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2）

    城邦制度一般被归功于提秀斯（Theseus）、梭伦（Solon）和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的努力。提秀斯取消了古希腊诸部各自的部族会议，在雅典建立了以核心城市为基地的公共政治中心（所谓“统一运动”，synoecism），还开辟了雅典最早的agora。后来梭伦又建立了更大更正规的agora。梭伦被认为是开创民主政治的关键人物。梭伦时期，许多古希腊人破产或负债而沦为奴隶，还有许多人由于经商、战争和游历而离开原属部族，却也没有归属别的部族，这些都搞乱了部族秩序和人们原来的身份，于是社会发生持续的混乱争斗，执政官梭伦对此甚感厌恶，他天才地想出了重整社会秩序的办法（前594年），先是取消了许多人无力偿还的债务，归还抵债的土地，赎回奴隶，最终废除了债务奴隶制，限制土地无限占有，然后根据人们的财产情况把古希腊人分成4个阶层，分别拥有不同的权力和承担不同的相应义务（虽然对贵族和富人仍然比较有利，但以财富取代血缘去规定身份是一个突破），但所有公民在公民大会的权利是同等的（知情、提问、辩论、议政、决定等），这一点决定了公民的政治影响力。另外，梭伦还承认那些不属于雅典传统部族的自由人成为公民，但考虑到传统部族的力量，他把外来人都算入第4等级。这个不够公正的遗留问题最后由克利斯提尼解决（前509年），他把人民按照居住地划分为100个乡和10大选区，人人注册成为平等的公民。这个政治改革完成了从部族向国家的演变，新的政治形式不再以人身关系而以财产和地域去规定公民身份。城邦还取消了唯一性的最高首领。在此之前，巴塞勒斯（军事首领兼宗教事务主持）这个职位大概相当于最高领导，类似国王（因为军队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力量）。城邦把最高职位削弱为联席执政官，一共9位执政官，其中三位是最高执政，分管国政、宗教和司法。梭伦时元老院有400人，后来被克利斯提尼改为500人议会，让普通公民有更多机会进入政府。元老院主席是纯属象征性的城邦最高首领，他主持盛大仪式和接见外国来使，看起来很是荣光，却并无实权，而且是由元老院成员轮流担任，每人只当值一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记载：“全邦人民轮番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城邦政治家就仅仅在当值的年月执掌政权”。(《政治学》，４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可以看出，城邦的权力非常分散，分权的程度超过现代社会。

    城邦制度的合理性与城邦的有限规模有关。柏拉图认为城邦最好是5　000公民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