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应当回避）等。而民主的重要环节就是群众路线。除了体制内部的监督外，还需要群众的直接监督。可以认真研究在吏治较好时期的一些具体做法，看看有没有可以在新时期条件下借鉴和运用的，让那些**者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恐惧。

    制度建设是可以有效治理**的。中国香港没有照抄西方的政治体制，**却得到了有效控制。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个证伪了“不照抄西方就不能治理**”这个假设的例子。香港的例子还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管治缺失，是管理不到位导致的。需要反思管治上的失误。

    第三，就是社会经济政策一定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大多数人服务。经济政策和经济资源不能大幅度地向少数人倾斜，即使合法的也要避免。只有这样，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才能通过社会经济政策而实现，而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才能成为实现社会价值的手段。比如通过经济政策合法地将公共资源转移到少数人手中这种事情，公众很难认定那就是吏治清廉。

    其实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民。安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能想尽办法去折腾老百姓。

    吏治清明是构建人道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当今中国的重要课题。

    强中央

    中央权威的强弱是世界大国兴衰的关键。要做好均贫富，抑豪强，严吏治，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构建人道的市场经济，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力。罗斯福之所以能有效推行“新政”，是因为他拥有高度授权的权力，罗斯福的经历值得借鉴。现在中国亟须的不是照搬西方的体制，恰恰相反，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

    可能人们会问，现在，中央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人财物，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提倡强中央呢？强化中央权威有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一是保证国家的统一。

    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权力分散、决策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权威、中央政策的权威更加重要。否则，会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许多利益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选择。弄不好，会出现各自为政、画地为牢、政令不通、政令不畅的局面。在危机情况下，这种政令不通还可能导致国家动荡，四分五裂。

    在强化中央权威方面，美国曾经有过漫长的争论，也有过曲折的经历。联邦和州权的争论，最后是通过内战得以解决的。在美国，现在的州政府，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服务性政府，真正的权威还是在联邦政府手上。州政府的大部分支出，必须仰赖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