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当两个世界的交替之际，因而对于有思想的人们说来生活就格外的艰辛和困难。一些陈旧的信念、一切过时的世界观都已摇摇欲坠，而人们在心目中却把这些东西奉为至宝。新的信念包罗万象而又宏伟，但犹未开花结果；嫩叶和蓓蕾预兆着壮实的花朵，然而这些花朵却含苞未放，因而人们在心目中把这些东西视如路人。许许多多的人仍然既没有过时的信念，也没有现时的信念。另一些人则机械地把两者混为一谈，而沉沦于伤感的黄昏思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轻浮的人就终朝沉溺于虚荣浮华；一些思考的人则颇感烦恼：因为他们无论如何要寻求和解，因为内心纷扰不安，精神生活没有坚实的基础，人就无法生活。然而思维领域里的全盘和解是要由科学出面媾和的。至于渴望和解的人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人不相信科学，不肯去研究科学，不肯去探讨它为什么这样说，不想走科学的艰辛的道路，他们说：“我们痛苦的心灵所需要的是慰借，而科学却对苦苦哀求面包的人报以石块，对破碎的心灵的哀号和呻吟，对祈求同情的涕泣，则报以冷冰冰的理智和一般的公式：以它那高不可攀的逻辑，无论对实际的人们，无论对神秘主义者，它都同样无法予以满足。它故意把话说得玄妙难懂，以便于把它的

    枯燥乏味的根本思想隐藏在烦琐哲学的森林之中——ellen’apasd’entrailles①。”另一种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找到了表面上的和解，而用某种不合法的办法对一切进行解答，他们懂得科学字面上的意思，但对科学的活的精神则不肯深入钻研。他们竟至于肤浅到这般地步，认为一切都易如反掌，认为任何问题他们都能够解决；你一听他们的讲话，就仿佛科学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他们有一部自己的《古兰经》，他们对它坚信不渝，并把它当做最后的论据来引证。这些科学中的伊斯兰教徒＊对于科学的进步是极端有害的。亨利四世说过：“但愿上天保佑我不受友人的伤害，至于敌人则让我自己去对付”；这些被人误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科学之友，使科学敌人的憎恨成为合法的，——科学则仍然是少数杰出人物的事业。

    ①（法语）它是无情的。——俄文本编者注（以下凡未另行注明注者者，都是俄文本编者注——译者注）

    然而，科学即使只光临过一个人，它究竟是一个事实，是一件不是可能中的而是现实中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是不能否认的。这一类事实从来也不会不逢其时而实现；但科学的时节已经到来，它已经获致了自己的真正的概念；对于体验过自我认识阶梯全部梯级的人类精神来说，真理开始在具有严正科学形态的机体中，而且也在有生命的机体中发现了。科学的未来是没有什么可忧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代人，他们如果没有见到白昼的光辉，至少也见到了早霞的，但他们只由于背向着东方，却在黑暗中受尽拆磨，或者以琐事自慰。这些渴求者为什么不能从那两个世界——一个是过去的，垂死的，有时曾被他们唤起，但裹着尸衣的世界，一个是对他们说来尚未诞生的现今的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取得幸福呢？

    哲学在目前还不能被群众所接受。做为科学的哲学，其前提是自我思维必须发展到相当的地步，做不到这点就无法上升到哲学的境界中来。无形体的思辨，群众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接受有血有肉的东西。要想丢掉自己人为的语言而过渡到普遍意识上去，使自己变成市场上和家庭中的财产，变成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行动和观察的最根本的源泉，——哲学还太年轻，它还不能到达这样的成熟程度，它在自己家里，在抽象的范围内还有许多事要做。除掉伊斯兰教徒式的哲学家，谁也不会认为科学上的一切都已完善，虽然已有形式的完美，在它之中展开的内容的充分性，以及本来就明确透彻的辩证方法。不过，科学如果是群众所不可及的，那么，灵魂的空虚状态以及矫柔做作的狂乱的虔诚主义等痛苦也就不来折磨他们了。群众并不在真理之外，他们借神圣的启示而知道它。处于不幸和凄惨境地的，则是一些陷于群众自然的素朴和科学的理智的素朴之间的夹壁中的人们。

    先请让我们暂时不破坏形式主义者安息于其中的安然态度和无为主义，而只是研究一下现代科学的敌人，——我们把他们称为华而不实的人和浪漫主义者。形式主义者虽无痛苦，可是这些人却患病在身，——他们的生活是难过的。

