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达尔文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为昆虫世界在适者生存理论上所表现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验证感到高兴和惊讶。在大力推行的化学喷撒的重压之下，昆虫种群中的弱者都被消灭掉了。现在，在许多地区和许多种类中，只有健壮的和适应能力强的昆虫才在反控制中活了下来。
近半个世纪以前，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昆虫学教授A·L·麦兰德问了一个现在看来纯粹是修辞学上的问题:“昆虫是否能够逐渐变得对喷药有抵抗力?”如果当时给麦兰德的回答看来是不清楚或太慢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问题提出得太快了——他在1914年提出他的问题，而不是在四十年之后。在DDT时代之前，当时使用无机化学药物的规模在今天看起来是极为谨慎的，但已到处都引起了那些经过喷药后存活下来的昆虫的应变。麦兰德本人也陷入桑·古斯介壳虫的困扰之中，他曾花费了几年时间用喷撒硫化石灰称心如意地控制住了这种虫子；然而后来，在华盛顿的克拉克斯顿地区这种昆虫变得很倔强——它们比在万那契和雅吉玛山谷果园中时更难被杀死。
突然地，在美国其他地区的这种介壳虫似乎都有了同样一个主意:在果园种植者们勤勉地、大方地喷撒硫化石灰的情况下，它们都不愿意再死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几千英亩优良果园已被现在这种对喷药无动于衷的昆虫毁灭了。
然而，在加利福尼亚，一个长期为人们所推崇的方法——用帆布帐篷将树罩起来，并用氢氰酸蒸汽熏这些树——在某些区域开始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这一问题被提到加利福尼亚柑桔试验站去研究，这一研究开始于1915年左右，并持续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虽然砷酸铅成功地对付鳕蛾已达四十年之久，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这种蛾仍变成了一种有办法抵抗药物的昆虫。
不过，只有在DDT和它的各种同类出现之后才将世界引入了真正的抗药性时代。任何一个人只要有点儿最简单昆虫知识或动物种群动力学知识，是不应对下述事实感到惊奇的，即大约在很少的几年中，一个令人不快的危险问题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虽然人们慢慢地都知道昆虫具有对抗化学物质的能力，但看来目前只有那些与带病昆虫打交道的人们才觉悟到这一情况的严重性;虽然现实的困难是以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为依据，但大部分农业工作者还在高兴地希望发展新型的和毒性愈来愈强的化学药物。
人们为了认识昆虫抗药性现象曾付出了许多时间，但昆虫抗药性本身的产生却远远不要那么多时间。在1945年以前，仅知大约有十几种昆虫对DDT出现以前的某些杀虫剂逐渐产生了抗性。随着新的有机化学物质及其广泛应用的新方法的出现，抗药性开始急骤发展，于1960年达到了有137种昆虫已具有抗药性。没有一个人相信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在这个课题上现在已出版了不下1000篇技术报告。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各地约300名科学家的赞助下，宣布“抗药性现在是对抗定向控制计划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一个著名的英国动物种群研究者卡尔斯·艾尔通博士曾说过:“我们正在听到一个可能发展成为巨大崩溃的早期隆隆声”。
抗药性发展得如此之迅速，以致于有时在一个庆贺某些化学药物对一种昆虫控制成功的报告墨迹未干的时候，又不得不再发出另外一个修正报告了。例如在南非，牧年人长期为蓝扁虱所困扰，单在一个大牧场中每年就有600头牛因此玩去。多年来，这种扁虱已对砷喷剂产生了抗性。然后，又试用了六六六，在一个很短的期间内一切看来都很令人满意。早在1949年发出的报告声称，抗砷的扁虱能够很容易地被这种新化学物质控制住。但第二年，一个宣布昆虫抗药性又向前发展了的悲哀通告不得不出版了。这一情况激起一个作家在1950年的《皮革商业回顾》中评论道:“象这样一些通过科学交流悄悄泄露出来的、只在对外书刊中占一个小小位置的新闻是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登出一个同新原子弹消息一样大的标题的，如果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完全为人们所了解的话”。
虽然昆虫抗性是一个与农业和林业有关的事，但在公共健康领域中也引起了极为严重的不安。各种昆虫和人类许多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阿诺菲来斯蚊可以把疟疾的单个细胞注射进入的血液中。其他一种蚊子可以传播黄热病。还有另外一些蚊子传染脑炎。家蝇并不叮人，然而却可以通过接触使痢疾杆菌沾污人类的食物，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起着传播眼疾的重要作用。疾病及其昆虫携带者(即带菌者)的名单中包括有传染斑疹伤寒的虱子，传播鼠疫的鼠蚤，传染非洲嗜睡病的萃苹蝇，传染各种发烧的扁虱，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必将遇到的重要问题。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人都不会认为可以不理睬这些虫媒疾病。