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论文里，我通过分析来阐发真理。这些真理尽管简单而又明了，但几乎一直被人所遗忘，或被偏见的阴影所笼罩。我力图把散见于我们的某些哲人的著作中的这些真理收集起来；但是，这些真理却同大量的错误见解混淆在一起，或者陈述得如此无力，以致在书中几乎不被觉察。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为的是使其恢复全部力量。有一首无论就其主题还是就其结构来说都是新颖的长诗①，最近以史诗的优美形式表达了这些真理，使其放射出光彩，具有更大的魅力。我在本篇论文中，只保留这些真理固有的明显性，而不加任何的修饰。
①“一首无论就其主题..都是新颖的长诗”：此段涉及摩莱里的长诗《巴齐里阿达，或浮岛之沉没》。
该诗共三卷，1753
年在巴黎作为译自印第安语的译中出版。摩莱里隐瞒他是该诗的作者，甘愿冒充为译者。在这本乌托邦作品中，他描绘遥远的地方存在一个**国家。——译注
理性的状况是如此可怜，这就应当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撕下蒙在它眼睛上的绷带，使它把视线转到人类的真正利益上去：《巴齐里阿达》的主旨就在于此。在交代过这部长诗的主题和结构之后，我便要在这里不加修饰地陈述它的道德体系了。
对《巴齐里阿达》的结构和主旨的总看法
看来，作者认为，不必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及其注释，只要借助于生动的、受判断力指引的想象力，便能创造出符合一切艺术规则的英雄史诗；这些艺术规则本身，比运用天才描写英雄人物的事实要晚得多，而其权威也正是从这灵魂之火所产生的作品里取得的。总之，正如人为的逻辑学出现以前就已进行推理而且是进行正确的推理一样，一些十分优美的诗歌也早在人们注意研究其结构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和作者一样认为，在给予古今名作家的聪明幻想以公正评价的同时，可以为史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并可按这样的计划进行创作：即内中不必引进伟大诗人们认为值得歌颂的任何激情的行动、任何悲惨与流血的事件或者浪漫式的奇遇。
这些名人的虚构之作都是与各民族的宗教、政治和道德的偏见有联系的，他们曾想教诲这些民族或者想取悦他们；他们自己就尊重这些偏见；似是而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能打动他们，他们只求美化那些自以为美好和值得赞扬的事物。
认真地考察到他们的道德会大大低于他们力图用以装饰道德的那些寓言和讽喻的时候，人们就不禁要将他们和那些以华丽的刺绣来装饰不值钱的布料的艺人相比。我赞赏工艺之美，但看不起它的材料。这些幸运的天才想令人得到娱乐，因为他们期望由此进行说教：他们的意愿是值得称许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仅仅成功了一半，他们只做到了取悦于人。
看来，作者也象他们一样，追求着有益于人类的荣誉，并且力图超越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点，他走了一条几乎全新的路，他需要新的方法。他没有任何先例可援。到哪儿去找范例呢？那里正是无人想到要去寻找范例的地方。
每个诗人都只满足于把自己的主题局限在有关某一民族的习俗，宗教或荣誉的某一历史情节或寓言故事的范围内；M***先生（指《巴齐里阿达》的作者，即摩莱里本人）却给自己规定：除了全人类的真正利益之外，不知有别的东西。①最后，他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主人公：他能够按纯朴的自然的和平法律来管理人民，他不象其他大多数主人公那样受谬论所赞扬，也不象他们那样，被阿谀奉承任意把最讲究的头衔加在头上。
①M***先生：指《巴齐里阿达》的作者，即摩莱里本人。——译注
迷信随时而且几乎处处地把怪诞或可笑的东西加到其畏惧之物或狂热崇拜之物上，但这首诗的各部分却完全避免了这种怪诞可笑的东西，那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要让诗的组织产生虚有其表的幼稚的魅力，而应让其展示出令人赞叹的宇宙结构。诗中主人公的保护力量应当是神的唯一真正属性的美妙的象征，而不是人格化了的离奇古怪的魔鬼；这些魔鬼在我们通常的诗歌中的作用是为了导致某个狂人的冒险事业的收场，或者为了把某个不幸者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不必多作比较，人们一读到这部著作便会感到所有这些差别。人们也会发现，作者象我们那些名作家一样，在画面和描写方面力求模仿优美的自然；如果有时他也描写一些相同的事物，他就尽可能避免从同样的角度或用同样的观点来处理这些东西。我请读者对新颖的场面、优美的构思和表达作出判断。现在让我们从手段转向主要的目的吧。
这个目的就是：指出真正的主人公是由自然的教诲造就出来的人，并且根除一切使他对这位可爱的立法者的声音听而不闻的不幸的偏见。这部长诗的正题①正是从这个高尚的主题产生出来的，并且通过《浮岛之沉没》的寓意，指出大多数理性受蒙蔽的浅薄人物所应得的命运。
①《巴齐里阿达》（la Basiliade）在希腊文里意思是指一个真正有资格统治世界帝国的人的英雄行为。——译注
通常道德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这些错误漆黑一团、积聚成堆并难于打破
