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870－1889）》问世后，有幸颇受世人评说。在这个序言中，我想对1960－1965年间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对本书的评论作一小结，我相信这对晏智杰教授的中文译本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就像往昔的游记对今日的旅游者有用一样。

    评论者对一本书通常总是有赞许也有贬抑。前者超过后者，可谓肯定的评论，反之，便是否定的；而肯定的评论极易超过否定的评论。本书问世后5年间先后获得的署名评论中，属于肯定的评论有11篇，否定的评论有3篇。

    肯定的评论的评语、作者、出处及日期如下：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也许没有人能像理查德·豪伊那样熟悉该学科浩瀚的文件了。”R．M．罗伯逊，《维多利亚时代研究》，1961。

    “一部出色的作品……一篇惹人喜爱的历史记载。”J．E．巴塞尔，《南方经济杂志》，1961。

    “资料可信，文笔优雅。”P．阿尔特，《科学与社会》，1963。

    “作者在这个研究中并没有自命不凡，而以一种毫不矫饰和平实的方式获得了丰富的成果。遗憾的是，这种学者风度与作风正在学术界迅速地消失。”R．达塔，《Arthaniti》，1961。

    “总之，这是一本内容非常丰富的著作，很难相信它只有271页。”E．菲尔斯，《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1962。

    “在近期关于著名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研究中，豪伊的这本书应被看作是最值得注意的贡献之一。”A．蒙塔纳，《施穆勒年鉴》，1965。

    “一般来说，豪伊所用的不是思辨的方法，而是根据最精确安排的事实材料进行研究的。”M．斯特林塞，《国民经济学杂志》，1963。

    “这是一部关于边际效用理论起源的非常精确和深入的历史著作，它出自一位忠实和博学的作者之手。”E，詹穆斯，《经济评论》，1964。

    发表类似评论的还有荷兰的杂志（M．爱斯金斯，《经济学评论》，1960。P．亨尼普曼，《经济学家》，1962。）以及丹麦的刊物（K．E．斯文森，《国民经济学评论》，1961）。

    G．H．布斯凯、C．W．季尔鲍德和E．考德发表的评论则是否定的。他们的观点与本书显然不一致。他们对本书的某些部分看来是赞成的，但总的来说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此不应忽视。

    布斯凯评论的开头是一句释疑的话：“这是一部易读的有教益的著作，它介绍了一段我们科学的有趣的历史。”（《政治经济学评论》，1961）布斯凯早在1927年就发表过一部常见的经济学史，我在本书第216页［见中文译本附录注释（24）〕提到过这本书。

    在一番略显恭维的介绍之后，布斯凯声称，我的这本书不是他所写的那一种：他的书论述的范围更大，开头比1870年早得多，而结尾是在1889年之后很久。此外，他还更多地注意到戈森等重要人物，而不太重视拉韦利和奥托这些相对来说不甚重要的人物。

    我起初是想写一部布斯凯所说的那种著作。我深知这样写的优点，但我改变了主意，宁可牺牲广泛的涵盖范围，也要作更详尽的研究，以阐明边际效用理论进入经济学主体的过程。

    第二篇否定的评论是季尔鲍德提出来的，他勉强承认本书作者“看来阅读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甚至在大多数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