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的道路。1948年汪维藩在南京读大学期间，在南京黄泥岗教会参加礼拜，那里的牧师杨绍唐也是一位基要派信仰的培灵家，他很注重对信徒的灵性修养和栽培，是对汪维藩影响至深的又一位重要人物，汪维藩称其为“我奉献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和领路人”汪维藩哥林多前、后书释义上海:中国基督教协会神学教育委员会,1992。受其影响，加之汪维藩当时参加的一个基要派保守组织——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汪维藩经验了基督徒的悔改和重生，信仰开始渐渐升温，从一位仅仅满足于情感需要的初信者转而成为“热烈而诚挚”汪维藩1949年前的中国教会金陵神学志，1986(复)5期的信仰者，并倾向于基要主义的信仰。需要强调一点，这一时期，汪维藩所接触到的杨绍唐、贾玉铭、焦维真等基要派人物并非是那种狂热的布道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持守中庸，他们的信仰都非常虔诚但并不狂热，都非常注重信徒灵性的修养但又兼顾伦理道德的素质，这成为汪维藩随后灵性转变的潜在影响因素。由此可见，汪维藩之所以会倾向于基要主义信仰，而后发生转变，并在其后的思想历程中一直持守坚定的福音派信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这一时期的人生际遇。

    带着基要主义的信仰倾向，1951年汪维藩去了原来内地会办的杭州中国神学院，1952年随神学院校合并进入了金陵协和神学院，并开始其神学思考的历程在进入金陵神学院之前，还有一年是在杭州中国神学院，这是一个福音派神学院，1952年合并入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汪维藩也随之转入金陵。，也正是在这里，他走到了思想历程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他受到了系统神学教育的训练，其神学素养大有长进，开始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真正本质与其此前所持观点有很大不同，开始逐步认识到基要派信仰的褊狭与保守，开始逐步消除基要派的宗派主义偏见，对其狭隘基要主义信仰进行清算，开始了思想信仰上的又一次重要转变，即从狭隘的基要主义信仰开始转变为开放的福音派信仰，这一转变在《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汪维藩我们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天风，1955(5)、《你们的灵如何》汪维藩你们的灵如何金陵神学志，1955(3)：25~28等文章中清晰可见。然而，这一转变的真正完成却要在30年之后，在经历了“反右”、“文革”近30年苦难的磨砺与锤炼，经历了30年的心灵苦旅之后，在对圣经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汪维藩于20世纪80年代初，国门初开之际，最终完成了由一位保守的基要主义基督徒向中国开放的福音派的转变。这一转变在《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汪维藩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金陵神学志，1982(复)第2期等论文、《野地里的百合花》等灵修作品中亦可得到印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一转变是在80年代初接触西方现代福音派神学影响之前发生的，是凭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养料，凭藉着对圣经的深入研究和体悟，在人生的崎岖曲折之后独立完成的，因此笔者称其为中国的开放福音派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