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完全是在斯廷的影响之下，至于对门格尔的了解，则仅限于知道他是鲁道夫王储的家庭教师。他疏远历史学派并转向边际效用学派，是在他及时阅读了庞巴维克的《资本和资本利息》之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于1889年问世。我们把他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德国经济学第二代最有名的一般教程，是许多德国人了解边际效用经济学的主要来源。但德国的主要评论家从未提及其中的边际效用思想。

    Ⅳ

    萨克斯同奥地利学派的联系，除了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比其他人都更密切。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不多，无法确定他何时熟悉门格尔《原理》，何时开始研究边际效用。他可能在1870年代初接触到门格尔的《原理》，但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并没有受到该书明显的影响。

    萨克斯在到布拉格（1879年）以前的五年间的著作同门格尔的著作无关，而且具有描述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性质。他定居布拉格后五年间发表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门格尔的影响，但不是门格尔的《原理》，而是《研究》。门格尔在后面这部著作中研究的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用到边际效用思想。

    1887年萨克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该书显示出他完全接受边际效用概念，这是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理论表露了类似的强烈兴趣之后的一年。从这时起萨克斯明确属于边际效用学派了。不过我们应当记得，他走上经济学之路是在门格尔《原理》问世后16年，尽管他此前曾得益于该书。

    我们应当防止按照某些经济思想史家的看法来看待萨克斯《理论原理》的中心目标。例如格雷说：“在最初的奠基者中，第四位作者〔萨克斯〕难以反驳的要求”有如下述：“国家可以取得（用于较不急切的目的）纳税人一直更有利地使用着的货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它几乎可以明显地适宜于精美的维也纳糖果。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是萨克斯《理论原理》（1887年）的一个特殊贡献。他把奥地利人的思想用于国家经济学，特别用来发挥了一种赋税理论”。完全正确！但是，本书一定会让那些以为萨克斯的上述著作主要研究赋税和国家问题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议论颇多，而关于赋税的内容极少。

    萨克斯这本书的成功，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只是中等的，它没有再版，但出过意大利译本。这些情况使萨克斯感到不快，据说，他辞去布拉格大学的讲席，在48岁时隐居意大利就是因为如此。

    从《理论原理》可以看出萨克斯对它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一部富于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他试图从事的这个困难任务（他认为他已经胜利完成了）不仅是要提出一种政治科学理论，该理论应与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使用同一方法，处于同一水平，而且要把它同这种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从而使社会科学达于完整。

    尽管该书没有实现作者企望的目标，但毕竟对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个推动。他不是直接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篇研究个人和集体行为的观点，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关系。这一篇没有触及边际效用。第二篇论述经济学家关于国家经济作用观点的理论史，与边际效用也无关。只是在长篇研讨了人类经济的各种要素（如贸易、财产、劳动分工）和对需要、物品以及劳动（我们在此开始接近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园地了）的一般论述之后，即到了该书接近一半时，读者才接触到价值问题以及边际效用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问题。萨克斯称赞门格尔发现了边际效用与价值的关系，称赞维塞尔选择了“边际效用”一词。他讨论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该书后半部分首次解说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关系，然后转向资本于成本之类的问题。该书最后谈到了赋税，这里利用了效用思想，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萨克斯在其《理论原理》问世后再次回到边际效用问题只有两次。1889年他在一次演讲（后以《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表）为名出版）中提到它。1892年他在论述累进税的一篇长文中用到过边际效用思想。

    Ⅴ

    奥斯皮茨和李宾于1889年发表了《价格理论研究》。此前他们没有写过什么会使人预计到《价格理论》问世的东西。奥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大量论述完全是关于人口问题的。而李宾显然什么也没有写。两位作者在上述著作序言中说，他们早在10年前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但他们没有指出这兴趣从何而来，又何以保持不衰。不过我们（还是从序言中）知道他们在1888年之前已经对效用理论的文献有了了解，在这方面他们同其他经济学家是一样的。他们显然知道这些人的著作，他们是：杜能、古尔诺、杜皮特、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劳哈兹。他们既有能力阅读杜能、古尔诺、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劳哈兹著作中的数学部分，也有这样做的意愿；他们在这方面比其他奥地利经济学家要略胜一筹。

    《价格理论》一书的印刷和装桢堪称范本。它对效用理论的利用同该书的形式一样完美，就其范围和小心谨慎的程度而言，在当时经济学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两位作者把对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们的数学才能、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融入了对消费经济学的精辟解说之中。本书没有受到本该受到的影响，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数学比当时的奥地利人和其他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的要多，而且因为两位作者同维也纳大学没有联系；但该书也有些令人烦恼的缺点。

