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边际效用史经常讨论到约翰·贝兹·克拉克，这不仅因为人们通常称赞他在美国转播了边际效用学说，还增加了一些观点，而且因为人们常把他视为边际效用学说本身的一位发现者，尽管晚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多年。把他看作边际效用论的一位独立发现者的说法，始于最初对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完整阐述。大多数近期的历史著作都重复了这个要求。克拉克之子J．M．克拉克把关于他父亲的首创性的看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其父能够没有杰文斯的帮助而轻易地创立边际效用学说。

    他说：“如前所述，克拉克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虽晚于杰文斯和其他的首创者，但显然是独立的。古典经济学已经为该理论准备了若干资料；它在效用和交换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留下了一种挑战，而且它在李嘉图的场合又遇到了这样一种劳动理论，这理论在李嘉图接受了劳动成本并非单独决定物品彼此交换比率的观点之后，又转变成了生产成本论。古典经济学还包含着合理量度效用的概念和边际方法，只须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可提出边际效用理论。

    甚至维也纳经济科学协会在欢迎克拉克为名誉会员时也称赞他是“独立于其他探索者而发现这一新学说的人之一，该学说半个世纪以来已构成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也持此看法。经济思想史家（像马歇尔一样）从未评论过克拉克作为边际效用独立发现者的权利，但谁也没有想反驳这种看法。

    Ⅱ

    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种无异议的权利，并从他的早期著作开始。克拉克生于1847年，埃杰沃思生于1845年，马歇尔生于1842年，相隔不远。杰文斯的《理论》和门格尔的《原理》问世后一年（1872年），埃杰沃思正就读于牛津，马歇尔已任教剑桥，克拉克已从阿赫斯特毕业，赴德国进修经济学。1872年底到1875年间克拉克多半在海德堡，只有六周在苏黎世。在海德堡对克拉克影响最大的一位教授是卡尔·克尼斯。尽管德国当时盛行历史学派（克尼斯就是该学派的一位主要成员），但海德堡和克尼斯都不可能一直阻止边际效用分析的发展；这不仅因为克拉克避开了克尼斯的影响，而且克拉克刚刚离开，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就到了，他们向克尼斯的研究班提交了报告，从此开始了他们作为奥地利学派主要成员的生涯。克尼斯本人有几处提到他们，他在自己著作中加了一个涉及杰文斯《理论》的脚注，又在《历史观点的政治经济学》（1883年再版）中花了好几页篇幅解释瓦尔拉斯的《纲要》。不过，他的兴趣是数学方法，而不是效用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维塞尔向研究班提交的报告谈的是成本和价值的关系，庞巴维克的报告的内容是资本理论，这些报告显然已受到门格尔《原理》的影响。传播边际效用经济学的这三位杰出人物在不多几年间先后都来到海德堡，这是令人瞩目的。

    克拉克后来对克尼斯的影响看得也许过重了，他曾赞扬克尼斯向他提出了若干“建议”，说这些建议旨在指导他“发现一种单位，用于衡量财富的各种变量”，但克拉克没有列出这些建议的内容，当然也就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建议对他走上发现边际效用之路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Ⅲ

    克拉克回到美国就教于卡尔顿学院之初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财富的新哲学。”这篇文章几乎全是谈效用概念的，但没有提及任何与边际效用类似的思想，没有显示出任何先驱者著作的迹象；它讨论的是财富的性质。他的分析有意离开劳动价值论而偏向效用论，只能说是在效用理论方面作出了一个微弱的开端。没有迹象显示出他已认识到下述思想：如不了解边际效用对经济问题的意义，运用效用概念就不会得出什么成果。所以他要求作为边际效用论的独立发现者，是不能基于他最早的这篇文章所包含的对效用概念的运用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无疑也表明克拉克没有从杰文斯、门格尔或瓦尔拉斯的研究中获益。

    1887年底克拉克又发表了一篇涉及效用思想的论文，该文明显地显示出克尼斯的影响。克拉克在此研究了人的本质，其前提是认为政治经济学把人看得“太机械”、“太自私”、“根本没有被各种高尚的精神力量团结在一起”、使人过分远离社会（而人不过是社会的一分子）。与此相关，克拉克对“需求”作了长篇讨论，这讨论在许多方面同效用思想有关。他在解释需求的可满足性时最接近于考察到边际效用递减。他说，较低的需求可以全部被满足，较高的需求可以无限扩展。这样，需求在这两种极端和含糊不清的场合都不会随着某人消费的增加而显著地下降，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需求的强度会随着用于满足的物品量的增加而减低。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克拉克接近于边际效用递减思想的第一个表述：“这种中间类型的需求可以无限扩展，但其强度会随着所供给物品的增加而减低，甚至趋向厌烦。首先满足的是比第二个物品的**强度更强的物品，对第二个的**强度比对第三个的更强，依次类推。每一次都能获得一些满足，但却是在递减的程度上。”

    克拉克还把他对需求的看法同消费者的购买即价格体系联系起来。他一开头就提出了下述公式：

    “A，B，C，D，E＝所需求的不同物品；

    5，4，3，2，1＝不同**的相对强度。”

    这个表没有任何边际效用递减的意思，因为物品各不相同。克拉克假定它适用于所有的消费者，并调节着它们的购买次序。假定价格不允许所有物品被所有的人所消费，则价格必定下跌，下跌的程度取决于物品的特点。

    克拉克这两篇文章充其量不过是答应进一步研究边际效用。第二篇与第一篇一样，一直让效用或需求占据着舞台的中心。他根本没有表现出对边际效用论的早期作者（特别是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他讨论时用的是“需求”或“**”而不是“效用”，这反映了德国文献的一些特点（就其在早期经济学家著作中有一定渊源的限度内）。

    Ⅳ

    四年后克拉克再次论及效用问题，而在此期间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和商业伦理这些更令人关心的课题。他要求承认他是边际效用早期独立发现者的文章还是发表在《新英格兰人》上（1881年7月），题为“价值的哲学。”他说该文缘起于对价值文献的不满，他在文章开头抱怨说：“可以肯定，在对这个已做了十分详尽研究的问题所写的全部东西中，对事情的真正性质的表述还未发现。”他在接着的段落中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如此大量文献……〔读者〕尽可耐心阅读，而他对价值为何物仍不得而知。”他在文章结尾说：“想要从经济文献寻找令人满意的关于价值的普通公式，那是任费心机。”克拉克不曾指出“大量文献”是指那些，本文未指出，他的其他文章也未指出。他很想看到一部相当完善的图书目录。他的文章也确实表明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