令人惊讶、甚至可说骇人听闻的是，我们的道德——几乎与所有民族相同的道德，正以公认的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名义向我们发出那么多的谬论。这门科学，就其基本原理及其结论来说都应象数学本身那样简单明了，却被如此之多的模糊而复杂的观念以及总是以错误为前提的主张所歪曲，以致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摆脱这种混乱：它习惯于相信那些自己无力考察的东西。的确，有千百万被认为是肯定无疑的、人们不断据以推理的命题，无非都是一些偏见。我常常拿它们同古董家根据伪造的纪念章写出的学术著作相比。如果有人对这些博学者受到某个铸工的欺骗而感到惊讶的话，那么当一个哲人发现人们多少世纪以来屈从于那些不断扰乱他们安宁的谬误的时候，他也会同样感到惊讶。这种盲目性及其持续时间之长和难于治愈的根本原因是：真理是一种如此精致、准确和敏锐的尺度，以致于稍有失误就会发生偏差；开始时，这种偏差极其微小，几乎看不出来，随之便迅速增大；其发展的速度和递增的程度比任何一种可以计算的错误都要大得多。但它有这么一点令人讨厌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愈犯错误，愈不以为自己有错；如果他一旦认识到迷误，那时这个迷宫竟如此之大、如此迂回曲折，从而会使他害怕和不知所措，他也就不能或不敢去寻找走出这个迷宫的路径了。
近代，甚至当代，象培根、霍布斯、洛克、蒲泊①和孟德斯鸠等派人物都感到，道德是哲学中最不完善的部分，这是因为其观念繁杂，平原则变幻无常，其方法又无规可循所致；它的方法不能用以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每一步都会遇到其反面也同样能站得住脚的命题。
①亚历山大·蒲泊（Pope，Alexandre）（1688—1744年）：英国诗人，讽刺诗《邓西亚特》（Dunciade）
（1728年）的作者。他在诗中嘲笑了清教徒的文学。1733年，蒲泊发表了他的《人论》（Essay on
man），用诗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哲学的乐观主义。一译注
这些困难使一部分伟大人物却步，而使另一部分陷入了普遍的怀疑；只有其中某些人试图把这个整体分成若干部分，并且分别对其各个部分进行考察，但是他们不敢作出任何结论，这或者由于他们未能发现这个复杂结子的活头，或者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给读者指出一条道路让他们自己猜测下去。
古今道德家的错误根源；为了认识和避免这些错误，他们本应做些什么
我力求发现错误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并显示使我们的道德家和立法者越来越离开真理的这一最初的偏差点。请听一听他们都说些什么吧！他们会向你们提出下面这个重要命题作为他们体系的不容争议的原则和基础：人生来就是不道德的和凶恶的。某些人则说，不对，不过人现在所处的环境、他的品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促使他变得邪恶而已。①
①人们在散文和诗中曾就这个题目写过多少胡言乱语啊！
所有的人都严格接受这一点，谁也没有想到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因而谁也没有发现可以提出和解决下面这个极妙的问题：
找到这样的环境，人在其中几乎不可能腐化或作恶，或者最多只犯minima de
malis（最轻的罪）。
我们古代的教师们由于忽略了这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也就觉察不到一切罪恶最初的唯一根源，看不见能使他们认识错误开端的明显的唯一媒介。我们现代的教师们在步他们的后尘，离最初的真理更远了，这一真理本来能使他们清楚地认识邪恶的本源、性质和彼此的联系，认识通常的道德要提供的救治药方之无效。我认为，他们借助这种认识，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教育上的道德分成若干部分，证明它的假设的虚假，它的戒律的无力，它的箴言的矛盾，它的手段是和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一句话，本来可以详细证明这个怪异的整体的每部分的缺陷。
这种分析，象分解数学方程式一样，排除和消掉一切虚数和疑问，最后求出那个未知数，我是说，得出真正可以得到最明确证实的道德。
我用这种方法发现，我们的智者为了力求挽救堕落（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人的地位注定的属性），总是由这样的设想开始：这个堕落的原因是在它从来不存在的那个地方，他们恰恰把这种毒药当作良药去治疗他们认为是病因的病症。
这班饶舌家不断地互拾牙慧，谁也没有料想到：人类堕落的原因，正是他们最初的一篇说教。在他们看来，他们说教的内容那么纯洁，那么庄严，他们的法律、规则那么明智，那么值得尊重，以致人们不敢把这种极大的祸害归咎于他们；他们则宁愿把这种祸害推到自然的身上：这样一来，尽管人从自然界脱胎出来时都不带有任何形而上学观念或道德观念，而只具备接受这些观念的能力；尽管人在生存的初期与其说倾向于某种猛烈的激情，倒不如说对任何活动都十分淡漠，可是这样的人，却被我们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原来就存在大量的恶习，其中夹杂着若干天赋的美德和天赋的思想。人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怀着有害的堕落的种子，促使他为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和整个宇宙。
当我接触到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时，我总可以有权指出：这些医生并没有寻求根除或抑制这种不良倾向的办法，以便让微弱的美德得以发扬（据他们说，美德之根并没有完全腐烂）；我还要指出，他们并没有鼓励这些有益的倾向，相反，他们所做的正是要把罪恶的种子撒进从来没有这样的种子的人的心中并使之开花结果；正是要扼杀他们以为在人的心中栽培起来的为数不多的美德。
