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为国家寻找到一种新的角色定位。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市场”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在整合为一体的同时也分化为碎片：这是一个有着一千个城市一国家让步的世界，人们预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稳定而危险的。作为一种稳定性的力量，作为对不断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过程的抗衡，重申民族一国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认同（identity）与归属（belongin）之间显然存在着潜在的差异。将从属于一个民族视为一种良性力量的现实性究竟有多大？毕竟，民族一国家与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民族提供了一种公民的整合机制，但民族主义却会变得十分好战，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已经导致了许多毁灭性的冲突。

    民族主义中那些容易导致纠纷的因素当然并不会消失。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加以完善的是一种更加具有世界大同色彩的民族观。这种世界大同主义是消再各个民族一国家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之可能性的理由和条件。“强国”曾经是为战争作好最充分准备的国家。在今天，这个概念的含义必须得到改变：一个有足够自信的国家是接受对主权加以新的限制的国家。

    世界性国家

    民族一国家的形成始于它们发展出明确的“边界”（bor－ders），以取代更传统的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frontiers）。边界是在地图上画出的精确界线，而且任何侵犯边界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完整性的一种损害。现在，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但其中的原因却与过去不同。早期的国家拥有边疆乃是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政治机器；它们无法使国家的权威直抵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地区。当代国家的边界之所以逐渐又演变为边疆，乃是因为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欧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但边界的弱化也同样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只有当民族认同能够宽容地对待矛盾的心理或多样化的关系的时候，它方可成为一种能够发挥良性影响的因素。同时作为英格兰人、不列颠人和欧洲人并且拥有某种世界公民的整体感的个体公民，有可能会把上述身份中的某一种作为自己的主要归属，但这并不会妨碍他们也承认其他的身份。排外式的民族主义则正好相反：民族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这种民族主义具有文化保护主义的特点，它认为自己的民族拥有一种“天命”，其不仅使自己有别于其他民族，而且也使自己优于其他民族。但是，各个民族其实并没有什么天命，而且所有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是“混血民族”。从其本性上讲，民族不是某种给定的一成不变的实体，而且，不论它们与某些早期的族群共同体有着多么悠远的联系，各个现代民族都产生于相对而言较为晚近的历史中。它们都是由多样化的文化碎片重新整合而成的。

    在其关于民族主义的著作中，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David

    Miller）摆出了同两种广为散布的关于民族和民主主义的左派观点进行论战的架势。第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感情或情绪的产物，缺乏理性的内涵。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是政治右翼的一种教条，其对左派价值抱着敌视的态度。米勒指出，那些坚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把民族主义看成了铁板一块，而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其实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民族性的原则”有赖于一系列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一种有效资源；将作为某一民族的一员视作自我认同的要素的个人，不会承受错位的痛苦。对他们来说，以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来保护自己的个人认同，以对抗那些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力量，在道德上是有理的。民族是道德的共同体，置身其中的人对其他成员负有某种特殊的义务，而他们对本民族之外的其他人则不必负有这种义务。民族是一个自我决策的中心：民族应当发展演变成国家结构，在其中公民得以就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务自行作出决定。

    由于某些其他特殊的性质，民族以一种特别的力量把这三者结合到一起：

    民族不是志愿性的组织，而是其大多数成员均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共同体，这样，我们就与我什柏青同胞一起被捆绑到这样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中；而且，这些共同体……还认为自身是在历史中不断延续的，所以，我们不仅对当代人负有义务，而且对过去和未来的成员也负有义务，当我们试图铸造能够包容多元主义和当代文化的易变性的民族认同时，我们也必须坚持民族性的原则。但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民族的观念能够与族群和文化多元主义兼容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保守的民族主义认为“一元的民族”必须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单一的民族”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而且必须得到严格的保护，使之免受文化污染。正像一位右翼作家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共同体的代价就是“圣洁、偏狭、排外以及这样的一种感受：生命的意义取决于服从以及对敌人的警惕，自由论者所持的激进多元文化主义以及某些左派人土的观点则完全不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以此来拓宽社会团结的范围。根据这种观点，民族认同并不具有高于其他文化主张的优先权。实际上，民族认同经常被认为是来历不明和人为建构的，并且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

