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但都不象这次如此给人印象深刻。1929年前在黄石公园中的麦迪逊河沿岸，1949年在弗罗里达州，还有1956年在新墨西哥，都曾发生过类似的麻烦。每一次害虫的爆发都是跟随在用杀虫剂喷撒森林之后而来的。(1929年的那次喷药是在DDT时代之前，当时使用的是砷酸铅。)

    为什么蜘蛛螨会因使用杀虫剂而变得更加兴旺?除了蜘蛛螨相对地对杀虫剂不敏感这一明显的事实而外，看来还有两个其他的原因。在自然界，蜘蛛螨的繁殖受到了许多种捕食性昆虫的制约，如瓢虫、一种五倍子蜂、食肉螨类和一些掠食性臭虫，所有这些虫子都对杀虫剂极为敏感。第三个原因必须到蜘蛛螨群体内部的数量压力上去寻找。一个不构成灾害的螨群体是一个稠密的、定居下来的集团，它们拥挤在一个躲避敌人的保护带中。在喷药之后，这个群体就解散了，这时螨虫虽未被化学药物杀死，但却受了刺漱，它们溃散开，去寻找它们能以安身的地方。当发生这种情况时，螨虫就发现了有比在从前的集团中能得到多得多的空间和食物。螨虫的敌人死掉了，螨虫没有必要再去花费它们的能量去维持那神秘的保护带了。它们就集中能量进行大量繁殖。它们的产卵量能增加三倍，这是不寻常的，——这一切都是得济于杀虫剂的效果。

    在一个有名的苹果种植区维多尼亚的山南边山谷中，当DDT开始代替砷酸铅时，一大群被叫做红带叶鸽的小昆虫就发展起来，变成了种植者们的一种灾难。它的危害过去从来没有这样严重过;这种小强盗索取的买路钱很快就增长到要人们付出50%的谷物;另外，在这个地区，而且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随着DDT使用量的增加它很快变成了苹果树最有毁坏性的灾虫。

    这一情况饱含讽刺。四十年代后期在诺瓦·斯克梯亚苹果园中，鳕蛾(引起“多虫苹果”)的最严重蔓延出现在这个反复喷药的果园里。而在未曾喷药的果园里，这种蛾并不曾多到足以造成真正的麻烦。

    积极喷药在苏丹东部得到了一个同样不满意的报应，那儿的棉花种植者对DDT有一个痛苦的经验。在盖斯三角洲的大约60，000英亩棉田一直是靠灌溉生长的。当DDT的早期试验得到明显良好结果的时候，喷药就加强了。但这就是以后麻烦的开始。棉桃蠕虫是棉花的最有破坏性的敌人之一。但是，棉田愈喷药，棉桃蠕虫出现得就愈多。与喷过药的棉田相比，未喷药的棉田的棉桃和成熟的棉朵所遭受的危害较小，而且在两次喷药的田地里棉籽的产量明显地下降了。虽然一些吃叶子的昆虫被消灭了，但任何可能由此而得到的利益也全部被棉桃蠕虫的危害抵消了。最后，棉田种植者才不愉快地恍然大悟，如果他们不给自己找麻烦，不去化钱喷药的话，他们的棉田本来是可以得到更高的产量的。在比属刚果和乌干达，大量使用DDT对付咖啡灌木害虫的后果几乎是一场“大灾大难”。害虫本身几乎完全没有受到DDT的影响，而它的捕食者都对DDT异常敏感。在美国，由于喷药扰乱了昆虫世界的群体动力学，农民们田里的害虫愈来愈猖狂。最近所执行的两个大规模喷药计划正好取得了这样的后果。一个是美国南部的捕灭红蚁计划，另一个是为了消灭中西部的日本甲虫。(见第10章和第7章)

    当1957年在路易斯安娜州的农田里大规模使用七氯后，其结果使甘蔗的一种最凶恶的敌人——甘蔗穿孔虫得到解放。在七氯处理过后不久，穿孔虫的危害就急骤增长起来了。旨在消灭红蚁的七氯却把穿孔虫的天敌们杀掉了。甘蔗如此严重地被毁坏，以致于农民们都要去控告路易斯安娜州，因为该州没有对这种可能发生的后果提前发出警告。

    伊利诺斯州的农民也得到一次同样的惨痛教训。为了控制日本甲虫，在狄氏剂的破坏性喷液已在伊利诺斯州东部的农田施用之后，农民们发现谷物穿孔虫在处理过的地区大量地增长起来。事实上，在施药地区谷物所生长的田野里所存在的这种昆虫的破坏性幼虫的数量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两倍以上。那些农民们可能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的生物学原理，不过他们并不需要科学家来告诉他们说他们已经买了个高价货。他们在企图摆脱一种昆虫的尝试中已为自己带来了另一个危害严重得多的虫灾。根据农业部预计，日本甲虫在美国所造成的全部损失总计约为每年1000万美元，而由谷物穿孔虫所造成的损失可达8500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过去一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自然力量来控制谷物穿孔虫的。在这种昆虫于1917年被意外地从欧洲引入之后的两年中，美国政府就开始执行一个收集和进口这种害虫的寄生生物的得力计划。从那时起，24种以谷物穿孔虫为宿主的寄生生物以一个可观的代价由欧洲和东方引入美国。其中，有5种被认为具有独立控制穿孔虫的价值。无需多说，所有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果现在已受到了损害，因为这些进口的谷物穿孔虫的天敌已被喷药杀死了。