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用正在使这一问题恶化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究竟是否聪明，是否是负责任的呢?我们的世界己经听到过许多通过控制昆虫传染者来战胜疾病的胜利消息，但是我们的世界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另外一面——失败的一面，这个短命的胜利现在有力地支持着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的敌人昆，虫由于我们的努力实际上己经变得更加厉害了。甚至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已毁坏了我们自己的作战手段。
一个杰出的加拿大昆虫学家A·W·A·布朗博士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去进行一个关于昆虫抗性问题的广泛调查。在1958年出版的总结专题论文中，布朗博士这样写道:“在向公共健康计划中引入强毒性人造杀虫剂之后还不到十年，主要的技术问题已表现为昆虫对这些曾用来控制它们的杀虫剂的抗性的发展。”在他已发表的专论中，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现正在进行的对由节足动物引起的如霍乱、斑疹伤寒、鼠疫这样一些疾病的劲头十足的进攻已经面临着一个严重退却的危险，除非这一新问题能够迅速被人们所解决”。
这一倒退的程度如何?具有抗药性昆虫的名单现在实际上已包括了全部具有医学意义的各种昆虫。黑蝇、沙蝇和萃萃蝇看来还没有对化学物质产生抗药性。另一方面，家蝇和衣虱的抗药性现已发展到了全球的范围。征服疟疾的计划由于蚊子的抗性而遇到困难。鼠疫的主要传播者东方鼠蚤最近已表现出对DDT的抗性，这是一个最严重的进展。每个大陆和大多数岛屿都正在报告当地有许多种昆虫有了抗药性。
也许可以说，首次在医学上应用现代杀虫剂是在1943年的意大利，当时盟军政府用DDT粉剂撒在大批的人身上，成功地消灭了斑疹伤寒。跟着，两年之后，为控制疟蚊进行了广泛的残留喷撒。仅在一年以后，一个麻烦的迹象就出现了，家蝇和蚊子开始对喷撒的药物表现出有了抗药性。1948年，一种新型化学物质——氯丹作为DDT的增补剂而被试用。这一次，有效的控制保持了两年;不过到1950年8月，对氯丹具有抗性的蚊子也出现了，到了年底，所有家蝇如同蚊子一样看来都对氯丹有了抗性。新的化学药物一被投入使用，抗药性马上就发展起来了。近1951年底时，DDT、甲氧七氯、氯丹、七氯和六六六都已列入了失效的化学药物质的名单之中。同时，苍蝇却变得“多得出奇”。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同样一连串事件在撒丁岛循环重演。在丹马克，含有DDT的药品于1944年首次被使用;到了1947年，对苍蝇的控制在许多地方已告失败。在埃及一些地区，到1948年时，苍蝇已对DDT产生了抗性;用BHC取而代之，不过有效期也不过一年。一个埃及村庄突出地反映出了这一问题。1950年，杀虫剂有效地控制住了苍蝇，而在同一年中，初期的死亡率就下降了将近50%。次年，苍蝇对DDT和氯丹己有抗药性，苍蝇的数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死亡率也随之下降到了原先的水平。在美国，在1948年时田纳西河谷的苍蝇已对DDT有了抗药性。其他地区也随之出现此情况。用狄氏剂来恢复控制的努力毫无成效，因为在一些地方，仅仅在两个月之内，苍蝇就获得了对这种药物的顽强抗性。在普遍使用了有效的氯化烃类之后，控制物又转向了有机磷类;不过在这儿，抗药性的故事又再次重演。专家们现在的结论是“杀虫剂技术已不能解决家蝇控制问题，必须重新依靠一般的卫生措施”。
在那不列斯对衣虱的控制是DDT最早的、最出名的成效之一。在而后的几年中，与它在意大利的成功相比美的是1945－1946年间的冬天在日本和朝鲜成功地消灭危害约二百万人口的虱。1948年西斑牙防治斑疹伤寒流行病失败，通过这次失败，我们知道往后工作困难重重。尽管这次实践失败，但有成效的室内实验仍使昆虫学家们相信虱未必会产生抗药性;但1950－1951年间冬天在朝鲜发生的事件使他们大吃一惊。当DDT粉剂在一批朝鲜士兵身上使用后，结果很不寻常虱反而更加猖獗了。当把虱收集来进行试验时，发现5%的DDT粉剂不能引起它们的自然死亡率的增加。由东京游民、依塔巴舍收容所，叙利亚、约旦和埃及东部的难民营中收集来的虱子也得出了同样的试验结果，这些结果确定了DDT对控制虱和斑疹伤寒的无效。到了1957年，对DDT有抗药性的虱的所在国家的名单已扩展到包括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墨西哥和坦噶尼喀。在意大利最初出现的那种狂喜看来已真的暗淡下来了。
对DDT产生抗性的第一种疟蚊是希腊的萨氏按蚊。1946年开始强烈的喷撒，并得到了最初的成功;然而到了1949年，观察者们注意到大批成年蚊子停息在道路桥梁的下面，而不呆在己经喷过药的房间和马厩里。蚊子在外面停息的地方很快地扩展到了洞穴、外屋、阴沟里和桔树的叶丛和树干上。很明显，成年蚊子已经变得对DDT有足够的耐药性，它们能够从喷过药的建筑物逃脱出来并在露天下休息和恢复。几个月之后，它们能够留在房子中了，人们在房子中发现它们停歇在喷过药的墙壁上。
这是一个现在已出现的极严重情况的前兆。疟蚊对杀虫剂的抗性增长极快，这一抗性发展完全是由旨在消灭疟疾的房屋喷药计划本身的彻底性所创造出来的。在1956年，只有5种疟蚊表现出抗药性;而在1960年初其数量已由5种增加到了28种!其中包括在非洲西部、中美、印度尼西亚和东欧地区的非常危险的疟疾传播者。
在传播其他疾病的蚊子中，这一情况也正在重演。一种携带着与橡皮病这样一些疾病有关的寄生虫的热带蚊子在世界许多地方己变得具有很强的抗药性。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