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没有公平何谈法治和言论自由？（3）

    在贫富悬殊的情况下谈言论自由，结果是谁的财力雄厚，谁的言论就自由。大多数中下层人民往往沦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他们接受的往往是富有阶层有意识筛选后的信息，他们观点和偏好往往会受到这些信息的左右或影响。

    这一点在“民主选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选举过程中，那些有能力选择和分配社会信息的集团，可以控制或左右选举结果。这大约也是美国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为由，判定企业的政治捐款没有上限的原因。美国大资本在控制信息选择和传播方面是非常下工夫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并购和重组，大众传播媒介基本掌握在少数几家公司的手中。这少数几家公司其实就控制了社会大多数新闻的选择和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信息选择和不对称的现象更加严重。在有些国家，你会发现那些在商业上彼此竞争的媒体，在重大和敏感新闻的筛选、评论和立场上却通常惊人的一致。尽管它们在技术上、细节上有一些差异，但是在主要观点和价值判断上却缺乏多元化。是这个社会完全没有不同的观点，还是那些不同的观点被筛选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哪里？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它们都代表相同的利益和价值。

    在西方这种政治体制里，政治权力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谁控制社会信息的选择、流动和传播。

    选择和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从一个较长的周期来看，是影响社会权力结构变化的关键。因为，信息选择和信息传播可以影响意识形态的变迁，进而导致权力结构的变迁，最终导致一个国家优先选项的变化。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现代社会信息大爆炸，没有任何人可以收集、分析、处理所有信息。结果传播渠道在信息的选择和传播上扮演着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角色。只有那些被选择上的信息——哪怕是错误的信息——才可能被广泛传播，发挥社会影响。

    打个比方，任何一个社会，左派和右派都是少数。大多数是游离的中间人群。争取中间人群就成为左派或右派能否实现自己主张的关键。在和平竞争的环境下，这主要就取决于谁控制媒体或言论。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能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真理；当谎言被炒作成流行话题，就更有可能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事实。长此以往，听之任之，谎言就可能在社会里潜移默化。

    社会信息、意识形态如同广告产品。反复的广告轰炸可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那些假冒伪劣的信息，诸如那些故意曲解和丑化历史，在历史评价上以个别细节的真实而否定整个历史进程的真实等信息，如同假冒伪劣产品，只要被某些渠道选择上并被广为传播，同样会影响信息受体的价值偏好和选择。

    上面已经说明，在贫富悬殊状态下，西方的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少数人的特权。因此我们提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认真担负起社会主流信息的选择和传播功能。强有力地主导建设性信息的选择和传播，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的需要，是一种道义、一种责任，是保证体现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价值得以自由表达的一种方式。

    如果一种社会结构在舆论上放弃了自己，那这个社会结构就开始了自己的终结。

    美国的意识形态控制

    美国对信息的选择和传播非常注意。在美国，你批评政策是一回事，批评现存制度则是另一回事，而提倡打烂现有制度更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中国许多人都知道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麦卡锡主义”，而极少人知道HCUA——美国“众议院非美国行为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麦卡锡与这个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该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1969更名为“众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1975年并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与这个委员会有关的是“好莱坞黑名单”。“好莱坞黑名单”是20世纪40—60年代著名的事件。

    这个“黑名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由于政治信仰和政治关系而被禁止工作的艺术界人士的名单，主要包括好莱坞剧作家、导演、演员、音乐家以及其他娱乐界职业人士。被列入该名单的人士背景广泛，原因复杂。有些可能基于他们的政治倾向；有些可能被怀疑是美国**成员或其同情者；有的可能是由于他们不愿为当时的政治调查作证的行为；而有些人，则