    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请考虑加利福尼亚州柑桔丛树的情况。在加利福尼亚，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生物控制的、世界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例子。1872年，一种以桔树树汁为食料的介壳虫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并且在随后的十五年中发展成了一种有如此巨大危害的虫灾，以致于许多果园的水果收成丧失殆尽。年轻的柑桔业受到了这一灾害的威胁。当时许多农民丢弃并拔掉了他们的果树。后来，由澳大利亚进口了一种以介壳虫为宿主的寄生昆虫，这是一种被称为维达里亚的小瓢虫。在首批瓢虫货物到达后才过了两年，在加利福尼亚所有长桔树地方的介壳虫已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从那时以来，一个人在桔树丛中找几天也不会再找到一个介壳虫了。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些柑桔种植者开始试用具有魔力的新式化学物质来对付其他昆虫。由于使用了DDT和其他随后而来的更为有毒的化学药物，在加利福尼亚许多地方的小瓢虫群体便被扫地出门了，虽然政府过去为进口这些瓢虫曾花费了近5000美元。这些瓢虫的活动为果农每年挽回几百万美元，但是由于一次欠考虑的行动就把这一收益一笔勾销了。介壳虫的侵扰迅速卷土重来，其灾害超过了五十年来所见过的任何一次。

    在里沃赛德的柑桔试验站工作的保尔·迪白克博士说：“这可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现在，控制介壳虫的工作已变得极为复杂化了。小瓢虫只有通过反复放养和极其小心地安排喷药计划才能够尽量减少它们与杀虫剂的接触而存留下来。且不管柑桔种植者们怎么干，他们总要多多少少对附近土地的主人们发点慈悲，因为亲虫剂的飘散可能给邻居带来严重灾害。

    所有这些例子谈的都是侵害农作物的昆虫，而带来疾病的那些昆虫又怎么样呢?这方面己经有了不少警告。一个例子是在南太平洋的尼桑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儿一直在大量地进行喷药，不过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喷药就停止了。很快，人群传染疟疾的蚊子重新入侵该岛，当时所有捕食蚊子的昆虫都已被杀死了，而新的群体还没来得及发展起来，因此蚊子的大量爆发是极易想见的。马歇尔·莱尔德描述了这一情景，他把化学控制比做一个踏车;一旦我们踏上，因为害怕后果我们就不能停下来。世界上一部分疾病可能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与喷药发生关系。有理由认为，象蜗牛这样的软体动物看来几乎不受杀虫剂的影响。这一现象已被多次观察到。在佛罗里达州东部对盐化沼泽喷药所造成的、通常的大量生物死亡中，唯有水蜗牛幸免。这种景象如同人们所描述的是一幅可怖的图画——它很象是由超现实主义画家的刷子创作出来的那种东西。在死鱼和气意奄奄的螃蟹身体中间，水蜗牛在一边爬动着，一边吞食着那些被致命毒雨害死的被难者。

    然而，这一切有什么重要意义呢?这一现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许多蜗牛可以作为许多寄生性蠕虫的宿主，这些寄生虫在它们的生活循环中，一部分时间要在软体动物中度过，一部分时间要在人体中度过。血吸虫病就是一个例子，当人们在喝水或在被感染的水中洗澡时，它可以透过皮肤进入人体，引起人的严重疾病。血吸虫是靠蜗螺宿主而进入水体的。这种疾病尤其广泛地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在有血吸虫的地方，助长蜗螺大量繁殖的昆虫控制办法似乎总导致严重的后果。

    当然，人类并不是蜗螺所引起的疾病的唯一受害者。牛、绵羊、山羊、鹿、麋、兔和其他各种温血动物中的肝病都可以由肝吸虫引起，这些肝吸虫的生活史有一段是在淡水蜗螺中度过的。受到这些蠕虫传染的动物肝脏不适宜再作为人类食物，而且照例要被没收。这种损失每年要浪费美国牧牛人大约350万美元。任何引起蜗螺数量增长的活动都会明显地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问题已投下了一个长长的暗影，然而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却一直十分缓慢。大多数有能力去钻研生物控制方法并协助付诸实践的人却一直过份忙于在实行化学控制的更富有刺激性的小天地中操劳。1960年报道，在美国仅有2%的经济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的现场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被受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

    情况为什么会这样?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在把金钱倾倒到大学里以支持在杀虫剂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产生了吸引研究生的奖学金和有吸引力的职位。而在另一方面，生物控制研究却从来没有人捐助过——原因很简单，生物控制不可能许诺给任何人那样一种在化学工业中出现的运气。生物控制的研究工作都留给了州和联邦的职员们，在这些地方的工资要少得多了。

    这种状况也解释了这样一个不那么神秘的事实，即某些杰出的昆虫学家正在领头为化学控制辩护。对这些人中某些人的背景进行了调查，披露出他们的全部研究计划都是由化学工业资助的。他们的专业威望、有时甚至他们的工作本身都要依靠着化学控制方法的永世长存。毫不夸张地说，难道我们能期待他们去咬那只给他们喂食物的手吗?