    除掉那些已经活到丧失其存在意义的某些阶极，以及那些荒谬到无人理睬的人们以外，科学在欧洲实在并没有敌人。一般说来，华而不实的人，也是科学的友人，如贝朗热①所说的，nosamislesennemis②*，不过在科学的目前的情况下，则是科学的敌人。这些人都感到有谈谈哲学的要求，不过是顺便地，轻松愉快地，在一定限度内地谈谈而已：被我们这个世纪的实际精神所嘲弄的，柔弱而富于幻想的人，就是这一种人；到处渴求实现其迷人的，但无法实现的幻想的他们，在科学中没有找到这些幻想，不是不再理睬科学，而专心致志于个人期待和希望的狭小范围内，虚耗精力在渺茫的远方。另一方面，属于这方面的还有被细微末节弄得丧魂落魄，坚决停滞在各种悟性理论和分析解剖中的真正的实证论的信徒。最后，组成这一流派的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刚刚脱离童年，认为科学颇为容易（依他们看来），只要想知道就能知道，可是科学并不向他们俯首，因此他们就生它的气了；他们既缺乏深厚的天赋，也缺少坚持不断的劳动，更没有无条件献身真理的心愿。他们尝了尝知识之树的一个果实，便忧郁地宣称它又酸涩又腐臭，就像那些噙满泪水谈论着友人的缺点的好心肠的人那样，——而另一些好心肠的人之所以相信他们，就因为他们都是朋友。

    ①Beranger（1780—1859），法国民谣作家。——译者注

    ②（法语）我们的敌友。

    跟华而不实的人共度晚年的有浪漫主义者，他们是把垂死的世界认为永垂不朽并为其深致哀悼的、过时的世界的过时的代表人物；除了拨刀相向，对新世界他们是不屑一顾的；笃信中世纪传说的他们，酷似唐·吉诃德，披着一身忧伤和诅咒的长袍，为人们沉沦于深渊而伤怀。尽管如此，他们还愿意承认科学，不过为此他们就要求科学无条件承认达辛尼亚·台尔·托波索①是第一名美人。必须不偏不倚、毫无成见地待人接物的时代已经降临了；成年时代开始了，因而就不心只说甜言蜜语，而且也应该说点辛辣的话。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出来驳斥科学中持轻浮态度的人，是因为他们诽谤科学，也是为了怜悯他们；最后，在我国谈一谈他们则尤其必要。

