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关注于经济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财富创造视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义者则把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第三条道路”政治也十分重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到全球市场的性质，它们都具有十分紧迫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人们都沉溺在纷乱的经济旋涡中随波逐流，所有这些因素将都得不到任何发展。政府应当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以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环境。可以这样说：“第三条道路”政治支持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老式的混合经济
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涉及到国家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但仍有许多企业掌握在政府手中。另一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社会市场。在两种情况下，市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新型的混合经济则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它既涉及到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与非调控之间的平衡，也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第二种平衡至少与第一种平衡同样重要，但它可以在第一种平衡得到实现的过程中获得部分的实现。
企业的快速创立或倒闭是一种有活力的经济的特征。这种流动性与一个由被视为当然的习惯所统治的社会是不能兼容的——哪怕这种习惯是由福利制度导致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必须改变福利国家所蕴涵的风险与安全之间的关系，以形成这样一个社会：在政府、企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是“负责任的风险承担者”（responsiblerisktakers）。当情况变得不妙时，人们当然需要得到保护；但更需要的，则是顺利度过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时期的物质和精神能力。
平等问题必须得到全面而认真的思考。平等与个人自由有时可能会产生冲突；而且，平等、多元主义与经济活力之间也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正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那样，结构变迁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是很难克服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应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高度不平等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因此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形成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成见应当消除，平等的真正含义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反思。平等必须有助于实现多样化，而不应当成为后者的障碍。
由于我下面将会谈到的原因，再分配不应当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规划中消失。但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讨论最近以来已经非常正确地把重点转向了“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
平等的含义
许多人指出，当下惟一的平等模式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机会均等或精英统治（meritocracy）。我们必须明白为什么这一立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这种模式能够得到实现的话，）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将造成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而威胁社会的凝聚力。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胜者通赢”（winner－take－all）的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结果。某个仅仅比别人稍微能干一点儿的人会比别人要求更多的工资。一位网球明星或著名歌剧艺术家所获得的报酬远远超过那些比他（她）稍逊一筹的同行。与其说“尽管运用了精英统治的原则，仍然存在这样的现象”，倒不如说这种现象正是由精英统治原则的运作造成的。如果微弱的边际差异能够决定产品的成功还是失败，那么，对于企业来讲，赌注实在是太大了。被认为造成了这种边际差异的个人会得到不成比例的报酬。他（她）们是一群新的“无名的显贵”。
除非精英统治伴随着一种工作分配上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只可能是暂时性的），否则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可能还会造成大量的向下流动。许多人不得不向下流动，以便其他人能够往上爬。但是，正像许多研究已经表明的那样，波及面很大的向下流动将会产生无法估计的后果，并使那些受到这些后果影响的人产生疏离感。大规模的向下流动对社会凝聚力造成的威胁，可能不亚于一个充满敌意的被排斥者阶层的存在。事实上，完全的精英统治将制造出一个这种阶层的极端形态，即一个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阶层。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些群体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意味着他们知道自己能力的欠缺而生活在底层是命该如此：我们很难想像出比这更加令人绝望的处境了。