    在为化学物质成为控制昆虫的基本方法的普遍欢呼声中，偶尔有少量研究报告被少数昆虫学家提出，这些昆虫学家没有无视这一事实，即他们既不是化学家，也不是工程师，他们是生物学家。

    英国的F·H·吉克勃声称:“许多被你为经济昆虫学家的人的活动可能会使人们认为，他们这样干是由于他们相信拯救世界就要靠喷雾器的喷头……他们相信，当他们制造出了害虫再起、昆虫抗药性或哺乳动物中毒的问题之后，化学家将会再发明出另外一种药物来治理。现在人们还认识不到最终只有生物学家才能为根治害虫问题提出答案”。诺瓦.斯克梯雅的A.D.毕凯特写道：“经济昆虫学家必须要意识到，他们是在和活的东西打交道……，他们的工作必须要比对杀虫剂进行简单试验或对强破坏性化学物质进行测定更为复杂一些。”毕凯特博士本人是创立控制昆虫合理方法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位先驱者，这种方法充分利用了各种捕食性和寄生性昆虫。

    毕凯特博士大约在35年前，在诺瓦·斯克梯雅的安那波里斯山谷的苹果园中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这个地方一度是加拿大果树最集中的地区。在那时候，人们相信杀虫剂(当时只有无机化学药物)是能够解决昆虫控制问题的，人们相信唯一要做的事是向水果种植者们介绍如何遵照所推荐的办法使用。然而，这一美好的憧憬却未能实现。不知为什么，昆虫仍在活动。于是，又投入了新的化学物质，更好的喷药设备也被发明出来了，并且对喷药的热情也在增长，但是昆虫问题并未得到任何好转。后来，人们又说DDT能够“驱散”鳕蛾爆发的“恶梦”;实际上，由于使用DDT却引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螨虫灾害。毕凯特博士说:“我们只不过是从一场危机进入另一场危机，用一个问题换来了另一问题”。

    然而，在这一方面，毕凯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抛弃了其他昆虫学家还在遵循的那条老路;在那条老路上，昆虫学家们还在继续跟在不断变得愈来愈毒的化学物质的鬼火的屁股后面跑。毕凯特博士及其同事们认识到他们在自然界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友，他们设计了一个规划，这个规划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控制作用，并把杀虫剂的使用压缩到了最小限度。必须使用杀虫剂时，也把其剂量减低到最小量，使其足以控制害虫而不致于给有益的种类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计划内容中也包括选择适当的撒药时机。例如，如果在苹果树的花朵转为粉红色之前，而不是在这一时刻之后去喷撒尼古丁硫酸盐，那么一种有重要作用的捕食性昆虫就会保存下来，可能这是因为在苹果花转为粉红色之前它还在卵中未孵出。

    毕凯特博士特意仔细挑选那些对寄生昆虫和捕食性昆虫危害极小的化学药物。他说:“如果我们在把DDT、对硫磷、氯丹和其他新杀虫剂作为日常控制措施使用时，能够按照我们过去使用无机化学药物时所采用的方式去干，那么对生物控制感兴趣的昆虫学家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大意见了。”他主要依靠“尔叶尼亚”(由一种热带植物的地下茎演化而来的一个名字)、尼古丁硫酸盐和砷酸铅，而不用那些强毒性的广谱杀虫剂，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非常低浓度的DDT和马拉硫磷(每100加仑中1或2盎斯——而过去常用100加仑中1或2磅的浓度)。虽然这两种杀虫剂是当代杀虫剂中毒性最低的，但毕凯特博士仍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用更安全、选择性更好的物质来取代它们。

    他们的那个规划进行得怎么样呢?在诺瓦·斯克梯雅，遵照毕凯特博士修订的喷药计划的果园种植者们和使用强毒性化学药物的种植者一样，正在生产出大量的头等水果，另外，他们获得上述成绩其实际花费却是较少的。在诺瓦·斯克梯雅苹果园中，用于杀虫剂的经费只相当于其他大多数苹果冲植区经费总数的10一20%。

    比得到这些辉煌成果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即由诺瓦·斯克梯雅昆虫学家们所执行的这个修改过的喷药计划是不会破坏大自然的平衡的。整个情况正在向着由加拿大昆虫学家G·C·尤里特十年前所提出的那个哲学观点的方向顺利前进，他曾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能够在大自然实际情况的启发下发现一些限制生物种群的设想和方法，这些设想和方法要比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更为经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