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一个考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似乎都不可能去探究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的根源。当时的美国表面上正处在它的鼎盛时期。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暴动，之后，**阵营明显陷入了混乱。而在美国国内，八年来物价稳定，一派相当繁荣兴旺的景象。以约瑟福·雷·麦卡锡议员为代表的极右思潮对社会的威胁已逐渐消失。为黑人争取社会正义的运动正在兴起：一九五四年最高法院的划时代判决布朗控告教育局一案便是发轫，它使黑人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的要求得到了合法地位。艾森豪威尔当局本身也采取了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步骤，派遣联邦军队进驻南方地区阿肯色州的小石城以保护黑人子弟进入白人学校的权利。犹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民众面前所表现出的人格一样，国家也显得温和、自信，并且急于提出对外实施全球战略、对内促进国内进步这样一些大胆的即使是陈腐的设想。

    地平线上也有几块小小的乌云。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减慢。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增长的速度已不再能够适应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增长。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年，劳动力每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一点五，生产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二。它势必要求国民生产总值有近百分之四点五的增长率，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就业机会，满足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曾经高达百分之五点二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年期间却降低至百分之二点四，结果导致失业率的增加。到五十年代末，失业率已超过全体劳动大军的百分之六。然而，由于绝大多数的失业者是黑人和非技术工人，他们无法在政治上显示自己的力量，因此失业的状况暂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他任职期限将满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着手造成庞大的预算赤字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但这一努力并没有影响到人数越来越多的失业的“中坚分子”。

    在国外，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取得了胜利。由于美国无法和他取得一致这既是笨拙的国务院的失策，也是卡斯特罗的失策，人们担心苏联又在西半球有了一个可能的立脚点。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进行秘密的活动以期推翻卡斯特罗。

    肯尼迪政府的窘况是：它在国内外事务上的锐气和行动主义——需要看上去行之有效并且真正做到行之有效——却正好刺激和激发了令天下大乱的力量，使六十年代的美国备受折磨。在外交事务方面，首先是猪湾事件的灾难——美国的势力蒙受屈辱，人们不禁感到疑惑：美国究竟有没有决心？在维也纳，赫鲁晓夫认为他已掂出了约翰·费·肯尼迪的分量，壮起胆子在古巴布署了导弹此次对抗，赫鲁晓夫退缩了，因而恢复了肯尼迪的声誉。在越南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曾不顾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的压力，拒绝做出大规模的承诺；奠边府失陷以后，肯尼迪却做出了致命的决定：逐步增加美军在战场上的行动，将美军顾问和武器直接投入战斗。

    在国内，肯尼迪政府开始手忙脚乱地致力于改善穷人和黑人的境遇，但是这些努力却带来了相反的后果。特别是在实施反贫困方案时，为行动主义分子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他们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创造了小型的政治机器，结果他们却利用自己的地位在黑人和穷人的社区里组织活动小组，加剧了政治骚乱。一个革命运动经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为它的活动提供经费，如何为它的活动人员提供时间去组织他们的暴乱。肯尼迪还有约翰逊所进行的“消除贫困的战争”，其惊人的战绩之一就是；它促进了一场运动的蓬勃高涨，而这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增加了对政府本身的政治压力，如果它还算不上是一场政治战争的话。

    若是以为这种暴乱和动荡本来并不会发生，那是荒唐可笑的。自从托克威尔创立了典范的预期轨道理论以来，社会学家们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引用这个理论。它告诉我们：不论是哪个社会，它既然许诺坚持正义，并且在承认了这种要求的合法性以后开始慢慢地朝着正义拓展道路，那么，它就别指望能够轻松舒坦地渡过旋风。但是，随着黑人和社会最底层的暴乱逐步升级，又开始了一场稀里糊涂的战争。这两者融成一体，互为补充，致使国内暴乱日趋高涨，青年同社会疏远，知识分子和青年领袖们对制度的合法性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凡此种种，都使制度的稳定性本身成了问题。

    尽管这些直接的和明显的祸端非同小可，然而若是以为它们便会使美国这样一个既庞大又强大的社会完全失去方向，那同样是愚蠢的。潜在的社会学上和技术上的剧变已经发生，正在改造着社会的结构。下列四种变化一一都市社会、国家政治体系、公社制社会和后工业化世界的同时形成一一将会比一切目前的变化更为持久，并且在社会上继续引起更深刻的变革和紧张局势。除了这些社会结构上的变化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三个深深影响了未来的美国的难题：民主制度与帝国的关系以及民主制度是否可以继续保持帝国主义角色的问题；参预革命以及它对专家治国和能人治国的决策方式的挑战；文化上的深刻变化以及艺术上、情感上和经验方式上根本的非理性、反理智的偏见。