无论如何，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社会不仅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由于我们已经指出的原因，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在结果上可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特权者必定能够将其优势传给自己的子女，但这样一来又破坏了精英统治。毕竟，即使是在像苏联那样奉行相对的平等主义的社会（在那里，财富无法保障子女社会地位的提升）中，特权阶层也能够把自己的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后代。
这些观察并不表明精英统治与平等毫无关联，而是说明这些原则不能涵盖平等的全部内容，也不能用来定义平等。那么，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不过，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术语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在一个工作对于维持自尊和生活水准而言处于至关重要地位的社会中，获得工作的可能性就是“机会”的一项重要含义。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
在当代社会中，有两种比较明显的排斥类型：一种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排斥，将他们排除在社会提供的主流机会之外；另一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自愿排斥，也就是所谓“精英的反叛”：富人的群体选择离群索居，从公共机构中抽身而出。特权阶层生活在壁垒森严的社区中，不参与公共教育和公共保健体系。
由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正受到上文中曾经简要提及的那些重大变化的影响，包容性和排斥性已经成为分析和回应不平等的重要概念工具。大约二十五年以前，大多数工业劳动者（主要是在制造业）都从事体力劳动。如今，信息技术已经彻底改变了制造业的性质，大幅度地减小了对无技能劳力的需求量。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用户化、自动化的存储和分配系统，以及生产单位、销售单位与客户之间的联网，取代了以前需要手工进行的工作。今天，在发达国家中只有不到20％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的工作，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与此同时，主要集中在煤矿、铁矿、钢铁冶炼厂和造船厂等周围的古老的工人阶级社区也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
有些重新获得了生机，另一些则逐渐衰败了。正像城市中心的贫民区一样，这些社区从更加广阔的社会中孤立出来。如果其中又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体，那么种族偏见将进一步强化这一排斥过程。正像美国城市长期以来的情况那样，欧洲城市也正在吸收大量的外国移民，这使得伦敦。巴黎、柏林、罗马和其他城市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穷人”群体。因此，经济上的排斥性总是涉及到物质和文化两方面的含义。在衰败的地区，房屋年久失修，工作机会的缺乏导致缺乏求学动力，并因此造成社会不稳定和组织瓦解。在伦敦老城这个英国最富裕之地周围的一些市政房产里居住的人群中，有60％处于失业状态。而正好附近的城市机场却无法招募到自己所需的技术工人。
包容性与排斥性
排斥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对于上层社会而言，自愿排除的驱动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是远离社会的必要条件，但却从来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群体选择如此行为的原因。与社会底层的排斥性不同，社会上层的排斥性不仅是对公共空间或社会团结的威胁，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因果性的联系。我们从某些国家如（巴西和南非）中出现的更为极端的例子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两者是一起出现的。因此，限制精英的自愿排斥对于在社会底层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许多人认为特权集中在上层社会是在所难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正在广为蔓延。比如，在美国，1980年到1990年十年期间，有60％的收入集中在仅占人口1％的少数人手中，而总人口25％的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在三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英国也表现出相似的情形，只不过没有这么极端罢了。目前，收入最高的劳动者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五十年来最高的。虽然从实际生活水平上看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处境都比二十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最穷的10％的人却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下降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趋势必然会持续下去或者是日趋恶化。技术创新是一个无法估量的因素，或许这种趋向于越来越不平等的趋势在某一时空环境下会发生完全的逆转。无论如何，这些趋势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正像一些特别认真而详尽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某些发达国家，不平等现象在过去三十年间是逐渐缓和而不是日趋严重了。当然，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关于收入的统计资料究竟具有多大的可靠性，因为衡量第二经济（secondaryecono－m)的努力基本上只能停留在猜测的水平上。这种经济可能会增加不平等，但它更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易货贸易和私下的现金交易更有可能在穷人之间进行。最后，那些长期处于新自由主义政府统治之下的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出更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新西兰和英国。
