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而使供给和需求曲线少之又少。他本人在过去12个月中仅仅挣了100英镑，而我们的老板（他有一副刚毅的富于曲线的脸）则可以得到10000英镑。他在同伴们的苦笑声中解释着自己的观点，黑板上不时映出他的身影。”
肖说他自己进入这个圈子以后“就像凶神恶煞那样一直抓住它不放，直到这个圈子后来成为‘皇家经济学会’，创办《经济杂志》，比顿的客厅不能再容纳为止。”
肖加入这个圈子时，其主要成员有威斯蒂德、埃杰沃思、韦伯、福克斯威尔和比顿。当时已加入或不久加入的其他成员，据哈罗德说，有埃斯利和布鲁克。埃斯利是个艺术家，为威斯蒂德画过像，还作了一副蚀刻画，表现他邀请“经济圈”成员观看这副画像的情景。汉德森（肖的传记作者）还加上了马歇尔，坎宁安，阿米塔奇－斯密等人。同前面提到的成员相比，“经济圈”对后面这些人的影响较小。坎宁安的著作未显示出“经济圈”的影响。马歇尔没有住在伦敦，受的影响也不大。阿米塔奇－斯密1892年曾为伦敦学会的大学函授讲课，他发现边际效用在该课程中没有多大用处。他在两年后的另一课程中特意提到了效用。
“经济圈”的聚会先后有五年之久，它在利用边际效用理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确定日后经济研究的路线方面的作用较小。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特殊的结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从这个“经济圈”的讨论中得出来的，这些结果是：采纳杰文斯经济学，而没有采纳费边社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组织不列颠经济学会和后来的（1890年）皇家经济学会；创立青少年经济俱乐部和后来（在伦敦大学）的经济俱乐部；威斯蒂德《经济学入门》于1888年的问世。让我们对它们逐个加以考察。
Ⅵ
费边社的前身“新生活联谊会”于1883年10月24日开始活动，比“经济圈”首次聚会稍早。该联谊会的一部分成员心怀不满，他们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下于1884年1月4日聚会成立了独立的组织“费边社”。
乔治·伯纳·肖初次参加费边社的会议是在1884年5月16日，9月5日他被选为该社成员，1885年1月2日又被推举为常设局成员。在他成为一名成员和进入常设局之间的这段期间，他同威斯蒂德就马克思著作进行了争论，而且开始参加“经济圈”在哈姆斯蒂德的会议。
肖在“经济圈”的出现标志着这个圈子同费边社的最初联系，其他的联系是随着费进社选举韦伯（1885年3月20日）和瓦拉斯（1886年4月）作为成员时开始的。这三个人还有另外一个聚会的场所-哈姆斯蒂德历史学会。“这个学会开始于1884年底和1885年初……对这些抱负不凡的费边社分子来说，该学会是一个彼此共进的学会，他们要求阅读、注解、研究。消化和理解马克思和普鲁东的学说。杰文斯的精神在这里也有所显现，因为肖写道，他们曾争论花瓶的价值决定于“制作边际的生产成本还是花瓶的‘最后效用’？”他们也是隔周一次会议，与“经济圈”交叉进行。
威斯蒂德在“经济圈”的出现，促使肖把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经济学带进费边社。肖说他自己已经倒向“威斯蒂德一边，成了一名自信的杰文斯主义者，为杰文斯理论的精巧和优雅所迷恋；由于具有这种特点，该理论才能适应以往经济学家（包括马克思在内）所涉及的一切场合，为各种笨拙的区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劳动价值、供给和需求价值等等）找到了出路。”伯纳·肖虽然把握了杰文斯经济学的核心，但他由于不大懂初等数学，所以一定漏掉了其中的许多细节。直到1887年肖还说他不理解“2a＋3b”之类的说法会有什么意义。
肖1886年和1887年在《保罗·迈尔》报上发表了两篇论及边际效用的文章。他在1886年5月29日还曾撰文评论《杰文斯通信和日记》。肖在发表于该报的第三篇文章中说：“赫德曼不合时宜的吹毛求疵的非难使我感到恼怒，以致我在《保罗·迈尔报》上的一封信中（1887年5月）粗暴地攻击了他。”赫德曼和比桑特夫人卷进了这场讨论。
肖把他关于杰文斯和边际效用的知识积极用于实践，这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于1887年译成英文时反映出来。他说：“容许公众相信社会主义、或甚至相信马克思本人的历史社会观的危险是否成立，以他论价值的各章为转移。”肖在《国民改革者》中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评论。其中第一篇突出了马克思的力量，因为他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过时的社会条件，而且相信人的平等。肖希望“在以后的文章中研究马克思的错误，这些错误几乎像摩西的错误一样可能在不久将来的争论中结出成果。”
肖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篇连载评论几乎全是批评马克思由于接受劳动价值论而造成的错误，他责备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当作教条，因而不可能预见到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将会取而代之。他说：“很难说马克思未对他的教条未提出理由是不正当的，当一种定理被如此经常地提出，以致于所有人都高喊‘同意’时，它也就变成一条公理了。我们认为是公理的，也许对我们的父辈仍是定理，而对我们的祖辈来说也许就是大不敬或者是是非而是的东西了。马克思可能认为他的李嘉图主义定理……在当时可以作为某种公理提出来”，但他立即指出：“使李嘉图和马克思满意的理由却不能使杰文斯满意；无论如何，现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指望他的父辈的公理在现在仍像本世纪中叶一样得到认可。”肖指出，当马克思把效用看作对每一物品是“特殊的”而不是“抽象的”（两种物品可比较时），同时却把生产每一物品所用的劳动看作既是“特殊的”又是“抽象的”时候，他是犯了第一个错误，但他表示要运用劳动价值论。肖指出，同“抽象劳动”相比，“抽象效用”、特别是“最后抽象效用”在价值决定上的作用更有效得多。
