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布鲁尔在早先的信中曾表示希望研究“效用曲线的变动问题；杰文斯对此感兴趣。杰文斯说，关于商品不可分问题，除了《理论》中所说的以外，他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不过他对他自己关于不确定的回答是不满意的。初秋时节，杰文斯再次致信布鲁尔，说他“在你所提到的那一点即不可分物品的交换问题上作过深入思考”，但没有任何进展。杰文斯在信中表示眼下最需要的还不是加工“完整和正确的理论，而是使大家都懂得其最简单的原理……”他还认为瓦尔拉斯的书“一点也不宜于使人们更加理解这个理论的各项原理……”

    Ⅲ

    1874年11月杰文斯在曼彻斯特统计协会宣读了一篇题为“政治经济学数学理论的发展”的论文，这是自他的《理论》问世以来他对效用问题第一次发表意见。他在这篇论文中对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了最基本的非数学的说明；他在英文文献中首次注意到瓦尔拉斯；他肯定遵循着他在给布鲁尔最后一封信中提出的看法，力图以最简单的术语说明问题，而不是致力于对理论的精雕细刻和发展。

    出席曼彻斯特统计协会之后，杰文斯有数年没有在效用问题上发表意见了。他只是在同布鲁尔的通信中谈及他新近发表的效用理论方面的论文；在同G．H．达尔文通信中谈及后者维护杰文斯和反对加尼斯；在同福克斯维尔通信中谈及马歇尔同杰文斯理论的关系。杰文斯在给瓦尔拉斯的信中表示，边际效用理论已经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我认为英国人的看法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各种人物都表示了默许，一些教授开始把这个理论提到学生面前。我两个月前在剑桥时发现，人们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比我设想的要好，我不怀疑它在逐渐地获得地盘……”杰文斯于1876年来到伦敦，在大学学院宣读了一篇绪论性的论文“政治经济学的未来”，几乎没有提到效用。杰文斯在1877年发现了杜皮特的论文，遂写信给瓦尔拉斯说：“杜皮待对此问题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而且在我们之前即预见到了效用论的基本思想”。杰文斯于1877年3月出版了初级读物《政治经济学》，其中涉及效用之处甚少。这本书脱手后，杰文斯开始考虑再版《理论》，并收集整理附在政治经济学数学研究之上的书目。这时他发现了戈森的著作，1878年8月21日他在给其兄的信中首次谈及这一情况：“几天来我为一件事所烦恼，欧文斯学院的亚当森发现了一本不知名的书。作者是戈森，该书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我的理论极为相似。事实上有一批著作（它们甚至在大陆也不为人知）在我之前已经提出了我的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样以来我就处于一种不幸的境地了，相当多的人不理解它，认为它是荒谬的；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理论没有什么新东西。我正在整理新版但进展缓慢，时作时辍。”

    过了一些时候杰文斯才从戈森著作的冲击波中解脱出来，因为戈森的效用论同他的瓦尔拉斯的理论非常相似。杰文斯在1878年9月初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谈到戈森，他从以下的想法中多少得到一些安慰：“这个理论实际上已经被独立地发现了三四次以上了；这说明它必定是正确的。”此后不久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瓦尔拉斯。

    杰文斯于1879年春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他增加了长篇新序言，为其数学表述方式的不足向数学家表示歉意，但他明言不会改变。他还对一些书目的发现过程（1871年以来）作了说明，特别是关于瓦尔拉斯、杜皮特和戈森，这篇序言提供了一副边际效用理论发展史的最早蓝图。这一版还增加了其他一些东西。增加了四节，论及“经济量的乘量”，增加了一节关于价值的新解释；打算为其效用论增加两节，其中一节将把他的理论扩展到物品具有负边际效用或零边际效用的场合，详细指出这些情况对其交换方程式的影响。另一节则分析联合生产，其结论是，生产成本决不支配联合生产的产品，所以边际效用理论适用于所有的场合。杰文斯在他生前最后一年，尤其在退出教书生涯而转向写作之后，他一直打算进行经济学的宏大研究，只要有时间他就想搞一部分。他留下的是未完成的手稿，后来出版了，书名是《经济学原理：社会产业机制研究之片断和其他论文》。这部作者身后问世的书，同他1871年的《理论》一书相比，只是对一般经济学的扩展研究，对边际效用问题未置一词。他虽不断（有好几章）谈及效用，但令人奇怪的是，其谈论的调子根本不像是来自边际效用学派成员的手笔。从杰文斯所列拟写（但未写）各章的目录也看不出更多的希望，即如果时间允许他将会对效用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他显然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