    奥斯皮茨和李宾研究的起点，从他们所想的而不是书面上的东西来说，是某个特定的长时期内（一年）个人消费和生产的总体。他们提出下述整体函数作为这种关系的最一般的表述：z＝φ

    （va，ea，ga，fa，sa，tgξa；vb，eb，gb，fb，sb，tgξb，……vn，en，gn，fn，sn，tgξn；μ）。在这个公式中，某人的年满足（z）取决于经济中n个物品的6个方面的因素和货币量μ，这6个方面的因素是：每个物品tgξ的预期价格，某人所消费的每种物品量v，所生产的物品量e；物品的三种不同的非消费用途（g，f，s）。这个长长的公式把消费或生产中每一种满足都包括在一起。其概括性超过了前后出现的所有表现边际效用关系的图式，但其缺点也正在于它囊括太多。奥斯皮茨和李宾开始讨论效用问题时，他们当然只谈从其基本函数引出来的比较简单的函数。

    他们一开始描述了一种集体的总效用曲线，然后转向个人曲线以及将个人曲线合成集体曲线的方法。集体曲线和个人曲线一样，从原点开始升到顶点，然后接近于一种垂直渐进线。这种曲线所反映的显然是由于某特定物品的各种使用而带来的（z）量（在其基本函数中）的增加，假定价格（不是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个人的需求不变。同个人效用曲线一样，集体曲线依年消费而言也不变。我们还可以指出，与大多数效用曲线不同，所说的物品既可被消费，也可在生产中加以利用。作者用刚够补偿某人提供一定量物品所受损失的货币量来衡量效用。这个集体曲线还被用来（同相称的集体总成本函数一起）决定物品价格和消费者租金的数量。

    接下去的一节是讨论效用曲线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动的方式。每当任何其他条件（除了所谈的物品）发生变动时，生活方式就会变化，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含糊和令人吃惊的概念。下图表示一个物品对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所有总效用曲线。

    最外层的曲线测定最大效用，即某人在对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了必要调整时所获得的效用。除了奥斯皮茨和李宾以外，谁也没有提出这种性质的与效用有关的曲线，尽管类似的与生产有关的曲线已有广泛的应用（奥斯皮茨和李宾也利用这种曲线，他们称其为“计划曲线”）。

    奥斯皮茨和李宾还提出了“生活满足曲线”。这种享乐曲线不同于效用曲线之处仅在于，对某物品的零点消费来说，享乐不是零，而等于某种总的满足，它是指某消费者一年间没有这种物品可供消费时的满足。换句话说，“生活满足曲线”所表示的是某人的总满足，而不是限于来自所考察的那种物品。享乐加最初的满足等于效用。他们对影响“生活满足曲线”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考察。

    我们可能以为这本书会使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感到高兴，至少瓦尔拉斯会这样（该书多处使用的数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对维也纳学派的更注重文字表述的成员来说就比较费解了），他也许会承认本书的价值，感谢本书对他的支持，这特别是因为该书高度赞扬产他，而且部分地利用了他的一般均衡方法。但这种期望落空了。不仅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对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且瓦尔拉斯还对之作了不利的评论。瓦尔拉斯显然没有通读全书，充其量读了第1章，而且在对这一章的评论中，他只限于指出有6处数字上的错误，对该章无一字赞扬。在效用问题上，瓦尔拉斯责备奥斯皮茨和李宾陷进了他在《纲要》中责备杜皮特所犯的同一错误，即混同了需求曲线和效用曲线。在答复瓦尔拉斯的批评时，奥斯皮茨和李宾指出，他们假定个人对货币（或尺度）的估价是不变的，其他物品的价格也不变，在这种场合，按照瓦尔拉斯的假定，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是吻合的。奥斯皮茨和李宾认为，瓦尔拉斯得出他的结论，只是因为他所利用的是一种具有单一论据（该物品的量）的效用曲线，而他们所用的效用函数却包含着（如上所述）所有物品和尺度的数量。

    帕累托和欧文·费雪感到了奥斯皮茨和李宾的影响。帕累托加入了瓦尔拉斯和上述两位奥地利人的争论。他在他的重要连载文章（总标题是“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的开头还提到了《价格理论》，他指出该书显示出“经济数学理论在价格理论研究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路易士·苏里于1914年将《价格理论》译成法文出版。费雪对该法文译本写了惟一的美国人的评论，他对“这本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深表谢意，事实上，正是这本书促使他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费雪此前在他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样的心情。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斯皮茨和李宾的《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研究》后来还得到了一些高度赞扬。熊彼得说：“甚至在今天，它对大学生也是一笔思想和启示的财富，不过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过。”哈奇苏作了类似评价，他说：“在我们时代，没有那部著作（甚至马歇尔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没有）对个人消费和厂商的纯粹分析以及对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确和独创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