    文化多元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是，特殊的群体关系不一定会损害民族认同。个人和集体所拥有的许多忠诚感——比如对其邻里或宗教的忠诚感——都不一定会同民族归属相冲突。由于其内聚性，族群认同以及某种情况下的宗教认同造成了最大的难题。但是，当涉及到这些群体之时，彻底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很有误导性。族群认同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它丝毫也不亚于民族认同。所有的族群认同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并且是从多样化的文化资源中创造出来的。在族群的领域，正像在民族主义的领域中一样，不存在所谓的纯种。而且，彻底的多元文化主义恰好假定了那种它假装要摒弃的民族共同体的存在。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意图完全是值得赞扬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剥削被压迫群体。但是，如果缺乏广泛的民族共同体的支持，或者缺乏一种超越于任何特定群体的主张或不满之上的社会正义感，这一点是无法实现的。人们“对大多数人的公平感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理解，而且，如果提出公平需求的群体拒绝认同他们所属的、有更多的人在其中的共同体，这种公子感就很容易大大降低”。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目前的社会趋势削弱了建构世界性民族的可能性。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的碎片化难道不正是当前的现实吗？这种碎片化一方面伴随着民族认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区域性的国家分裂。在欧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分裂。谁知道比利时能否保持统一，意大利北部是否会同南部分离，或者巴斯克人是否会单独组成一个国家呢？

    但是，碎片化并不能概括当前的所有趋势。在德国，原来的两个国家现在已经统一为～个国家，而同样的情况最终也有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部落文化”在某些地区和背景中正在逐渐衰落而不是增强。比如，北爱尔兰的种族冲突在欧洲是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且，就在本人写作本书的同时，一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方案已经呼之欲出。

    世界性民族是一个积极的民族；民族建构（n－tio

    building）在我们这一代应该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含义，以往它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过去，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其他民族对抗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正像科莱门(inda

    Colley）已经指出的那样，就英国的情况而言，主要是对天主教法国的敌视。今天，民族认同必须在一种合作的环境下维持自身，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它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高度的内聚性，而其他类型的忠诚也可以与之并存。这意味着，就像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民族认同的建构更具开放性和反思性；其标示出了民族及其价值取向的独特性，但并不如过去那样视民族为当然。

    随着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对地方自主的要求则越来越坚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认同不得不接受重构。“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答案。“不列颠民族”（Britishness）便是这样的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正像政治思想家克里克（Bernard

    Crick）所评论的那样：“我是一个没有通用国名的国家的公民。”许多人在说“英格兰”（England）时实际上指的是“不列颠”（Britain），而有时则正好相反。严格地讲，“不列颠”（Britain）与“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并不是一回事，而且也不同干“联合王国”（UnitedKingdom，包括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人权力下放将强化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感，实际上苏格兰很可能会要求完全的独立。如果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法律措施产生了作用，那么北爱尔兰将同爱尔兰和英国两方同时保持政治上的联系。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英国有着大量的种族和移民来的少数族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它的殖民主义历史的遗迹。这种严重的异质性将挫败所有重新塑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认同的努力，但其本身却并非是一种障碍。毋宁说，它恰好体现了“世界性民族”的真正含义的一个方面。

    移民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社会。而欧洲国家现在也比二十年以前拥有更多的异族人口。比如，德国实际上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尽管名义上并非如此。它的人口结构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急剧变化。1990年来到德国的移民是来到法国的移民人数的4倍，并且是来到英国的移民人数的8倍。德国在1995年接收了110万移民，而同一年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则只有72万。

    移民问题向来都是滋生种族主义的肥沃土壤，尽管世界各地的研究都表明移民往往可以给接受国带来许多好处。移民往往渴望工作，而且通常都比当地人更加勤奋。他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营造这种生活的过程中，他们成为消费者，由此创造而不是侵占了工作机会。正是可能导致憎恨或仇视的文化差异，对整个社会有一种激励的作用。

    那些为了开放边境而在1985年《申根协定》（Schengen

    Agreemen）上签字的国家，正在呼吁拥有“对外边界”的欧盟成员国要更严格地巡查这些边界。在1998年6月，法国向其与意大利之间的边境线上增派了警力，目的是阻止库尔德难民入境。德国也要求在意大利境内设置沿路边检站；它还对其与波兰之间的边界加强了控制。纵然如此，《申根协定》还是造成了来自南斯拉夫以及后来来自阿尔巴尼亚的逃亡者的大批涌入。

    世界大同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围绕着移民问题而产生了融合。对于一个处在某种全球化秩序中的文化多元社会而言，世界性的视角是它的一个必要条件。世界性民族主义是与这种秩序相一致的民族认同的推一形式。德国甚至比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还要更为紧迫地面临着被迫对其民族认同进行重新审视的问题。它是惟一的一个在现实中被两极化世界一分为二的社会。在欧盟所有平等的成员国中，德国是第一个向欧盟让渡一定程度的经济和文化自主权的，但是这样做的同时，这个国家也必须像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塑造一种新的认同。

    德国是在欧洲背景之下世界性民族主义的一个试金石，因为这个国家以官方形式否认了它的文化多元主义。目前，入籍是建立在血统、而非出生地的基础之上的。出生于德国的数代移民后裔仍保留着外国人的身份，而那些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具有德国血统的人，却可以要求取得德国的公民资格。为了替实现世界性的认同扫清前障，需要修改国籍法和实现较大的文化转型。一个世界性的民族需要具备约束所有人的某些价值和公民乐于接受的某种认同，但是，它也必须承认不确定性和文化的多元性。