    对美国的未来做出任何估价都必然涉及到这三个方面：最近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动乱，结构变化以及价值和文化取向的基本问题。在这样的范围内，对每一个方面我都只能以罗列的方式择其精要。假如某人打算从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就必须首先在社会学理论的层次上同时也考虑到那些促使社会动荡和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因素。

    动荡的根源

    任何政治制度的关键问题都是制度的合法性问题——这正是马克斯·韦伯在现代社会思想方面比马克思略胜一筹的所在。正如S·M·李普塞所说的：

    合法性的意义包括：这个制度能否形成并维持这种信念：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最适应于这个社会。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程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取决于它解决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分裂过社会的关键问题的方式。

    效率主要是一种手段，而合法性却提供价值判断。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的相吻合。

    如果有人观察二十世纪的西方政治社会，他至少可以发现七个因素，这七个因素在交替变换的组合当中引起了社会动荡，从而使政治制度丧失了合法性。

    1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失业问题几乎被所有的国家目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然，没有哪个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知道怎样去扭转萧条。当时，所有的西方社会都陷入了危机，只是在实行了非正统的经济政策之后才保证了经济的复苏。勿庸置疑，大萧条是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得以滋长的力量之一。

    2议会陷入僵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社会力量两极分化，致使议会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僵局，妨碍了任何有效的政府，在民众中引起了绝望的情绪，结果不是激起暴民骚乱，便是导致大独裁者上台，或是促成了军事政变。

    3私人暴力行为与日俱增。在德国和其它国家，政府无法控制私人“军队”的组建和公开的街头暴力的增长，以致权威崩溃。

    4各个部门分离脱节。由于某些部门已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而另一些部门却存在着大规模的农业滞后现象，动荡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5多民族间或多部落间矛盾重重。最明显的动荡根源是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在分离之前发生的矛盾冲突和嗣后发生在说不同语言的部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有尼日利亚的地区代表着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比利时佛兰芒人和瓦龙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加拿大英籍移民和法籍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等等。

    6知识分子产生异化。文化中的杰出人物带有社会一体化的象征。几乎所有的革命局面都是和这群人的幻想破灭分不开的。巴蒂斯塔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古巴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反对他的政府。

    7战争招致屈辱。全面的惨败常常使一个政治制度瓦解，正像威廉德国和沙皇俄国所遭遇的那样。然而，局部的失败或者是被人们视为屈辱的失败也同样可能使政治制度分裂。一九○五年俄国被日本击败。一个西方强国败在一个东方民族的脚下，这是自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入侵以来的第一次，它对俄国而言意味着心理上的莫大耻辱。在拉丁美洲，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大萧条期间曾经掀起过社会主义、**、平民党和国有化的运动，但是自从墨西哥推翻老朽的独裁者普罗菲里奥·迪亚斯一九一○年以后，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拉丁美洲才随着玻利维亚的国内革命而发生了第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玻利维亚在查科战争中遭到失败之后发生的。战争的失败摧毁了社会普遍的期望和社会的价值准则，广大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和混血儿[cholos]因而断然抛弃了传统的政治和党派。

    上述七个因素还不能包罗万象，但是它们的确可以概括本世纪的重要的政治经验。在这个框架中，关于美国，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关于那些可以为人们看作是造成动荡和紧张局势的因素——越南战争、青年的异化、黑人的仇恨以及由社会结构变革所派生出来的纷然杂陈的社会问题——我们又能做何评价呢？哪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哪些问题还有进一步造成紧张局势的潜力呢？

    思想由一致走向分歧

    让我们先从显而易见的因素谈起。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已经动员起来，动员它的目的首先是要对付国际**。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开始遣散军队以后，迅速的军队重建又接踵而至。朝鲜战争促使常规武装力量极度扩大。在假定的核战争的幌子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世界各地扩充了这些军事力量。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建立了永久的军队。科学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动员了起来。所有军事技术上的巨大革命——氢弹和核导弹的制造，弹头推进的新方式——都是与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研究机构及大学的发展并且与政府相配合同步前进的。

    动员社会以对付外来的威胁——外来的威胁可以得到最确切的定义——使得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内部的分歧由大化小或被掩饰，相互间达成妥协，政治的焦距对准了外部事务。回忆一下美国的三十年代是有惊人之处的：尖锐的劳工斗争撕裂了美国，在其激烈异常的时候已经接近于**裸的阶级分裂这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阶级的分裂被整个民族的齐心协力所取代。工人进入了政府，劳资关系也由冲突走向调停。五十年代，尤其是在东欧的大清洗运动、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和马萨里克的被抛弃以及柏林封锁之后，**入侵的威胁使自由社会转而支持政府去对抗此种威胁。

