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复兴之路（7）

    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些地方可能需要认真思考。例如，经济改革需要试点，出现了许多以行政区划为主体的实验区，从体制上看，就是扩大这些地方的权力。有些行政区划成了国中之国。这样究竟有什么长远的影响？有什么普遍的示范效应？是不是在鼓励国中之国的出现？会不会鼓励地方争权？如何既保证这些实验区有充分的实验空间，又保障国家政令的畅通，保障中央的权威，可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这些都必须从历史的角度认真思考。

    没有中央权威，就没有统一市场，就没有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运作的平台。

    在财富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地方权力过分扩张，就全国来看，并不是好事。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探索，就是防止富有阶层同地方权力的结合。中国几千年来，“士农工商”中“商”排最后，有重农抑商的传统。这既是文化问题，又是制度安排问题。我们从文化上反对那种对商业和市场经济的歧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剥夺商人经商致富的权利。所谓抑商，是指不允许商人（财富）同地方权力结合。因为财富同地方权力的结合，可能导致地方离心倾向的增加，导致中央政令不畅，导致**，导致扰民。现在建设市场经济，一方面决策权力分散，一方面财富高度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同某些权力的结合成为一种可能。假如财富同地方权力结合，对任何国家都是一种隐忧。强中央可以有效地防范这一点。

    现在许多宣扬“普世价值”的人，提倡地方自治或虚无缥缈的联邦制。这是将中国引入动荡的思路。中国在秦建立郡县制以后，大约在宋元以前，中央同地方的关系一直在探索中，常常出现地方尾大不掉的悲剧。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划分，几经变化，直到元以后，才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行省制度。所谓行省，既是地方政府，又是中央派出机构。在这种二重身份下，行省从来就不是完全独立和自治的一级政权主体。这种体制安排，有利于解决地方的独立倾向。而且，地方的权力，如行政、财政、监察、文教、考绩等等，又彼此分开，各自隶属中央不同部门。因此从元以降，到晚清，再没出现过地方割据的现象。

    中国自秦以后几千年的探索和结论值得认真吸取。

    这些经验包括两点：其一，省具有双重身份，它首先是中央的派出机构，然后才是地方管辖机构；其二，中央的网络必须覆盖全国。这也是中国1949年以后的体制安排的核心内容。几千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探索，我们不能置之不顾。

    这种二重安排，同美国目前的联邦和州的关系，有相似之处。

    西式民主导不出现代化

    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虚假命题。那就是，现代化必须同时也是“（西方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