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都早被人遗忘了……书末的注释也是一份很有用的文献书目单”（《经济学杂志》，1961）。季尔鲍德（他是A．马歇尔的侄子）对我的下述结论非常不满：他叔父认为他自己先于杰文斯表述了边际效用思想的说法是错误的。李尔鲍德的这种怨恨使他不能公正地评价本书的其他方面。

    F．M．邓恩从新南威尔斯给我来信，对李尔鲍德的攻击有以下评论：“季尔鲍德的评论是蓄意中伤，不单是因为他对你的整个著作的辱骂，远远超出了有关马歇尔是否为首创者这个次要和部分来说无关紧要之点。既然任何认真和不抱偏见的研究均已表明，马歇尔所谓他惠及于其他人的种种说法，都不过是精心和审慎编造的谎言，所以它也就不仅是一种不真实的说法了。季尔鲍德真正的失误在于，在这样一个大多数出版物简单地、不加分析地重复别人言论的学科中，他的确碰到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严肃批评必定分辨出了某些新颖和富于首创性的东西，而他的惟一目的就是把这些东西一笔抹杀。”

    邓恩接着说：“你可以聊以自慰的至少是，时间在你这一边。熊彼特写《经济分析史》时，起初轻率地接受了有利于马歇尔的种种要求，后来又仔细解释这些要求为什么不可能是对的。你则干得直截了当，因而受到了中伤。”

    考德是第三篇否定的评论的作者，他长期致力于写作《边际效用史》，此书于1966年出版。我在第8－9页（中文译本第一章第v节）曾提到他的一篇多次被援引的文章（发表在1953年《经济学季刊》，指出他“把价值解说的分歧同经济学家的宗教背景联系起来”。

    考德评论的第一段以三句赞扬的话结束：“为收集资料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充分地解译了数学理论，特别是瓦尔拉斯、威斯蒂德、奥斯皮茨－里宾的观点”；“作者以出色的英语写作，还用了一些辛辣的措辞。”《世界经济文献》1961）

    但他接着说，“尽管有这些优点，本书仍然是不值得推荐的。”他认为，我关于杰文斯的“一位论教派”的背景对其边际效用思想的影响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挑出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各章，列举了我所犯的至少四个错误。

    由于某种原因，我一直未得到这个评论的副本，对考德的评论也不知晓，O．摩根斯坦的一封来信才使我得以了然。摩根斯坦先后就读和任教于维也纳大学，他在来信中说，“直到最近我才读到你的大作《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我觉得这是一部极有意义的和令人鼓舞的著作。您肯定对有关著作（特别是奥地利人的著作）有深入的了解。考德在《世界经济文献》上发表的文章是我迄今所看到的惟一的评论你的著作的文章。在我看来，此文有欠公允，尽管我也觉得书中有一两处错误，这对此类著作来说不足为怪。你能告诉我还有其他人的评论吗？”

    我立即作了答复，并附寄了许多评论的复印件。他回答说：“我非常高兴地收到你5月12日的来信和有趣的附件。我认真阅读了这些评论，对菲尔斯的那一篇尤其感到高兴，他对你著作的理解有独到之处。考虑到季尔鲍德同马歇尔的关系，完全没有料到他竟会作出这样的反应。接到你的来信之前，我曾同巴塞尔（Basel）大学的埃德加·塞林教授谈过你的书，并把你的书给他看了，他一直没有注意到这本书。他对该书深表兴趣，发现它是极富有启发性的。”

    理查德·豪伊（荣誉教授）

    1987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