    五十年代末，情况有所改变。国际**已不再是铁板一块，邪恶也似乎不再是昭彰无疑。不同类型的**已经涌现。美国正处于一种不切实际的位置，为铁托——甚至还为哥穆尔卡——提供援助。如果说苏联依然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它的侵略性质却越来越局限于传统强权的范围之内，而不再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狂热。曾经使美国外交政策活跃了十年的道德说教——尤其是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言谈话语之中——已经削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道德说教这个具有美国风格的特色，已渐渐地为美国社会的反对者们所接受。曾几何时，美国曾经采用“极权主义”这样的措辞如邪恶、病态和衰败来描述它的政治敌人的特征；现在，新左派开始采用同样的措辞来描述美国的特点，他们开始使用类似于“制度”这样不分派别的词语来描绘美国社会的本身。

    因此，**阵营的分化，使得在思想意识方面继续保持动员的姿态变得困难。卡斯特罗和胡志明这种人物的出现，为青年人潜在的革命浪漫主义提供了可以响应的现成的偶像。卡斯特罗和胡志明向人们表明，列宁式的一小群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推翻一个社会的神话，可以在一个强权世界中再次发生，这正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在越南北方，虽然类似于一九五六年的农民起义已被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极端分子遭到谋杀；对于许多人来说，“胡伯伯”却成了纯洁无私的象征，是严酷和无情的世界上一个理想主义的慈父般的人物。

    黑人争取社会承认所导致的紧张局势

    就国内而言，民族问题是美国社会中最直接最严重的问题：黑人的战斗精神，暴乱的实际情形，进一步冲突的威胁，无所不在，四处弥漫。这一切是怎样产生的呢？

    任何社会调查的起点都是：为什么是现在而不是别的时候？为什么是这里而不是别的地方？研究美国黑人不断变换的政治角色，其首要线索是人口方面的显著变化。一九一○年，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美国黑人居住在南方。迟至一九五○年，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八住在那儿。但是，一九六○年是一个“分界年”；到那时，黑人人口的半数已生活在北方。六十年代期间，平衡的重心便转移了。

    问题不仅仅是黑人离开了南方，他们还涌入了城市。一九一○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黑人居住在农村地区；到一九六○年，却几乎有四分之三的黑人移居城市。实际上，一九六○年，美国黑人比白人更加城市化。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一种新的格局也正在发展——黑人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里。这样，一九六○年，纽约已有一百多万黑人，芝加哥约有八十九万，费城有六十七万，底特律有五十六万，洛杉矶有三十三点五万多人。与此相反，黑人最集中的几个南方大城市是：休斯敦二十一点五万，亚特兰大十八点六万。

    黑人集中在大城市里是和另一个社会发展趋势——白人们纷纷迁往有时是逃往郊区——齐头并进的。这意味着在城市中心的范围内黑人已在全部人口中占有重要的比例。或许下述事实可以代表这种变化：到六十年代中期，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黑人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

    这种人口的密集和社会力量的集中为黑人群众带来了施加政治影响的可能性，而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是可以有效地利用这种政治影响的。黑人之所以能够在要求改动力量的组合时取得超过以往的成功，这种政治力量的发展是重要的背景原因。

    这幅变化万千的人口政治地图，使我们可以看到黑人群众是怎样动员起有效的社会力量的。但是，地图本身还不能描绘出“民权革命”的轨道，不能解释突然出现的黑人民族主义或黑人斗士们的心情。

    显而易见，民权革命的转折点是最高法院一九五四年五月所做的废除公立学校中种族隔离制度的判决。最高法院这样做的结果是：平等的观念一跃而成为判断社会变革的高于一切的价值标准。它表明，在使用国家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机构方面，黑人应该享有完全的和平等的权利。不过，这项判决还有两个社会学上的后果：一是国内最高的法院给予了黑人的要求以合法地位；二是辨别是非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黑人手中。黑人已不再担负提供法律依据的重担，而白人却要担负起这个重担了。

    最高法院的所作所为承认了历史上对黑人的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最高法院一八八三年进行的一次诉讼。它宣布国会在国内战争以后通过的给予黑人以所有公民权利的立法是非法的。此项诉讼为南部诸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开辟了道路。这样一来，最高法院使得任何个人和任何团体都难以反对黑人的要求，即使某些要求依据过去的标准加以衡量可以说是“过分的”如入校或就业时给予优先的考虑。在一个国家公开承认了道德上的过失以后，再对那些曾经受过害的人们说“不”字是困难的。而且，在一个国家承认了道德上的过失以后，在补偿时却又慢慢腾腾，那么导火索就更加容易点燃了。