    ①唐·吉诃德的意中人。——译者注

    俄罗斯性格中最大的长处之一，就是极端轻而易举地接受并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而且不仅轻捷，同时还很巧妙，这是我们的性格中最富人性的一面。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因为我们很少有人能够坚定不渝地潜心劳动。我们很喜欢假手他人火中取栗：让欧罗巴流着血汗去发掘每一条真理，做出每一件发现，让他们经受沉重的妊娠、艰辛的分娩和折磨人的哺育这一切苦痛，——而婴儿却归属我们，这我们似乎觉得是合乎事物规律的。我们忽略了，我们将弄到手的婴儿乃是一个养子，我们跟它之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一切都很顺利。不过当我们接触了现代科学的时候，它的顽强性就应该使我们感到惊奇了。这个科学是到处为家的，——就只是不会在不播种的地方使人丰收。当然，它不仅在接纳它的每个民族那儿，而且也在每个人那儿萌芽，滋长。我们只想抓往成果，就像捕捉苍蝇似的攫取它，可是把手张开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自欺欺人的认定绝对就在这里，那就是懊丧地看到，手掌中原来是空空如也。问题在于科学是真正存在的，它也有伟大的成果；不过单独的成果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有如活人的脑袋由脖颈连结在躯干上的时候，里面就充满思想，离开躯干时那个脑袋就只不过是个空洞的形式。这一切在我国比在外国当然更使华而不实的人惊骇、伤心，因为在我们这里科学和科学的方法的概念远不如别国那样发展。我国华而不实的人大哭大叫地指证他们受了西方骗人的科学的欺骗，说科学成果阴暗、暧昧，虽然也有“如此这般”等等条理清楚的思想。这种话之所以对我们是有害的，是因为没有一句荒谬和迂腐的话，不是我国华而不实的人以令人惊异的确信发表出来的；而且也因为我们关于科学尚未建立起最普通的概念，因而群众就会把这些话信以为真：有一些先行的真理，譬如在德国，是为人深信不疑的，可是我们没有。关于这些真理那里已经不再有人议论，可是我们尚无人议论。在西方反对现代科学的战争，所表现的是国民精神中世世代代发展起来和在顽固的独特性中变得更加坚强的某些因素，回忆不许他们后退：譬如从新教的片面性中产生出来的德国虔诚主义者们＊就是这样的。尽管他们从现代生活中被排挤出去的处境如何可悲，但是不能否认他们有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用来进行殊死搏斗的韧性和彻底性。我国华而不实的人假如把这种国外的病症接纳过来的话，由于没有前行的事实，他们的浅薄性和非理性也会令人吃惊的。他们对退却不会感到羞耻，因为他们尚未前进一步。他们是永远徬徨在科学殿堂门外的人——他们是无家可归的。可是假如他们能克服东方的懒惰，切实地把注意力放在科学上面，他们是会跟科学和解的。不过糟糕就糟糕在这里。我们就像一到八岁就讨厌文法一样，一到成年就讨厌科学。艰深和暖昧——是科学的主要罪状，在这个主要罪状之外，还附加了一些其他的非难：虔诚主义的、伦理的、爱国的、感伤的。歌德很早以前就说过：“在他们谈论书籍暧昧不明的时候，应当问一问暧昧不明是在书里呢，还是在脑袋里。”一般总是以困难做口实，——可是这种非难总有点不体面，这是一种疏懒成性的、不值得提出的非难①。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诚然；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致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求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可是他们就不爱劳动，而只是以下面的想法自慰：现代科学还只是在整理材料，要有超人的努力才能懂得它，但很快就会从天上掉下，或者从地下钻出另一种容易的科学来的。

    ①我们对科学也许还有这样一种无理的非难：它为什么使用一些不常见的语言。呢？——可是对哪些人才是不常见呢？？——赫尔岑原注

    “难深，不可解！”可是他们怎么知道这点的呢？难道置身科学之外就会知道它的艰深程度吗？难道科学就没有一个正因为是原理、是犹未发展的普遍性、所以就浅显易懂的形式原理吗？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以不可解做为口实是对的，比他们所认为的更对。假如我们来考察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尽管渴望并追求真理，而仍旧学不好科学，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本质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那就是他们都不了解科学，也不了解要从它那里得到些什么。有人会说：如果爱好并致力于科学的人们也不了解科学，那么科学究竟为谁而存在呢？难道像炼金术一样只是对懂得其中的术语的它的术士才存在吗？不是，现代科学对每一个只要有活的灵魂的人，肯献身并老实地对待它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这些大人先生们煞费苦心地、“别有用心”地来对待它，想考验考验它，向它要这要那而又不肯为它牺性什么：这么一来，尽管他们像蛇一样聪明，——而科学对他们仍然是毫无意义的形式，逻辑上的casse-tete①，不含有任何实体的东西。

    ①（法语）难题。

    放弃自己的信念就意味着承认真理；只要我的个性跟真理相抗衡，它就限制真理，压抑真理，使真理屈从，听命于它的恣意专横。珍惜地保留个人信念并不是真理，只不过是他们叫做为真理的东西而已。他们爱的并不是科学，而恰恰是他们可以在其中自在地梦想和自我陶醉的对科学的矇眬、不定的想望而已。这些智慧的探求者，每个人都走自己的小径，过高地估计自己的丰功伟绩，过分地疼爱自己的聪慧的个性竟达于难于割舍的程度。有过一个时期，好多事情只因为向往和爱慕科学就可以得到原谅；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目前光是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不够的了。因为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非把爱情变成行动不可。可是是什么使人这样顽强地坚持个人信念的呢？——这都是因为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憎恶普遍的东西，它使人脱离人美，要把他放在特殊地位上；对于它来说，除了自己的个性，一切一切都是无关的。它到处随带着自己恶毒的气氛，弄得光明不被歪曲就无法透过它。同个人主义携手并进的还有自豪的傲慢态度；以毫无礼貌的玩忽轻浮态度翻开科学书籍。但是，尊重真理——这才是大智的起点。

