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其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上海《新闻报》的《评新文化运动》一文：“夫语以耳辨，徒资口谈；文以目辨，更贵成诵。则其取音之繁简连截，有其自然，不可强混。如园有桃，笔之于书，词义俱完，今曰此于语未合也，必曰园里有桃子树。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

    说起来，这个错误确实比较低级，也难怪要被鲁迅抓住了痛殴。不过章老先生的学问，我还是很景仰的，毕竟全知全能的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精力有限，是以才有术有专攻这一说，而这小学又原本是项十分令人头大的科目，不好以此就彻底非议章老先生的学问和见识。当然，在论战的时候被人抓住破绽做了把柄，那也只好低头没话说。

    逸闻说完，继续说“士”。

    中国士人，历来重视士节。秦以前士人的理想规范有“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吕氏春秋·士节》。等，其中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出则求为帝王师，相当地理想主义。

    而那个时期的君主，也大多对士人表现出了颇多的尊重和容忍，是以孔子有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可见当时的君主和士人关系的社会准则，与后来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人认为君主和士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是靠相互尊重来维系的，而《礼记·曲礼》中所说的“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和规范，则是保障士人能秉持其理想并仗节执言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那个时期“士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