利己心变质的原因
作为例子，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当成七头蛇的利己心吧！的确，由于你们自己的告诫，这利己心已经变成七头蛇了。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这种自爱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以简易而无害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生存的持久的愿望，而这些方法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并且只有极少数需要所引起的感觉刺激着我们去使用它。
然而，一旦你们的规章给这些方法加上许多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且甚至吓人的危险时，natfligat
oportet①，那么，看到和平的本性一变而为狂暴，同时变得能干出最可怕的极端行为，迫使你们为平息其冲动或补救所造成的损失而持续许多个世纪去进行工作，付出巨大的劳动却得到很小的收获，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种自爱不是变成你们徒然痛骂的一切罪恶，便是变成你们预备加以反对的那副伪善的假面具，当你们看到这种情况时，会不会感到惊讶呢？ 人们的普通教育正是从你们可怜的道德中蒙上阴暗的色彩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看到，这种道德说教从人的幼年时代起就把有害的因素带到他们的心中，而你们却错误地把这点归咎于自然。
①如果有人向自然的本能宣战，那他就得战斗。
因此，当一位父亲第一次用这类戒律来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也就是种上了不服、反抗和暴力精神的祸根。这种反抗是自然的恶习吗？当然不是；它是自然权利的完全合法的捍卫者。
如果这位纯朴而粗野的父亲在治家和维持家庭和睦的方法上产生错误，如果他为此目的而想在家庭中建立的秩序是有缺陷的话，那末，在开始的时候祸害是不会很大的。
你们这些人类的改造者，应当从这种治理缺陷的祸害中警觉起来，应当意识到祸害的原因，注意到它的影响，并且预见到它的危险后果；而你们却接受这些错误，促进它的发展，使它象民族一样增多，你们还把它作为管理民族的准则；你们难道是情有可原的吗？ 大体说来，这就是《巴齐里阿达》里所要抨击的根深蒂固的错误。下面谨简述我想在本书中确立的真理。
从自然界脱胎出来的人的状态，自然界为了培养社会性的人做了些什么
人既没有天赋的观念，也没有天赋的倾向。他在自己生命的第一刹那，处在完全无所谓的状态，甚至对于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一种与动物的感觉毫无区别的盲目感觉是使这种无所谓状态中止的第一个动力。
我既不想详述最初使人摆脱这种漠然状态的事物，也不想详述事情是怎样进行的；我要说的是：人被自身的需求逐步唤醒，这种需求使他关心自我保全。他正是从所关心的最初事物中获得自己的初步的观念的。
自然界英明地使我们的需求和我们力量的增长相符合；再者，在为我们其余整个生活确定需求数额的时候，它使这些需求总是稍微超过我们能力的限度。我们来看看这种安排的缘由。
如果人在满足自己的需求方面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那么他在每一次获得满足以后，就会回复自己最初的无所谓状态，而只在感到新的需求刺激的时候，他才会重新摆脱这种状态；如果需求可以轻易得到满足，那他也就无须有超越动物本能的知识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性就不会多于动物。
但是，最高智慧的意图并不是这样；它想使人类成为一个聪慧的整体，这个整体凭借简单而奇妙的结构自行建立起来；它的各个部分准备就绪，可以说已为组成最美的结合体而雕琢好了。某些轻微的障碍与其说妨碍人们的这种趋向，倒不如说强烈地激发他们结合在一起：在彼此分开的时候，人们是无力、娇弱和敏感的，能使他们得到满足的物体由于一时尚远而引起的那种愿望和不安，必然会增加他们之间的这种道德引力。
从这些发条的张力会得出什么呢？两种惊人的效果，即：
(１)对一切减轻或有助于我们克服软弱的事物产生善意的感情；
(２)理性得到发展，这种理性是自然为了帮助软弱而和软弱联在一起的。
从这两个丰富的源泉还会引出：社会性的精神和主旨、共同的技巧和一致的预见性，总之，是一切直接或间接与共同幸福有关的观念和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同意塞涅卡①的话：“Quldquid
nos meliores beatosque facturumest，nutura in aperto aut in pro-ximo posuit”。②
①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法文作S(neque，生于公元前4年，死于公元65年），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译注
②“自然界已把一切会使我们更美好和更幸福的事物部摆在我们的眼前，安排在我们的身边了。”
自然界正是抱着这种目的把全人类的力量按不同比例分给每个人。但是，自然界却让每个人拥有出产其赠品的土地，它使所有的人和每个人都利用它的慷慨赠与。世界是一张大饭桌，配备足够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桌上的菜肴，有时属于一切人，因为大家都饥饿，有时只属于某几个人，因为其余的人已经吃饱了。因而，任何人都不是世界的绝对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