第三篇连载评论较少涉及马克思的价值论，而是更关注剩余价值究竟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劳动。不过他多次提到杰文斯和效用价值论，并以强烈的劝告结束：“把杰文斯等人的著作作为你的经济学来阅读，而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为的是了解经济学家们以往著述的历史以及今天运用他们的条件。”
出版于1889年的《费边论丛》为该社后来的发展定了调子。肖在他的文章中说：“就价值理论来说，《费边论丛》的抽象经济学是杰文斯的经济学。”杰文斯肯定比马克思受到更多的关注。肖的第一篇文章对效用价值论作了充分地解释，还举了不少例证。他说：“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边际效用”（从耕作的效用到我们的储金所暗含的效用）的精巧的解释（如果不是准确解释的话），把最后效用称为‘边际效用”’。在读者可能发现其他一些解释时，肖的这个解释还是简洁而明确的。他表示威斯蒂德和杰文斯的努力已经产生了可钦佩的结果。
肖1888年9月7日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宣读了他的第二篇文章。同一天在同一个会上宣读论文的还有他在“经济圈”的另外两个朋友埃杰沃思和福克斯威尔。瑞斯和西季威克的论文结束了这方面的研讨。肖的论文（今天看来相当单调）显然特别对西季威克很快发生了影响。关于这种影响有两种说法。肖本人于28年后说：“1888年晚些时候我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上（在巴斯召开）刚刚宣读了关于“向社会民主转变”的论文（该文后来收入《费边论丛》，西季威克（穆勒的追随者）激忿地站起来指责我主张土地国有化，而土地国有化是坏事，所以他不参加讨论，随之就离开了讲台。此事因为他生性温和、公正而显得愈发使人印象深刻，以致很难让未曾目睹的朋友相信确实发生过这种事。”
西季威克的说法则全然不同，他没有吐露一点激忿之情。他在9月8日的日记中说：“在我参加的经济组，最有趣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委员会邀请了一位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一位‘来自街头’的激进者，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在华丽的住宅构想一些激进的步骤，便可使现代社会和平地进入社会民主……至于如何使对农业租金的剥夺发展到完全的产业国有化，我不记得他后来说了些什么，但看来终究要走到这一步的。还有一篇辞藻华丽和大胆的结束语……完全值得一提——此人名为伯纳·肖。迈尔说，此人写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书”。
肖的这第二篇文章，在转向更激动人心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前，对杰文斯只简略提及，对劳动价值论的反驳也是简略的。肖在一定意义上决没有忘记最后效用，尽管他在1890年代末只偶尔提到它；而他在91岁时还曾在《费边论丛》1948年版的附录中间接提到它。另一方面，费边社的两位“经济圈”的先驱者华莱士和悉尼·韦伯，在他们的著作中从来也没有过直接的暗示，表明威斯蒂德通过讲授杰文斯经济学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式。关于费进社分子后来回避直接触及边际效用论和威斯蒂德的惟一解释，无疑在于这些人后来活动和兴趣的性质。他们有过旨在达到直接目标的实践纲领，决不把精力浪费在辨明意识形态的冲突上。接韦伯夫妇的说法，肖表述了他们观点的范围和特点。肖说，韦伯夫妇“没有时间去处理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和马克思·伊斯特曼的笛卡尔唯物主义之间的争吵。社会主义是否是一种自私的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或是圣·约翰关于世界之光的最新说教，这个问题不曾使他们迟疑；他们尊重事实和这些事实所揭示的方法”，费边社分子从杰文斯理论得到了那些实际的好处（如果有的话）？杰文斯在早期没有向他们提供一种工具，以便在必要时对抗英国那些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论证，同时却让他们自由接受吸引他们的那部分马克思主义。赫德曼有力地领导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联盟，他在国民自由俱乐部的政治经济学组猛烈地攻击了最后效用学说，这极好地说明了费边社对杰文斯和最后效用所提出的看法如何激怒了马克思主义者。
Ⅶ
“经济圈”在建立不列颠经济学会方面也起过一定作用，它的两位成员在1890年11月21日下午见面时，讨论到建立一个经济学会或协会的想法。亨利·希格斯和伯纳·肖，代表了“经济圈”和不列颠经济协会之间的联系。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个有组织的聚会中，还有下列各位同“经济圈”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比顿，埃杰沃思教授，福克斯威尔教授，马歇尔教授和乔治·阿米塔奇-斯密先生。威斯蒂德和威廉·坎宁安接受提名加入这个委员会，改变了该组织的作用。“不列颠经济协会开幕会议上的报告”只有一处提到“经济圈”，还是夹杂在谈论经济学家有必要聚会时顺便提及的一其中说到“在牛津、剑桥、伦敦和其他地方关于这个问题的私人聚会和讨论……”
另一个俱乐部即青少年经济俱乐部（后称经济俱乐部）成立于1890年，也一定来自“经济圈”，它最初的很多成员就是这个圈子的知名成员。该俱乐部的成立显然满足了在伦敦使经济学家可偶然聚会的需要，这种聚会过去一直在比顿的寓所举行，而不列颠经济协会也一直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它除了出版《经济杂志》外，没有再作多少事。青年经济俱乐部最初的成员中，在一定意义上和一定时期内又属于“经济圈”的有：福克斯威尔，埃杰沃思，比顿、威斯蒂德和马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