    哲学的地位对于它的钟情者来讲，并不比奥得赛在外不归时的佩涅洛普①的处境更好一些：没有人保护它；它不像数学，有公式、图形的卫护，在它的周围也没有各种专门科学在自身周围建立的那种栅栏。哲学的极其包罗万象这一点使人觉得它从外面即可以了解似的。思想这种东西越包罗万象，越富有普遍性，则就越易于被人作皮相的理解，因为内容的各个局部于其中并未获得发展，人们也就猜想不到它们存在着。佇立海岸眺望明镜般的海面时，可能对游泳家的胆怯感到诧异：风平浪静使人忘却了它的渊深和贪婪，——海水看来好橡是水晶或坚冰似的。然而游泳家是清楚地知道能不能信任这种冷漠和平静的。在哲学里面正像在海洋里面一样，既没有坚冰，也没有水晶，一切都在运转，流动，生气勃勃，每一点都同样的渊深：在它的里面，正像在熔炉里面一样，熔解着落在它的无始无终的循环之中的一切坚硬的、石化了的东西，但同时，却又像海洋一样，它的表面光滑、平静、明亮，一望无际，并倒映着青天。由于这个视错觉，华而不实的人就勇猛地走上前去，对真理毫无敬畏之情，对于工作了约三千年才达到目前发展的人类的劳动毫无敬意。他们连门径也不打听一下，就轻率地沿着起点滑下去，自谓了解它，也不问询一下科学是什么，科学能给他们一些什么，而强求它作出他们想要向它征询的答案。一种模糊的预感认为哲学应当解答一切、应当为人调解、给人安慰，因此就要求它提供自己的信仰、每一个假说的证明，失败中的慰借，天晓得他们不要求的是什么。科学的严正的、消除热情和个性的这个性质，使他们吃惊；他们感到奇怪，认为他们的期望被辜负了，他们被迫在他们寻找憩息的地方进行劳作，而且果然在劳作着。科学不再使他们喜欢了；他们取得某些成果，这些成果在他们所采取的形式之中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把这些成果绑在耻辱的柱子上，当作科学来加以鞭挞。请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合乎资格的法官，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智慧和他在科学上的优越地位深信不疑，既使他只读过一本概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世界上没有人会认为不学做鞋手艺就能够做鞋、即使每个人都有两只脚作鞋样也好。哲学连这种权利也分享不到。”＊个人的信念乃是一个终审的武断的法庭。那末，这些信念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呢？——那是从父母，媬姆，学校那儿，从好人和坏人那儿，也从自己有限的一点智力中得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不必关心别人怎么想”。当涉及的不是日常偶然琐事而是科学的时候，要说这句话，那就心须是一个天才或是一个疯子。天才是不多的，这句名言倒是经常有人一再的讲。

    ①古希腊传说，佩涅洛普是在外飘流长期不能归家的英雄奥德赛的妻子，由于奥德赛不回家，没有人卫护，她受到许多求婚者的骚扰。——译者注

    不过，我虽则知道，智慧超越同代人（譬如哥白尼），以至于他所认定的真理跟通行的看法正相反的天才是可能有的，然而，我可并没有遇到一个伟大的人物，说所有的人的头脑都是一样的，而他的头脑是另一样的。哲学和文明的全部事业就是在一切人的头脑里揭示同样的头脑。人道的全部建筑物就建立在智力一致这个基础之上；只是在低级、微末，以及纯动物性的**上人们才是不同的。同时应当指出这种名言只有在问题涉及哲学和美学的时候才可以被承认。其他科学，甚至做鞋的手艺，其客观意义早已被承认了。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审美力。善良的人们决不会以为这是用最积极的方式否定哲学和美学。因为假如哲学与美学是以每个人的好恶为转移的话，那它们怎么还能存在呢？原因就有一个：科学和艺术的对象是眼睛看不见，嘴吧不能吃的。精神乃是变幻莫测的海神：对于人来说它是人所认为的东西，认为它在，它就在；完全不认为它在，它就不在；不过这种不存在乃是对一个人而言，并不是对人类而言，也不是对它本身而言。休谟在谈到毕丰①某一假说时，曾以当代suigeneris②的天真说道：“真奇怪，对他的话的可靠性我几乎深信不疑了，可是他听谈的却是人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对象。”因此，对于休谟来说，精神只存在于它的具体化之中；对于他来说，真理的标准就是鼻子、耳朵、眼睛和嘴。这以后他否定了因果关系（因果性），这是奇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