谈到美国问题，政治问题专栏作家米基·考斯（MickeyKaus）建议在“经济自由王义”（economicliberalism）和“公民自由主义”（ivicliberalism）之间作出区分。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一趋势。但是，公共领域可以通过“公民自由主义”而得以重建。考斯在这一点上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公共空间被不断掏空的趋势可以得到逆转，而且，解决上层对其他群体的社会排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经济不平等肯定与排斥性机制不无关系，我们不应放弃降低这种不平等的努力。
在欧洲范围内，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福利开支的可持续程度。福利国家本身可能需要彻底的改革，但福利制度的确应当对资源分配发生影响。我们还可以考虑其他策略，其中有些策略的适用范围可能还非常广泛，比如雇员持股方案。这种方案的再分配意义是非常大的。这些福利措施对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基本影响之一，就是提高性别平等的程度。在福利制度的影响下，不平等现象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这再一次反驳了“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这一简单的说法。家庭的变迁会影响到不平等的结构。在1994—1995年期间，英国占人口20%的高收入家庭中有一半是属于一个人从事全职工作或夫妻二人都从事全职工作的情况。新的不平等模式不完全是既定的。政府的政策可以对之发生影响，比如支持单亲家长进入劳动力市场。
“公民自由主义”——也就是对公共空间的重塑——仍然必须成为上层的包容性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自由主义如何才能得到复兴或者维持呢？成功地培育起世界性国家（cosmopolitanation）是一条途径。那些认同自己为某一民族共同体的一员的人们，更有可能承认自己对该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负有某种责任。培育一种负责任的商业气质也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群体不只是那些新兴的商界巨头，也包括专业的和有钱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最靠近脱离公共空间的分界线。提高公共教育的质量、维持一套资源充足的保健服务体系、推行安全的公众娱乐方式以及控制犯罪率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应当把对福利国家的改革简单地理解为营造一张安全的大网。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就如美国的福利制度那样），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但是，即使是在美国这个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发源地，也有理由希望“精英的抵抗”是能够受到制约的。社会学家阿兰·伍尔夫（AlanWolfe）在其最近的研究中发现，很少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中上阶层正从更大的社会中退出。他发现，在美国对社会正义的支持的基础是广泛存在的，这种支持“既来自于保守的天主教徒，也来自于东海岸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已经太过火了：
赞成在其学科中贯彻自由放任观点的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大公司的常任经理们的高薪即使达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最终也会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因为无效率的公司和得不到合理报酬的经理们都不能为任何人的实际利益服务。但是，从美国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过高的公司管理层薪水更有可能被视为自私的表现，而自私的个人和组织由于失去了平衡，将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经脉。
我们不难设想出对公共空间产生积极影响的（而不是侵蚀公共空间的）政策。例如，保健应当适应干大多数选民的需要。“保健”一词在这里可以作宽泛的理解，与后面将会提到的积极福利概念相对应。比如，减少环境污染就是一种普遍性的福利。实际上，生态策略是关于生活方式的论争中的关键因素，因为大多数生态利益都是跨越阶级的。
正像社会上层的排斥性一样，社会底层的排斥性也是可以自我再生的。我们必须设法制定策略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
帮助缺乏基本技能和资格的成年人获得它们，帮助技能已经落伍的人们更新它们，提高所有那些由于长期失业而陷入悲观失望心境的人们的自信心，这些都是绝对重要的。缺乏专业技能的人陷入失业状态的可能性是具有较高学历者的五倍；最后，就业机会又总是流向那些具备就业能力的人。
教育和培训已经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家的新口头禅。托尼·布莱尔在总结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时，把优先权赋予“教育，教育，教育”，这已经成为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对改进过的教育技巧和技能培训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贫穷群体来说是如此。谁能够否认任何社会都渴望自己的人民受到高素质的教育呢？今天，教育投资已经成为政府的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它是“可能性”（或机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认为教有能够直接减少不平等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的大量比较研究表明：教育更体现着更大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从根源上入手。
进入到整个劳动力行列，而不仅仅是狭义的“工作”（job），对于消除非自愿性排斥来说，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劳动（WOrk）可以带来多方面的好处：它为个人创造了收入，赋予个人一种稳定感和生活中的方向感，并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但是，包容性这一概念的涉及面必须超越于劳动之外。这不仅是因为：许多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段时间不能进入劳动力行列，而且还因为：一个完全受劳动伦理支配的社会必定是缺乏生活吸引力的。一个包容的社会必须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时还必须为人们提供出多样性的生活目标。
