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至尊者的罪身——张汤之殇（22）

    如果说“（汲）黯又非毁（公孙）弘、（张）汤”乃是其人心胸不够开阔所致，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巨大观念差异。

    汲黯一次当着武帝之面言辞激烈地责问张汤，道出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公（张汤）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而公以此无种矣！”其后汲黯又曾对大行李息言道：“……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重。”

    再考虑到即使廉洁如赵禹汲黯也颇有微词，那么，这一切就并不仅仅是对张汤的人品不以为然，也正因为此，万不可将汲黯的抱怨简单理解为个人仕途不得意后的狭隘之举。诸如此类的深刻根源，在于信奉黄老之学的汲黯，反对张汤和赵禹为代表的文法吏通过严刑峻法、公孙弘为代表的儒生官吏通过尊崇儒学来颠覆本朝立国以来一直坚持的黄老无为而治的国策。汲黯与张汤参与朝廷论议，张汤的着眼点常集中在严格解释具体的法令条文，汲黯并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必（张）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视矣！”

    但这依然不是问题的全部，张汤与汲黯的争吵预示着，本朝文法吏官吏与儒生官吏逐渐取代黄老学派官吏，并从此拉开了文法吏与儒生两大官吏群体数百年争夺的序幕。当然，张汤与汲黯两人都不可能理解到这一点。

    本朝立国直至景帝时期，立于朝堂而遍布郡国的几乎完全是纯粹的文法吏。高后时颁布的《秩律》中详细罗列出帝国二千石官员的排序，御史大夫居于首位，掌管刑辟的最高司法官吏廷尉紧随其后，而掌管宗庙礼仪也即礼乐教化的奉常仅列末席，清晰呈现出秦汉帝国“以刀笔吏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