    一种温和的、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是否可能真正实现呢？就先前所谈论到的其他国家而言，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罢了。但是，如果全球秩序的性质是不断变化的，那么这

    一理想就不会距离现实太远了。英国国内关于“冷傲的大不列颠”（CoolBritannia）、以及“重新烙上标记的不列颠”（Re．5rabding

    Britai）的谈论，无论有多么愚蠢，都表明了对于民族认同在与其他认同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得到积极塑造的一种认识。

    根据“现实主义”的理论，自私地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各个民族与权力集团，是世界舞台上的权力裁判者。但这明显是一种自定义的理论。以这一方式来进行思考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将以这一方式来展开行动。两极化时代的终结，连同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主权的性质。应当强调的是，全球化与国际化并不是一回事。它不仅关系到各个国家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而且还关注各种事态的进程，例如打破各个民族界限的全球性公民社会的出现。那些面临风险与危机而不是敌人的国家，不需要以现实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现实主义”是一个错误的术语，因为它所涉及到的信念正在日趋陈旧。

    世界性民主

    新兴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性民族与一个更为宽阔的、再也不能被视为仅仅是“对外的”政治舞台有着密切联系。世界性民族，意味着在全球化的层面上进行运作和世界性的民主。现在，这一类的问题通常都与关于国内政治、甚至区域政治的各种讨论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分离。有人说，世界的其他地区距离我们是那样遥远，而我们自己后院里的麻烦就已经够多的了，关于超越民族一国家层面之上的民主的观念，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罢了。在学术讨论中，“国际关系”学的存在早就已经将这种分离在形式上确定了下来，这一学科的研究领域恰恰正是“对外的舞台”。不过，在全球化秩序中，这样的区分是不具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说，世界正在从全球性统理不断地后退，而不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向前，两极化世界的打破带来的是一种混乱状态，而不是相互依赖性的加强。虽然承认“全球性的混乱可以避免”，但记者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仍坚持说，“随着千年的结束，……全球性混乱、甚至无政府状态的种子……正在被播洒”。法国思想家阿兰·明克（Alain

    Mine）也曾经同样谈到过一个以充满大量矛盾、仇视和处于权力真空的灰色地带为特征的新的中世纪的复辟。

    不过，上面的这些阐释与其说是对这个世界本来面貌的描述——它们事实上至今尚未如此——倒毋宁被视为一些非理想化状态，即现存各种实在的可能性的悲惨一面。例如，战争所带来的冲击。在过去几百年之中死于战场的人，比先前的任何世纪都要多得多。如果将平民的死亡率包括进去的话，全世界在战争中死亡的人口比例比过去的任何时期都要高。大约有一千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作战，此外战争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死亡。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平民伤亡的人数比例还要更高：在死亡的五千万人中，士兵不足半数。据估计，另外还有五千万人在自1945年到现在所发生的其他武装冲突中丧生。新近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流血事件又使受害者人数增加了一百万。

    这些最近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显示了战争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与早期民族一国家之间所爆发的地区战争不同的。除了意外事故以外，在两极化时代里，大规模战争已经很明显地过时了。核武器的发明所改变的，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定理，即战争不再是外交的最后手段。外交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已经开始阻止战争，至少在核冲突的意义上是如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应当停止军备竞赛，就是因为他明确地认识到战争已经过时，而远不仅仅是出于他自己单方面的考虑。

    关于在未来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大为降低的说法之所以不再是幻想，还有其他的几个原因。世界已经不再被划分为两大军事力量集团。国家之间的边界几乎无处不是由国际上的一致意见来加以确定或达成一致的。在一个信息时代里，地域对于民族一国家的意义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了。知识和竞争能力比自然资源更具有价值，并且主权也逐渐变得更加模糊、或者变得多样化。民主正在变得更为广泛，并且，在关于民主并不会与战争同行的观念中，确实隐含着真理。而最终，整个世界比从前的任何时候——包括19世纪末的那段时期——都更加紧密地相互连接在一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国内问题与全球统理相联系就不再是乌托邦了，因为二者已经在实践中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在市场的波动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之下，在全球层面上运作的合作性机构在数量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例如，在本世纪初，有二十个以上的国际性政府间机构，以及一百八十个跨国的非政府机构。而到了今天，前者的数目已经达到三百个，后者的数目将近五千个。全球性治理已经出现，并且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出现。

    世界大同主义有“自下而上”的几种主要形式。各种团体——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大赦国际”——总体上追求的是那些与人道有关的目标。例如，“大赦国际”遵循“严格的公正与独立”原则，以保证其成员国不会卷入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