传统的扶贫项目必须为以社区为中心的方式所取代，这些方式不但使更多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而且还会更加有效。社区建设必须重视支持网络、自助以及社会资本的培育，使这些因素成为促成低收入社区经济复苏的重要资源。与贫困作斗争要求注入一定的经济资源，但这些资源应被应用于支持当地的项目。使人们陷入福利之中而不能自拔将会把他们排除出更大的社会；而通过减少福利来迫使个人寻求工作则会导致更多的人涌入本来就已经十分拥挤的、低收入劳动力市场。社区建设则主要关注个人和家庭面临的多重问题，包括工作质量、保健与幼儿保育、教育以及交通。
积极的福利社会
近年来，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福利国家”那样使左翼和右翼表现出如此截然对立的立场：一方对它赞美有加，另一方则对它无情批判。“福利国家”这个（在60年代以前并不常见的、而且也为英国福利国家的主要设计师威廉·贝弗里奇本人所极度不喜欢的）概念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它的起源远远背离了左派的理想。实际上，创立福利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19世纪末在德意志帝国创建社会保险制度的统治集团对自由放任经济学的轻视程度并不亚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鄙视。但是，梅斯麦模式被许多国家争相效仿。贝弗里奇于1907年访问德国，其目的就是学习这种模式。③今天存在于许多欧洲国家的这种福利国家模式，正像民族一国家的公民身份中包含的许多内容那样，是在战争中、并且在战争的促使下产生的。
卑斯麦在德国创立的制度通常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古典形态。但是，德国的福利国家通常与一个由第三部门的群体和组织构成的复杂网络有关，政府机构借助它们的力量来推行福利政策，其目的是帮助它们达到各自的社会目标。在幼儿保育等方面，第三部门的团体几乎垄断了提供服务的机会。德国的非营利部门在福利国家成长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得到了发展。各个福利国家与第三部门相结合或者是依靠第三部门的程度各不相同。比如，在荷兰，非营利性组织是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瑞典则很少利用非营利性组织。在比利时和奥地利则正像在德国一样，有将近一半的社会服务是由非营利性团体提供的。
荷兰政治学家基斯·凡·克斯伯根指出：“（围绕福利国家问题展开的）当代讨论的主要洞见之一，就是认识到把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之间等同起来是非常错误的。”他详细考察了基督教民主主义对欧洲大陆福利制度和社会市场之发展的影响。基督教民主党派的前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法国和（程度稍弱的）意大利占据重要地位的天主教党派。天主教工联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当做自己的敌人，并试图通过强调劳资协同经营制度和阶级调和而按照自己的立场来围剿社会主义。罗纳德·里根1981年关于“我们已经让政府行使了原来曾经是志愿者担当的那些职能”的抱怨，在欧洲的天主教传统中可以找到更早的共鸣——认为教会、家庭和朋友是社会团结的主要源泉，国家只有在这些制度未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责时才应当插手。
在了解了福利国家的充满难题的历史之后，第三条道路政治应当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某些批评。现在这种依赖于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但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并不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应剔除福利国家的信号，而把它们视为重建福利国家的理由。
财政问题仅仅是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困难之一。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一定比例的福利开支在过去十年中基本保持着稳定。在英国，直到70年代末期，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从那时以后，它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虽然总的数字显示出，在福利开支的分配和福利收入的来源上存在着一些变化。如果我们考虑到几届撒切尔政府都决定削减福利预算，英国在福利预算上的再度提升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教育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1975年的6．7％下降到1995年的5．2％。但是，同期的保健服务开支却有所上升。在1975年，保健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8％，而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7％（尽管仍然低于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公共住房开支的削减幅度最大，从1975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下降到二十年后的2．1％。正像别的国家一样，英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大幅度地增加。在1973一1974年间，社会保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2O，而这一数字在1995－1996年间已经上升到11．4％。社会保障开支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增长超过了一倍以上。这一增长背后的主要潜在因素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工作的穷人数量增加，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单身家长和老人总数的增加。
同样的发展趋势影响了所有的福利体系，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复杂的结构变迁。这些变迁给那些更加大包大揽的福利国家——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带来了根本性的问题。北欧的平等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而不仅仅是“普世主义”的福利国家的产物。公众对高额税收的认可程度高于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但是，尽管北欧国家率先推出了积极劳动力市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