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集体安全问题远重于个人私利，集体的安全是个人安全的保证，公利成为私利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公共问题上群策群力，寻求万全之策，正是部族生存需要。而且，由于部族之间的残酷竞争，每个部族都必须保证团结才有力量，创造团结和公正的局面能够赢来万众归心的荣誉，而荣誉正是维持权威的保证，因此，对于远古的部族首领来说，强调公共利益和公共生活对于部族的生存和命运都应该是个有利的策略。因此，在古希腊城邦之前早有公共生活也不足为奇。

    尽管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并非完全创新，但它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它创造了具有明确政治含义的“公民”，这是以前没有的。亚里士多德从公民去理解和定义城邦，确实是看到了城邦的本质。可以说，在公共生活的发展史中，由公民以及公民的公共政治所定义的城邦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它通过创造公民而把远古部族的公共原则发展成为一个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政治制度，它所创造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某些方面上的“先进性”甚至超过现代民主制度。古希腊盛世的执政官伯利克里在一个后来被称为最早的民主宣言的讲演中以夸张的自豪感说出：“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而不是我们模仿任何其他人的。我们的制度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端时，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的日常生活也一样”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1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