影响大众，很快形成了新风气。若在穷乡僻壤，尽有美女，决不会有新装。若闺房静女，纵在城市，即有新装，也不会很快地风行。故古代有宫装，有贵族贵夫人装，有妓装。近代有电影明星、交际花、时代名女人等，她们在大都市，大场合，易于激动人注意。这些大场合，我们则称之曰“势”。纵使是美女，本质尽是美，又是新装，修饰打扮也够美，各种条件都配齐，但若没有势，仍不行。因此风气形成，除却创始者之内在本质外，还需其外在的形势。而此所谓势者，其实则仍是数。因此气势也即是气数，必须数量上增到某分际始生势。孤芳自赏，则决不会成风气。
如上分析，可见风气虽时时而变，但不论开风气与转风气，在其背后，必有一些经常不变的真理作依据。即如女子服装，所以能成风气，第一，依据于人群之爱美心与其对美丑之鉴别力。第二，依据于女性自身之内在美，本质美，然后再配合上服装修饰一些外在美，如是始可以来满足人群之爱美要求，而始得成为一时之风尚。但江山代有异人出，燕瘦环肥，各擅胜场。如当肥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集中在肥的那一边，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配合在肥的一边而发展。瘦的美便掩盖了。一旦瘦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又转移到瘦的一边来，而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就配合于瘦的条件而发展。所以服装风气之时时有变，决不当专以人心之喜新厌旧这一端，来作平浅的解释。当知新的不就是美的，若专在标新立异上用心，也未必便能成风气。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其实天下人又何尝真知美之所以为美呢？西施捧心而颦，东施也捧心而颦，颦的风气即由是而形成。但尽人皆颦，则愈见颦之丑，于是颦的风气也不得不转移。果子熟了要烂，花开足了要谢，人老了要衰，风气成为俗尚了，则不得不变。惟风气必从少数人开始，此少数人开创风气，必从此少数人之各别的个性出发。天下多美妇人，但个性不同，美的条件不同。占优势的登高而呼，一呼百应，就成风气。但她也必得能呼。尽在高处，不能呼，还是没影响。能呼是她的本质美，占高处便有势。总之，风气之开创与转移，必起始于少数，并且决定于少数之个性。因此，必尊重个性，培养个性，才是开风气与转风气之先决条件。
中国人常称时代，又称时势。当知此一时，彼一时，彼一时必然会来代替这一时，而那更替接代之转移契机，则有一个势。中国人又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此两语并没有大分别。凡属英雄，必能造时势，而英雄也必为时势所造成。但若转就时势论，也如此。尽有了时势，没有英雄，仍不成。当流行的时世装变成了俗套，就得要变，但还得期待一真美人出世，而那新美人，又得要有势。一般说来，电影明星易于影响大家闺秀，大家闺秀便不易影响电影明星。而那些空谷佳人，则更难影响人。所以风气转变，又须得风云际会。云从龙，风从虎，风云则凑会到龙与虎的身边。但潜龙仍不能有大作用，必得飞龙在天，那时，满天云气便凑会到他身边。
再就艺术风尚言，如几十年来平剧旦角中有梅派，有程派。正因梅兰芳、程艳秋两人个性不同，嗓子不同，于是腔调韵味各不同，因此在旦角中形成了两派。但梅也好，程也好，也都在他们所占形势好。当知有好嗓子，能自成一派的，同时决不限于梅与程，但梅、程能在北平与上海，便得了势，他们拥有环境熏染，拥有大众欣赏，这些都是数。大家捧，不还是数吗？然则在平剧旦角中忽然有梅、程出现，那也是气数。循至唱旦角的，不学梅，便学程，新腔渐渐变成了俗调，等待一时期，再有一位个性与梅、程不同的新角色出来．那时便有新腔调，便有新花样，而剧台上便转出了新风气。
三
以上都是些人人能晓的话，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讲到学术与思想，那也是有时代风气的。学术思想，决然由一二大师开创，开创学术思想的人，他感到对他时代，不得不讲话。他所讲，在当时，常是从未有人如此般讲过的。孔子以前，并未先有一孔子。孔子的话，记载在《论语》上，《论语》中所讲，在以前，并非先有一部《论语》讲过了。但在孔子，并非存心标新立异要如此讲。只是在他当身，他内心感到有些话，不得不讲。纵在以前绝未有人如此般讲过，但他内心感到非如此讲不可。他讲了，于是有颜渊、子路、子贡一辈后起的优秀青年，跟着他来讲，这样便受人注意，讲出一风气来。但成了风气，大家如此讲，那就成为俗套了。
风气之成必挟着一个势，但由风气变成俗套，则所存也只是势利了。于是便有墨子出头来反对。墨子所讲，也有墨子一边的真理，墨子所以能另开一风气，另成一学派，决不是偶然的。他本身个性既与孔子不同，他的时代又不同，他也抓着一些真理，他所抓着的那些真理，与孔子有不同。于是另一批青年，如禽滑厘之徒，又大家跟随墨子，讲墨子那一套。墨学得势了，成名了，接着又来杨朱与孟子，接着又来庄周、荀卿与老子，全走的如我上述的同一条路线。直从孔子到韩非，三百年间，你反对我，他又反对你，一个接着一个，还不像女子服装般，窄袖变宽袖，长裙变短裙．一套一套在不断地变化吗？那也是风气。
学术思想，决没有历久不变的，只是慢慢地变，变得比女子服装更要慢得多。到了汉代，发生了一大变，人们都说，两汉学术思想，和先秦时代不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又不同了。宋、元、明时代，又不同了。清代两百六十年，又不同了。我们此刻，和清代学风又不同了。那些变化，其实仍还是气数，仍还是在一大化中引生出万变，仍还如女子服装般，依着同样的律则在转动。
当知一切新风气之创辟，其开始必然在少数。而在此少数人身上，又必然有其恒久价值的本质美，内在美。此种具有永恒价值之本质美，内在美，又必早已埋伏在绝大多数人心里。因此仍必在多数人心上显现出。即如美女之美，也即是多数人所欣赏之美。一切美之型式之出现，不能不说是先在多数欣赏者之心里早埋下了根。品德之美亦然。故孟子说：“圣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瞻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他一面是挽风气，救风气，一面是开风气，辟风气。其发掘愈深，则影响衣被愈广。但此种美，并不如女性之形体美，风度美，可以一映即显，随照即明。
因此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之创辟与成就，往往举世莫知，而且招来同时人之诽笑与排斥，只有少数聪明远见人，才能追随景从。如是积渐逐步展开，往往隔历相当岁月，经过相当时期，此项本质内在之美，始可获得多数人之同喻共晓。但到那时，早已事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又待另一派新学术思想针对现实，继起创辟。而且最先此一创风气者，彼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在旧风气中，彼乃一孤立者，彼乃一独见者，彼乃一叛逆者，彼乃一强固树异者。彼之一段精神，一番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