    毫无疑义，主要的难题在于如何给“慢慢腾腾”下定义。当人们忽然间对变革寄予越来越大的希望时，希望的压力就难免会超过现实的承载力。客观的变化也难免会和主观的估计相脱节。譬如说，许多黑人声称他们的条件变得“更糟”了，然而他们实际的意思却是说他们尚未达到他们所期待的地步。一个保守的人按照现在与过去的距离来衡量社会的变化；而一个革命者却是按照将来的某个标志来衡量社会的变化。

    历史的记载表明：当时曾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黑人中的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九六○年，年龄在二十五周岁以上的男性黑人当中，完成了中学学业的占百分之三十六，而同龄的男性白人当中完成了中学学业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到一九六六年，男性黑人中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三，男性白人中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七十三。在高等教育方面，一九六○年，男性黑人中的百分之三点九和男性白人中的百分之十五点七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一九六六年，完成了大学学业的男性黑人和男性白人分别占各自总人数的百分之七点四和百分之十七点九。这一时期，黑人大学生的数目增长了近百分之九十。

    我们列举的因素包括：人口的变化，政治力量的改变，以及黑人的要求得到了合法地位。除此之外，当然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与任何社会运动都息息相关的核心问题——它的领导性质。黑人中新起的领导者们年轻、好战、富于进攻性。在这一点上，存在着一个奇特的心理上的矛盾。它表现在：第二代黑人并未受到过他们的前辈们所受到过的直接侮辱；他们常常得到的是特殊的赏赐例如一些黑人文学家，因此在心理上他们更自信、更坦率、更容易走激端。关于这个矛盾，有几个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原因。老一代的黑人面对着更为艰难的处境，为了获得一丁点利益而不得不与人无忤、与事无争，在这过程中他们常常养成了一种内在的虚无恬淡的气质；而年轻的黑人却要极端得多，因为他们在发泄怒气时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倒是的确会得到更多的报酬。由于整个社会在原则上容忍变革，人们可以更容易地竞相向“左”转或走极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努力争取内部团结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斩钉载铁地强调民族主义，强调共同的历史，强调黑人生活的优越，是培养心理上的独立感所必不可少的方式。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使人们吵吵嚷嚷，怒气冲天，但是对任何一个试图铸成本阶级的整体意识的社会阶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在美国人的生活当中，在政治和经济生活当中，黑人所起的重要推动作用并非是要推翻社会，而是要改善阶级地位。当时的文化上和心理上有一种大声叫嚷革命词句的情绪。在这种情绪的引导下，黑人们掀起了一场争取社会承认的运动。到七十年代时，这些革命的词句已成为陈词滥调；但是在六十年代，它们正方兴未艾。

    信誉危机

    六十年代的美国普遍存在着一种失落感。社会的瞬息万变总是使广大的民众心绪缭乱，然而人们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社会包括技术上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迅疾变幻。为了弄清这种失落感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与其考察一些肯定有所异化的混乱的领域，还不如考察一下社会上那些代表传统的领域更为有效。这些领域——特别是宗教——是任何一种文化动荡的根源。请注意：虽然谁都知道要对民意测验的结果做出解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同一个问题在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在民意测验上提出来时，那么民意测验就有可能有效地指示出民意的变化。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八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曾不时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你认为现在整个宗教对美国人的生活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呢，还是丧失了呢？”见下一页图表。

    自然，令人惊异的是，情感的变化是与肯尼迪执政和约翰逊执政的年月、与“新边疆”和“伟大的社会”的年代相对应的。“新边疆”的特殊性是它的许诺意识，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说的那番振奋人心的话即是这种许诺意识的象征。在政治上，“新的一代”已经崛起，其特点是他们充满了热情。这种热情同样是上述许诺意识的象征。

    宗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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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失　增大　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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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７年４月

    国民抽样  １４%  ６９%  １０%

    新教徒    １７   ６６   １０

    天主教徒　　 ７　　 ７９　　 ８

    １９６２年４月

    国民　　 ３１　　 ４５　　１７

    １９８５年４月

    国民 　　４５　　 ３３　　１３

    １９６７年４月

    国民　 　　５７　　 ２３　　１４

    新教徒 　６０　　 ２１　　１３

    天主教徒　　４８　　 ３１　　１６

    １９６８年４月

    国民 　　　６７　　 １９　　 ８

    新教徒　　　６９　　 １７　　 ８

    天主教徒　　６１　　 ２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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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怎样才能解释近十年来的情绪变化呢？他只能以罗列的方式择要地说明一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美国工业的显著成就和人们心理上的鼓舞情绪虽然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料战后将有一次经济萧条，但它并未发生。这一事实使人们为之感到兴奋鼓舞。似乎表明：经济的增长最终将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J·K·加尔布雷思所使用的“丰裕的社会”这个词就似乎肯定了此种可能性。

