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问题的文献并不熟悉，他只是间接地提到了这些文献，但对其中新的有希望的文献完全不熟悉。

    克拉克首先试图把“社会”同价值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他关于效用的著述同其他同时代人著述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个意向后来吸引了其他美国经济学家，而且有助于辨别美国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克拉克学说的这个特点无疑可以回溯到他在德国的学习；上述思想在德国有长久的历史，而且在其老师克尼斯的著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提出关于社会和价值的关系的新观点之后，克拉克考察了效用和价值的关系。他从亚当·斯密关于钻石和水的反论开始，接着指出答案在于边际效用思想。以下是他对这个发现的全部陈述：

    “现在我们必须作出一种区分，就我所知，这种区分过去从未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但是我希望指明，对于在这个科学领域的明确论证来说，某种区分是绝对需要的……

    “这种估价方式给出的东西可以称为绝对效用，就空气而言，它无限大；这种估价方式给出的另一种东西可称为有效效用，在空气的场合，它并不存在。有效效用是改变我们主观条件的能力（在实际环境之内），它在心理上是用某种假设我们占有并预计要被毁灭的某种东西、或是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某种东西来衡量的。

    “这不就是政治经济学应当加以研究的效用（指有效效用——译者）吗？而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却是绝对效用。对不同性质的东西不加区分，对任何哲学来说难道不是毁灭性的吗？”

    克拉克在这里比其他人更有力地强调了区分边际效用和总效用的意义。他的基本要求（作为边际效用的独立发现者并认识到它的意义）的依据正在这里。他特别强调的是第一句，即他不知道有哪位经济学家曾经作出这种区分。

    克拉克的分析从衡量空气的边际或有效效用这一简单例证开始。这种情形之所以简单，是因为空气没有边际效用。然后他研究更复杂的情形（饮水）下边际效用的衡量问题。这之所以更复杂，是因为饮水有一定的边际效用。把某人的一杯水拿走，他的满足就减少了，这可能因为“遭到无水之苦”，也可能因为“替代物不合格。”效用在此显然不是被直接衡量的，而只是经由烦难和从替代品所得满足的可能减少来衡量的。

    克拉克把上述论证应用于更重要的一类物品，即任何人在市场上购得的各种物品。他在这里也没有直接衡量边际效用。他举例说：“拿走一件上衣减少了所有者的享乐，这不是由于他有这件上衣或是没有这件上衣所带来的，而是由于他有这件上衣时所带来的享乐量，同由于替代它（替代品可能完全有用，也可能不完全有用）所必然受到的损失之间的差别造成的。克拉克的作法比坚持直接衡量边际效用的作法要好，他没有图方便而引进早期经济学家提出的“损失法”，不过，与此同时，考虑到替代品的不完善性，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他的思想，即任何物品的边际效用应以个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来衡量，因为货币的边际效用必定取决于物品的边际效用，而不是相反。

    Ⅴ

    克拉克于188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财富的哲学：新经济学原理》。本书的一章就是他1877年的论文（没有实质性修改）；他还收进了187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人》上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反映了他早期对价值和效用的部分看法，但作了较多的改动和调整。亚当斯在评论该书时指出了克拉克和杰文斯的相似。他说：“对熟悉杰文斯教授的人来说，这一章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赞成杰文斯教授的人还为他的观点再次变得引人瞩目而感到高兴。”亚当斯的说法无疑使克拉克感到震惊，他在再版前言中用了大半篇幅否认他依从于杰文斯的任何说法，坚持认为他的思想的独立性。

    克拉克说：“我同意一个善意评论所提出的看法，即本书第5章提出的价值理论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有一定关系。但我的理论是在很久以前独立地得出的，我的理论在以下两方面同杰文斯教授的理论相一致：即在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建立一种更紧密联系的一般要素上，以及把效用作为心理测定的对象上。在更特殊的各点上，我的理论同他的理论类似，但并不完全一致。所有这些都未加改动地予以发表。该理论（我仍坚信那是我自己的理论）的特征在于：价值在其各种形式上同效用尺度相一致；绝对效用与有效效用的区分；分析了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市场估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克拉克在1927年给迈亚基马教授的一封信中，对他的边际效用观点和杰文斯的观点之间的差别作了进一步解释。在克拉克看来，杰文斯设想的是：个人增加消费，而消费的“最后的”或“最终的”增量，就是在价值判断中要估价的量。相反，克拉克想象的是，某物品的全部数量已在某人掌握之中，个人必须依据为了替代他供给的任何部分所缺乏东西来估价其价值。不过这两种估价过程（一个是个人已经获得他的物品储量，另一个是个人预期获得某种物品储量）之间的差别对结果显然没有实质性影响。克拉克同意这一点。他在结束对自己理论的描述时说：“它等于是一种最后效用理论，不过形式有所不同。”

    克拉克后来著作的一些征兆表明，他认为他的早期经济理论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理论的区别比实际的差别还要多些。他为此所作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即他确实没有认真阅读过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书，即使在他知道了他的著作同他们的著作相类似以后也是如此。这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人家写了些什么。能说明这一点的间接证据是，克拉克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根本未提及三人中的任何一人，除了否认他在1881年前已读过他们的书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很了解他的人指出，由于合乎情理的理由，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读。约翰逊说：“他的身体很不好，他能用于研究的一些时间多半用在解释具体事实和加工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吉丁斯教授一次告诉我，翻译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伟大著作时，起初想让克拉克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的著作同克拉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相似的。但这没有办到。克拉克若干年后才读了这些著作，而且对他的立场和奥地利学派的立场的差别并不很感兴趣。”克拉克的力量显然来自他自己的思想，他显然也没有从其他经济学作者的著作中受益或受到鼓励。他的这种个性支持了下述说法：当他刚开始写效用和价值问题时，对边际效用学派的三位奠基人在此问题上所写的一切确实毫无所知。

    从《财富的哲学》再版到1892年，克拉克没有再回到边际效用和价值理论的关系问题上，在此期间边际效用学派赢得了国际声誉。克拉克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评论边际效用，因为他准备了一篇很好的评论马歇尔《原理》的文章，但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一次也没有把“效用”一词引进他的讨论。克拉克在后来若干年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增加了许多新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