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境。

    曾国藩最为人称颂的事功是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这场战争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坚持到最后终于胜了。当然，这也和曾国藩的治军有术密不可分。但纵观团练的建立、湘军的发展史不难发现，曾国藩并没有走出王阳明“十家牌法”“保甲法”以及控制军队，使其上下相维、治众如寡的种种措施，只是亦步亦趋地借鉴与摹仿。并且，曾国藩替满清政府屠杀汉人，生前就有争议。而王阳明虽然也诱杀过池仲容，但总体来看，被他击败的对手无不对其心服口服。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曾国藩破的是山中贼，而王阳明破的是心中贼，境界有别，高下立判。

    在思想上，曾国藩借宋明理学之道，酿自家之术，亦有成就，但比起王阳明的道术一体、收放自如尚有距离。

    王阳明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打破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程朱理学的窠臼，独创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三大命题的阳明心学，信从者上至宰相，下至农夫，流传之速，蔓延之广，不仅有明一代无人能匹，纵观古今中外亦不多见。他的弟子中官居高位者不计其数，入阁拜相者不乏其人（徐阶、张居正、赵贞吉等），在各自领域独领**者更是如过江之鲫（徐文长、汤显祖、徐光启、李贽等）。在明朝，他从祀孔庙；在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五四时的陈独秀、胡适之无不从阳明心学中吸取人性解放、自尊无畏的思想，建立了不朽的事功。梁启超认为他“在近代学术界极其伟大，在政治和军事上亦有很大勋业。”[3]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4]孙中山更是赞叹道：“心之为用大矣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