    加尔布雷思的观点的另一面——在个人消费增长的同时，大众的贫困也在蔓延——长时期以来却被人们忽视了。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大众的贫困，沮丧的情绪才得以滋长。同以前的共和党政府相比，肯尼迪政府更乐意于将它的视线放在国内事务上。它企图在国内创造出一个纪录。但是，这种努力的本身却把大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原来并不受人重视的问题之上，例如贫困、住房、教育、医疗、市区延展、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是否可以“解决”还悬而未决，但是有一点却是确切无疑的：人们很快都提高了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它有助于社会不安情绪的形成。

    2黑人暴动和犯罪。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曾经连续五年出现了“炎热的夏天”，其中每一年都有一次暴动的**。它起先发生在南方，然后迅速地蔓延到北方，以致于瓦兹、底特律、纽瓦克和华盛顿特区的每一条街区都在燃烧。克纳委员会的报告表明，这些暴动中没有任何一次是有组织的。每次都是由一件小小的事由，常常是警察的无礼或被认为是无礼的举动，导致谣言四起，无法控制，接着燃烧物便爆炸了。正像任何社会运动一样，狂热的、插曲式的、横冲直撞的行为标志着行动的第一步。第二步便是进行更有组织的军事行动。在黑人居住的地区里，许多相互矛盾的倾向在起着作用。既有黑人民族主义的倾向，也有类似于黑豺党这样的运动。黑人民族主义者试图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黑人机构，以战斗去寻求达到那些目标的途径。但是，黑豺党这样的运动却强调游击战术，准备和白人的激进运动联合起来。

    正是黑人战斗精神高涨的本身引起了白人背地里的“强烈的反感”。这种情绪在华莱士运动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反映。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北方支持乔治·华莱士的力量主要来自蓝领工人和蓝领工人占优势的种族集团。在地位上他们接近于黑人，但他们却感到了最大的威胁。在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时，他们曾经在邻近的地方买下房子，建立家业，而现在他们感觉到自己所获得的利益受到了黑人的威胁。

    许多类似的恐惧主要都集中在犯罪问题上，要求“加强治安”的呼声可以概括这些恐惧。犯罪率究竟上升到何种地步难以确定。众所周知，联邦调查局的犯罪率统计数字既不充分也不可靠。尽管我们无法确定犯罪率的实际增长数，但是黑人犯下了一定数量的罪行却是不容置疑的；就其本身而言，它也不应该令人感到诧异。犯罪是一种“白发”形式的阶级斗争，社会的最低阶层总是要犯下一定数量的罪行，过去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是这样，黑人亦复如此。不过，因为黑人集中在城市里，他们的犯罪行为更为“明显”，不安的程度也因而急遽上升。

    3青年的异化。在任何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人们都可以为青年的日趋异化找到许多根源。我以为，共同的结构根源是青年们不再受到一种“组织的约束”，而且他们不再受到约束的年龄界限是越来越提前了。简单地说，学生们的忿忿不平只是后工业化社会中“阶级斗争”的第一步，犹如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年期间破坏机器的运动正预示着工业化社会中劳资双方的冲突一样。

    除了共同的根源以外，同样也有某些不同的特点。六十年代，年龄在十四至二十四岁之间的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这个变化令人吃惊，从而让年轻人意识到机会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大学教育的地位有所下降。对于前一代人，上大学仍然是地位与众不同的标志。然而现在，在好的大学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毕业生将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相对这种机会而言，大学只不过是一站而已。在较大的公立大学中，用马丁·迈尔逊的话来讲，“被选中的”无非是获得了“选民的资格”。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对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中学里已经存在诸如此类的担心：“我能上大学吗？我能上一所名牌大学吗……？”而大学里的担心则是：“我能考入研究生院吗？……”

    过去，握有大学学位就能保证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现代的技术革命中，大学的学位已不再是攀登社会上层的捷径。学有长进包含着一连串的专业训练和进修，目的是赶上正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和知识。简而言之，年轻人的异化主要是一种反应，是他们对自己生活当中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做出的反应。

    4越南战争。在美国，甚或是在世界上，倘若有什么单一的因素是社会紧张局势的催化剂，那就是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在美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许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人认为，即使这场战争并没有令人满腹狐疑，在道义上它也是稀里糊涂的。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产生了政府是否讲究信誉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它直接威胁着总统宝座的合法性。

    在大多数国家里，国家和行政当局之间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可以反对政府，而不会有是否效忠于国家的疑问。在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区别这两者，因为政府代表着广泛的民意。但是，在越南战争期间，抵制政府导致许多人反对国家。

    这种情况是以信誉问题肇始的。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约翰逊政府官方的乐观主义尤其是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间与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不相符合。政府不断地辩解说，“再走一步”美国就会取得胜利，基于此它作出了增派军队总数达到五十万美**人、轰炸北越和拒绝谈判的决定。从某种程度上说，约翰逊总统的性格也是个因素，他遮遮掩掩，迷惑了不少人。经济顾问委员会曾享有经济数据之源的声誉。一段时期，这种声誉受到了危害，因为总统不再为委员会提供有关越战费用的情报，结果公众对委员会的估计把商人和企业家们引上了歧途。

    不过，问题还不仅仅是政府能否讲究信誉，另外还有一个道义上的问题，即不正当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大规模的轰炸、大片土地的荒芜、人口的迁移、大量的死亡，这一切提出了许许多多尖锐的道德问题，而总的说来当局却回避了这些问题。

    约翰逊政策的迅速破产，其最后一个因素是军事策略明显地不奏效。轰炸完全不起作用。“扫荡”的战术拉长了美军的战线。当越南人在近一百个地方突然同时发起强有力的春季攻势时，城市便成为薄弱点。对美国的右翼分子来说，军事策略的失灵尤为令人恼火。事情既已如此，柯蒂斯·李梅将军——一九六八年总统大选时，在华莱士的候选人名单上，他是副总统候选人——要求扩大空袭规模，摧毁海防市；理由是，惟有更大规模的行动才能赢得战争。不过，政府没有批准这项要求，因为美军行动的再次升级定会导致北越投入更多的兵力、苏联投入更多的武器来与之抗衡。然而承认了这一点，只能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僵局已定，美国无能。

    对于青年人来说，越南战争是促使他们异化的唯一最直接的根源。征兵的扩大增加了青年对就业和未来的忧虑。在他们的心目中，服兵役充其量不过是在浪费青春年华；更有甚之，是与邪恶为伍。学生们无法影响国家政策的制订过程——或者说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便把大学作为社会的象征，将一腔怒火洒在校园里。

    战争使一大批未来的精英型人物感到同社会格格不入。能否消弭这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是关系到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在将来是否有力量和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结构的变革

    探讨任何社会，都有着为暂时的和闹哄哄的事件所吸引的危险。这些事件耗费了我们的精力和热情，使我们专心致志地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事。有些事件对于未来举足轻重，有些则一时火光冲天，然而瞬间即化为灰烬。

    要对社会做有意义的探讨，就必须努力发掘那些更为深刻和持久的因素，它们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力量。这些因素表现在三个方面：价值取向，即给予社会以合法地位的因素；文化，即表意性象征和情感的贮藏所；社会结构，即一系列的社会安排，它同政治体系和各行各业中的人员分布状况息息相关，同满足社会正常需求的物质分配也有关系。下面，我将着重谈谈社会结构中一些潜在的动向；我必须再次以罗列的方式择其精要而谈，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社会结构的四大变化是：第一，人口的变化；第二，民族社会的建立；第三，群体社会的出现；第四，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所有这些变化几乎都是同时发生的。正是这种多重革命的同时发生性和联合性在社会上引起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冲突。

    人口的变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七○年，美国的人口主要有三个变化。第一，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国家迅速的都市化；第三，主要都市区市中心的种族比例的变化。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人口增加了近二千八百万，相当于一七九○年到一八六○年间七十年的人口增长总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一九七○年，人口由一点四亿猛增至二亿，在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四十二。战后有九千万儿童出生，减去同期死亡人数，净增六千万。

    十九世纪的前半叶，人口平均每十年增加约百分之二十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十年增加约百分之二十。不过，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早期的人口增长和后期的人口增长之间有两个关键的差异。一是衡量标准的变化。一八○○年到一八一○年，人口由五千万增至七千万，对国家来说，这个数字在百分比上是个巨大的增长。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年，人口由一点五亿增至一点八亿。虽然在百分比上这是个较小的增长，但衡量的标准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二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早期的人口增长主要是局部的，它表现在新增加的人口只不过是朝着不同的方位延续着社会的链条而已。后期的人口增长是金字塔式的：新增加的人口重叠在现有的人口之上，扩大了选择配偶的范围。

    伴随着人口的迅猛增长，农业生产方面也发生了革命——这一惊人的事实普遍为人们所忽略。从一九○○年到四十年代中期，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百分之二左右上下波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是在需求的刺激下然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广泛采用了化肥和硝酸盐，农场生产的年增长率上升到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左右。结果，在二十五年里，二千五百万人迁离农场移居城市。

    由于这种人口的变化，再加上矿工数量的缩减，国家中心的大部分地区一一从南、北达科他州一直到得克萨斯州西部——人口流失，许多家庭迁往国家的“边缘”。美国的三千个县中，有一千个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间失去了居民，而主要的“获利者”是东、西海岸和北美洲五大湖边的大都市。

    作为一个建立在复杂的基础结构之上的高消费的社会，美国对各种服务性设施，如医疗、运动场、学校、运输，提出了大量新的要求。根据纽约地区计划署一九六八年的估计，平均每个人头需缴纳一万八千美元作为投资费用去维持各种基础服务设施——道路、污水处理系统、自来水供应、住房，等等。战后的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在二十岁以下。由于这个同期组群的人数大量增加，再加上农业革命推动了移民趋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为了消化迅速增长的人口，需要消耗巨额的资本并付出许多其它的社会代价。

    既然美国已经发生了人口“爆炸”，那么也就是说还发生过人口的“内向爆炸”，即人口聚集于大都市地区。截至一九七○年，约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到一九八○年时，将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住在城市里。一九六○年，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仅一百个。到一九八○年时，则将有一百六十五个城市的人口超过十万。其必然的结果是，汽车的数量也可能从一九六○年的五千九百万辆激增至一九八○年的一点二亿辆。在中心市区里同样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市中心白人人口的数量以百分之零点三的比例急遽了降，郊区的白人人口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同一时期，市中心其他人种的人口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九，郊区增长了百分之十点一。

    尽管一九五六年以后出生率已开始有所下降，美国人口的增长趋势却赓续不断。第一个原因是未婚女性越来越少。一九五○年，近百分之十五的女子从未结过婚；二十年以后，仅有百分之七保持单身。第二个原因是外来移民增多，尤其是在一九六五年移民法修改以后，每年准许四十万左右的移民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美国。最后一个原因是，鉴于战后的生育高峰，人口的基准本身扩大了。虽然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降低，到二○○○年时美国的人口却极有可能达到二点八亿。

    民族社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第一次成长为一个民族社会。长期以来，美国努力争取民族身分和民族象征，只是在这层意义上它是个“民族”。但是现在，由于通讯业和运输业的革命，美国已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因为从根本上讲，发生在一个社会部门里的变化已开始能够在其它部门里产生迅速的反响。

    为了能够理解这种变化，人们可以将它同先前发生的一种变化——国家经济的出现——相比较。在一九一○年到一九三○年之间，美国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国家经济体系。但是，美国却缺少组织机构去应付此种规模的经济体系。回顾历史，实施新政的突出意义就是要设立新的组织机构以加强和管理国家经济体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所作所为就是想用新的政治规模去适应经济活动的规模：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管理金融市场；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领导工会活动，处理劳工关系；政府实施外汇管制，废除金本位，以控制资本的抽逃；政府奉行支出超过岁入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而保证公民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社会的出现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然而就国家总体而言，却并没有产生与此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政治体系曾经感到烦恼的问题之一是，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政府在努力设置这类机构时——特别是在那些能够提高生活水准的方面，如卫生、教育、就业机会、娱乐和土地利用等——都异乎寻常地失败了。

    人们可以发现，民族社会的出现带来了三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从范围上看，社会问题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居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移居全国各地，移居条件又常常变幻莫测，这种情况给某些地区增加了负担。关于这一点，人们可以从纽约市的救济对象不断增加这个现象中看出。一九五九年，二十四万人需要救济，耗资三点二五亿美元。到一九六八年，救济对象却几乎达到一百万，耗资十七亿美元。虽然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但纽约肯定承担了国家很大一部分的负担。

    第二，目前的行政管理结构不合时宜。美国由五十个州组成。在宪法的约束下，各州对本州公民的卫生、教育和福利负责。但是，类似罗德岛、特拉华、新泽西和马里兰这样的小州，它们的计税基准微不足道，它们的居民倾向于到外州工作，它们的行政费用却仍然很高。它们的存在又有什么理论基础呢？在天平的另一头，是美国的八万个自治城市，各有各的税收和主权。这哪里是权力下放，简直是混乱。令人诧异的事实是，在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的同时，它的政治体系却保持了都铎王朝的特点，既陈旧过时，又显得臃肿，设置了一大堆相互重叠的司法机关——镇、县、市，再加上卫生特区、公园特区、污水净化特区、水源特区等等诸如此类的特殊机构。正是因为缺乏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城市和地区便无法制订行之有效的计划。

    第三，公民投票式政治应运而生。在美国，空间上的距离已随着各种交通工具的发展而显得黯然失色。其后果之一，是华盛顿已成为所有政治斗争的中心场所，压力集中到了一个地方。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也许美国历史上的劳工暴力行为要比欧洲大陆上的任何国家都多。尽管统计资料极其缺乏，但是如果人们能够了解到这样一些大致的情况，如死亡的人数，调集军队的次数、罢工的次数、损失的工作日的数量，那么我认为，美国的暴力行为显然要比欧洲多得多，而政治的和思想意识的影响却要小得多。原因之一是，美国与欧洲不同，美国劳工的暴力行为多数发生在社会的边缘，而不是中心；它们要影响社会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今天，劳工问题已设有专门的机构加以解决，然而其它各种棘手的问题却依然如故；对社会造成直接压力的“动员政治”也还有很大的市场。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一**四年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由一群失业者组成的所谓“柯克西军队”从俄亥俄州马西隆城出发，朝着华盛顿挺进。出发时，整个队伍有一万人，然而当几个星期后他们到达华盛顿时，队伍中只剩下了为数不多的人。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和A·菲利普·伦道夫号召向华盛顿进军，一个星期内，几乎有二十五万人蜂拥而至国家的首府。

    假设政治的冲突必定要有增无已理由将在下一个部分里详细论述，那么下面这种可能性——任何集团都可以借助群众的压力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大，导致整个制度的结构拉力进一步加剧。假设社会上还有可能发生暴力行为——在这个制度下，暴力行为曾广为流行；那么，民族社会一经出现就已经造成新的严重的紧张局势。

    群体社会

    群体社会[communal

    society]的产生以下面两个事实为其滥觞：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开始得到发展；社会权利开始从群体而非个人的角度加以诠释。在美国的舞台上，这两者都是崭新的事物，都向社会提出了新的问题。所谓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就是指产生的问题必须由公众的权威予以解决，而不再通过市场的途径。道路的铺设、城市的规划、保健服务的组织、教育的投资、环境污染的消除、房屋的建设，都已成为与公众利害攸关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在市场上买到他应享有的“清新空气”，人们必须采用公社组织的手段来对付这种污染。

    市场的好处在于它分散责任。在市场上，成百万或成千万的消费者独立行动，尽兴选购。当通过他们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策”时，没有任何个人或一群人需要为这些决策承担责任。即使由于这些市场决策的缘故而导致产品滞销，或消费者的兴趣有所改变，企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都垮了台，那么，也不会有哪一个群体会为此背上渎职的罪名。然而说到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情况就大不相同。决策方式有目共睹，人们知道应该责怪谁。事实上，决策方式已经具有“政治色彩”，受着政治决策中多种多样的直接压力的制约。

    随着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变得日益不可缺少——因为有些事情个人是无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做到的；这种新的方式扩大了社会冲突和群体摩擦的潜力。这一点是简单明瞭的。当政治体系背上了愈来愈多的政治问题的“重负”时，当住房、卫生、教育和类似的问题都具有政治色彩时，紧张就会加剧。在二○○○年委员会的报告一九六七年中，我最先做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预测：未来的社会上，群体的冲突将会有增无减。

    我所说的群体权利，是指向社会提出要求的权利已开始奠定在群体全体成员的基础上，而不再奠定在个人属性的基础上。美国的价值体系一直是以个人的成就和个人的机会均等为基础的。过去，曾有形形色色的功能性团体得到了人们的承认，具有集体的特征如工会，而且也得到了作为一个集体的权利例如那些工人必须在限期内加入工会的工厂企业和商业机构。但是那些团体都是些自愿的组织，一旦某个人退出组织，改变了他的身份，他也就失去了那些组织的保护。近来，一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黑人们希望许多权利能够成为他们这种肤色的“财产”。黑人的理由是前后矛盾的。一九五四年，黑人律师在最高法院上采用的论点是：“隔离但平等”是不公平的，黑人有权要求社会将他们作为个人来对待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平等的权利，而不是作为一个“种类”来对待。然而随着种族一体化趋势的慢慢发展，黑人在心理上确定了群体身分，他们的要求的性质便开始改变。黑人从要求机会均等转而要求利益均等。他们还争辩说，惟有通过特殊的雇员名额、就业的优先待遇、补偿性教育和诸如此类的方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社会上要求群体权利的范围将会扩大，因为社会生活越来越立足于群体的基础之上。社会需要创立哲学的正统论即证明自己为合法的理论，需要找到政治的途径，以裁决这些相互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